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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考虑从他们的诉求里发掘一些带土腥味的所谓“地方概念”。如果以
后有学者愿意去发掘，我想这的确是一件有文化意义的事情，只是要注
意，在解释和谋求社会正义与寻找地方文化展品之间，还是应该有区分
的。
六、关于学术规范
写到这里，我不禁感叹：倘若这三位评论者对《权利》一书涉及的
几类专门学问及其进展情况多一点了解，同时，对课题的背景和运作以
及作者们的努力也多一点了解，他们对《权利》这本有许多缺陷和遗憾
的文集所做的评论或体会中肯一些。当然，这样的要求可能过高了。而
且，作为被批评者，我觉得我们从这样的角度来回应批评者，也是很不
合适的。正如我们不能要求小说评论家一定会写小说那样，我们也不能
要求学术评论家一定是熟悉或做过同类研究的。这大概是我们讨论学术
规范时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
不过，无论文艺评论，还是学术评论，都应该坚守一个公认的、起
码的准则——忠实原著，换言之，不能随意归纳他人见解，好用大字眼
来做结论，把有说成无，把无说成有，甚至自己树一个容易被批评的标
的又由自己来批评。我想，这个准则恐怕是无需讨论的。遗憾的是，不
知为什么，《权利》一书的主要评论者未能做到这一点。例如，主要的
批评文章多处称该书或该书的某某篇，为“传统”法学的做法，“注释
法学的再现”，“有法条主义的倾向”，或持“极简单的普适主义立场”，
但又不对这类实际上很模糊的大字眼作必要的解释。又如，前文提到的
朱文先假定该书作者们大都在做“批判历史、赞美当代”的“命题作文”，
然后对此展开评论，先假定该书“自称为法律社会学著作”，然后再律
之以他正试图去把握的法律社会学标准。朱文还有其他一些例子，如在
解释公法权利的理论模型里，霍菲尔德的范畴未来只是诸多环节中的一
个，在朱文里这个模型却被说成“是对霍菲尔德的四对范畴的推演”（《书
评》页22）。较严重的应推梁文。作者自云阅读该书未及一半（《书评》
页43），但这似乎并不妨碍他宣称这部书未能提供“超出我在日常生活
中获得的一般印象的东西”（同上页44），这也似乎不妨碍他力图对该
书作者们的理论、方法、“身份”、乃至相关课题的日常管理尽可能做
一些在他看来“有普遍意义”的结论（见同上页43—47）。这样来做文
章，是难免在学术上失范的。这里试举一例：
“在夏文看来，人类历史实际就是一部权利观念展开的历史。任何
事物的发展都可能有悖人类福祉，权利的发展却不会，这样，‘权利的
进化’就成为对历史上不同社会与文明‘作出优劣评判’的准绳”（页
19）。“自然，按这一标准衡量，中国社会与文明是处在人类发展的一
个较低阶段上”（《书评》页45）。
初读此文，颇觉不解。这类荒唐说法不可能是“在夏文看来”的，
遂疑印刷有误，找来原书对照，方知梁文在归纳和引述时对相应的原文
的含义和关键词做了一些极重要的改动和“归纳”，例如：
原文
1。“从初民社会到当代社会，我们可以看到，权利的观念、体系和
保护机制经历了一个渐进的漫长的演变（原书页5）。
2。“并非所有事物的发展都会增进人类的福祉”（原书页10）。
3。“我们可以根据体现和维护人类的尊严和价值的程度来对不同时
代、不同文明传统的社会正义作出优劣评判，但是不要忘记，每个时代、
每种文明传统里的社会正义都是人类的，都包含着或在最低限度的意义
上包含着为人类所共有的普遍道德原则，如行善、敬生、礼貌、公平、
抚幼、诚实勿欺、取财有道等。。。中西传统之别不过是理一而殊”。
（原书页19），“倘若因为‘人权’的语言符号最早产生于西方，见诸
于西方文化，便以为只有让所有的非西方文化传统‘西方文化’了，生
活于其中的人才有可能享有权利，那就不免荒唐了。这大概是文化沙文
主义和传统虚无主义在作怪”（原书页19—20）。
梁文
1。“人类历史实际就是一部权利观念展开的历史”（《书评》页45）。
2。“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可能有悖人类福祉，权利的发展却不会”（《书
评》页45）。
3。“这样，‘权利的进化’就成为对历史上不同社会与文明‘作出
优劣评判’的准绳”（页19）。“自然，按这一标准衡量，中国社会与
文明是处在人类发展的一个较低阶段上。。。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差不
多一百年了，人们思考问题仍然如此简单、绝对和武断。这种思想方法
本身的问题暂且不谈，在这种思想的指导和支配下探究“中国公民权利
意识”问题，是否有助于人们深入地了解现实，恐怕是值得怀疑的”（《书
评》页45－46）。
行文至此，墨兴已无。我再次感谢参加《权利》一书座谈的各位学
者，并希望这篇用两个周末草就的勉为其难的文字能邀来更多的对《权
利》一书的批评，以便我们把后续的研究做好。同时，也希望这篇勉为
其难的文字有益于在我们这一代学者里树立良好的学术风尚。另外，由
于对有关学科领域的知识不熟悉，加上时间有限，我只能主要以我个人
的文章为例答谢批评者并与之商榷，敬请《权利》一书的其他相关作者
赐谅。
社会中间层
——改革与中国的社团组织
王颖折晓叶孙炳耀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 年出版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中国社团①。。
景跃进执笔
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沿循自身的内在逻辑，引发
了一场及其壮观的社会变革。在这一变革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结构的调
整或重组无疑是最令人注目的领域之一，而政府与社团的新兴关系又是
其中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
《社会中间层——改革与中国的社团组织》（以下简称《社团》）
一书，虽然没有采用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但是，它以自己特有
的方式，几乎在每一章节涉及和讨论了这一问题。作者在大量经验材料
的基础上进行概括、提炼，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社团与政府关系的“百色
图”。毫无疑问，这些丰富的描述将极大地加深人们对转型中的中国国
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同时，也促使我们更深入地思考这一关系中的一
些重要问题。
一
改革以来，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是一个众所共认的事实。但
是，怎样认识和理解这一变化，学术界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就目前而
言，“市民社会论”的解释似乎影响更大一点（尤其在海外中国研究领
域）。［1］。。 庆幸的是，与《社团》作者一起在萧山市进行合作研究的英国
苏赛克斯大学高登·怀特（Gordon White）教授，恰好采用市民社会的
概念策略来研究中国社团现象。［2］。。 因此，将他们各自发表的研究成果比
照一番，不但对于理解中国社团现象是颇有裨益的，而且也为我们提供
了一条方便的叙说途径。
怀特教授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透视变化中的中国社团现象。
他的研究假设是：“中国经济改革所引发的市场关系发展和所有权的多
样化，与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出现及原有社会组织的调适这两者之间，
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虽然这一过程同西方社会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兴
起和资本主义从封建社会的产生之间的关系不可等同，但是，在下述意
义上它们之间确有相似之处：即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将导致经济以及它
与国家关系的迅速转型，以及同样程度的社会转型，并终将带来政治方
面的后果。”［3］。。 由这一假设推演，在（今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权力平
衡关系中，情势将对市民社会有利；公域与私域的界线将更加分明；个
人和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空间将扩大，社会利益和组织将获得自主性，
它们影响国家的能力也会增大。（在这里，“市民社会”被理解为市场
关系扩展的组织成就，是随后出现的基于自愿参与、享有某种自主性的
社会组织的新领域。）
为方便起见，不妨将怀特的（与我们的论题紧密相关的）研究预设
概括成以下几个方面：
① 本书评的写作由邓正来先生策划，它是“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组”一个子项目的副产品。书评稿几经课题
组的读书讨论会商议。参加讨论的有邓正来、张晓劲、程农、王铭铭诸君。书评所表达的主要观点，反映
了集体讨论的意见。
（1）市场改革导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
（2）这一关系变化的特征是市民社会的出现；
（3）市民社会与国家在结构上是分离的，而且随改革的深入，其界
限将更加明显；
（4）市民社会的功能（在新形势下）是作为国家与社会的中介，代
表和保护个人利益等等；
（5）市民社会的力量将日益增大，最终取得权力平衡中的有利位
置。
对萧山市社团考察的结果表明，经验现实基本上与上述假设不相吻
合。［4］ 然而，有趣的是，怀特并没有因此而抛弃（或否定或修改）自己
的研究框架和概念策略。他的解释是，中国的市民社会之所以尚处于萌
芽状态，乃是因为经济改革的不彻底性，国家在经济领域中保持着主导
地位，市民社会要素的出现时间太短等等。在怀特那里，现实与假设的
差距被未来历史的期望所弥补。于是，兜了一圈以后，又回到研究假设
本身：经济改革的内在动力将改变现实状况。非国家部门的扩张将逐渐
削弱国家的主导地位。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个较强大的“市民社会”将
出现。它将具有较多的“私域”特征，获得较大的自主地位，对国家发
挥较大的影响力，并更多地对其成员负责。［5］
相比于怀特的研究，《社团》一书显然具有自己的不同特色。（该
书对社团与政府关系的讨论，所涉甚广，但其中最能体现此一关系的，
恐怕莫过于社团的“半官半民”特点了。它反映在两个方面，即静态的
组织构成与动态的中介功能。因此，下面的讨论将围绕这一中轴，与怀
特的观点比照进行。）
与怀特一样，《社团》作者也假定经济改革引发了国家与社会（政
府与社团）关系的变化。但这只是出发点的一致而已，接下来便分道扬
镳了。虽然在具体研究的操作方面，亦有一些相似之处（如对社团采取
官方、半官半民、民间的三分法分类，从两个方面——国家对社团的控
制、管理以及社团表达利益、影响政府政策的作用——来考察国家与社
会的相互关系等等），但是，与怀特不同，作者没有采用市民社会的概
念图式来透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是采用“分化…整合”的分析框架（页
11，本文标注的页码均自《社团》一书——笔者注）。如何评介这两种
分析框架的利弊得失，不是本文的任务。对于我们的分析来说，重要的
是，由于分析框架的不同，形成了一种整体性的概念制约关系。因此，
虽然同样采用“半官半民”的术语，但它们明显处于不同的认知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