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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例如页42。
＇17＇ Ardant，“Finacial Policy and Economic Infrastructure of Modern States and
Na…tions”，in C。Tilly ed。，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1975，
Princetion，pp。164…242。
＇18＇费孝通：《乡土重建》，观察社1942 年版。
＇19＇同＇12＇页230 及以次。
＇20＇根据最早在社会理论中系统研究公民权理论的马歇尔（T Mashall）的观点，西方公民
权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的历史进程，即18 世纪的市民权利，19 世纪的政治权利和20 世纪的
社会权利。
＇21＇同＇2＇页116。
＇22＇《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页22—23。
＇23＇ Mann，“The Autonomous Power ofthe State：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vol。25：185…212。曼的观点实际上与我
们上面对国家政权内卷化和经济内卷化的相互关联的论述十分近似。
＇24＇A。Stepan，“State Power and the Strength of Civil Society in the Southern Coneof
Latin American”，in P。Evans et al ed。，Bring the state back in，Cambridge，1985，pp。317…343。
＇25＇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
局1989 年版。
＇26＇同＇22＇页18 以下。
评《中国民族特性的探索》
邓勇
从西方人最初认识中国以来，便对中国文明的凝聚力大惑不解，不
少早期的传教士和旅行者致力于求解这么一个谜：到底是什么力量把中
国凝聚在一起，历经几千年盛衰荣辱而绵绵不息？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
争以来，中国的传统秩序和特性首次受到致命的挑战，国人从此便开始
了寻找一个既是中国又是现代化的新民族特性的漫长而痛苦的历程。一
次次的努力均遭挫败，中国人付出了无数的代价，遭受了无数的伤痛，
东方的巨龙伤痕累累，却永远不失凌空腾飞之志。
伴随这一痛苦求索的是内政外交的巨烈震荡。一个多世纪内忧外患
后建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却并未能终止中国对于自我特性的探寻，相
反，自我特性的危机不断，中国更加猛烈、执着地追寻那扑朔迷离、界
定模糊的民族特性。外交上，中国被列强强行拖入国际体系以来，便从
未安份过自己的位置，而是不断地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地位。中国是冷战
时代唯一被美、苏两霸都曾考虑使用核武器攻击的国家。中国与国际体
系的关系历经了最深刻的变化，五十年代一边倒，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
会主义阵营，以推翻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为目标；六十年代，
中国与两个超级霸权为敌，基本上退出了国际社会；七十年代末以来，
中国重返世界，开始利用国际体系所提供的各种机会发展自己的经济；
但1989 年以后，再次使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出了“问题”。关于近代
中国以来的最重要问题便是：为什么中国寻找界定一个稳定的民族特性
过程是那么的痛苦曲折、充满激荡呢？
美国学者 Lowell Dittmer 和 Sammel Kim 最近主编的《中国民族特
性的探索》一书试图对上面的问题提供一些答案。National Identity
这一概念没有中文的对等词，在这里我姑且译为民族特性。爱米尔·杜
克海姆（Emile Durkheim）、席格芒·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乔
治·米德（George Mead）均对民族特性的研究有所涉及，但这一概念成
为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严肃课题则是二战以后的事，并直接受 ErikH。Erikson 四十年代中叶对个人心理社会特征分析的影响。但由于实证主
义和功能主义很快统领社会科学研究，使有关民族主义和民族特征的研
究不再时兴了。八十年代初以来，文化批评，后结构主义等学说兴起，
再一次引发民族特性问题的研究。冷战结束以来，种族纷争、文明冲突
的现象和学说进一步凸显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意义。本书便是这一学术思
潮背景下的产物。
本书共分十章，两位主编合作撰写的第一章和最后一章把对中国民
族特性的探讨置于更广泛的理论文献之中，特别对悉尼·维巴（SidneyVerba）和白鲁恂（Lucian Pye）早期关于民族特性的界定做了补充和修
正。维巴和白鲁恂强调民族特性的界定主要是划定国家的界线，即根据
地域、语言、种族、血缘、政治文化等因素确定谁应被包括，谁应被排
出。这一论点成为政治学中现代化学派的基本假设。Dittmer 和Kim 则认
为，民族特性的界定更重要的还应涉及为什么一个民族会认同一个国
家，什么是他们所认同的，因此，民族特性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
过程和不断求索的旅途，是关系性的而不是孤立的特性和实体。
接下来每位作者对中国追求民族特性的不同侧面进行了探讨。
Michael Ng…Quinn 关于古代中国民族特性的文章，基本上接受了费正清
和列文森（John King Fairbank＆Joseph Leve…son）提出的“文化主义
到民族主义”论题的基本假设，认为上世纪之交，中国民族主义萌生并
彻底取代传统文化特性。但Ng…Quinn 并不认为文化主义与民族主义是相
互矛盾，互不相容的。相反，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往往是以国家为中心，
由国家干预并在与其他社会的互动中确定的。Michael Hunt 着重勾勒出
面对西方入侵，中国知识分子、政治精英们如何把建立维持一个强大的
国家（State）当成摆脱危机的唯一出路。
与别的作者不同，James。L。Watson 不从以国家为中心的角度，而从
自下而上的人类学角度去解释凝聚中华文明的文化因素。他认为，不管
朝代如何更迭，政治如何变迁，中国人还是中国人的文化特征却连绵不
断，而这一文化特征的确立与维系，不是依靠什么高深莫测的信仰，而
是靠普通百姓参与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的仪式体系而完成的。换言之，
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不是因为他那样去“想”，而是因为他那样去
“做”。 Richard W。Wilson 又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支撑传统集体至上、
等级森严的儒家秩序的忠孝思想，如何逐渐被强调公平、个人自由和法
治的权利和义务观所侵蚀。
Merle Goldman，Perry Link 和 Su Wei 合作的文章探讨了邓小平时
代中国知识分子逐渐对国家幻灭的心路历程。中国知识精英们已开始将
党、国家、民族（或人民）的概念区别开来，知识分子独立意识的觉醒
被认为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一大决裂。Lynn White 和 Li Cheng 合著的
文章探讨了中国沿海三地即广东、台湾、香港的自我特性如何受到各种
力量的牵扯，及地区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特征如何并存，相互增强的现
象。Peter Van Ness 和 Robert Scalapino 的文章则把民族特性的探索
置于中国对外关系中加以考察。Van Ness 认为，中国只有在六十年代才
真正实施过第三世界路线，八十年代则是以现代化和向西方开放为主
线，中国对第三世界的认同已无多大实际性意义。Scalapino 文章基本上
是对中国近年与东亚邻国关系的一个纵览。
这些文章尽管没有很多创造性研究的新发现，却从不同侧面提供了
关于中国民族特性探索的诸多真知灼见。不过，该书也难逃一般论文集
的通病，整体理论框架仍常有不一致、甚至矛盾的地方。每一位作者都
必须先提出自己的操作性定义才继续其主题讨论。最明显的是，民族特
性主要是一种原初的情感认同还是易受环境影响的情景式认同，是否应
该从国家为中心的角度去考察民族特性的界定，本书作者对这些问题明
显未达成共识，甚至在同一作者的文章中都存在自相矛盾的观点。不过，
应该指出，民族特性这一概念本身就充满了不同的定义，不同的作者从
不同的学科，以不同的角度往往提出截然不同的看法。
该书有说服力地说明了1989年事件给中国民族的自我界定所带来的
危机。但国家和知识分子们如何去应对这一危机的问题却没有得到真正
理性的分析，书中作者往往一厢情愿，夸大中国知识阶层与国家的决裂。
笔者不同意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由“补天派”变成“拆天派”的结论，中
国知识分子追求自己独立人格依然是一个正在继续的过程，并在市民社
会和重商主义并生的时代又遭到了更多的挑战与机遇。
后冷战时代是意识形态衰落的时代，民族主义如何被动员操纵以填
充意识形态的空白，稳定剧变中的社会秩序，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课
题。遗憾的是，本书作者并未多做探讨。九十年代以来，以借鉴东亚新
权威主义（或曰权威多元格局）并逐渐回归传统文化和本土特性的新一
轮自我特性的界定，的确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研究。
书中从外交方面探讨民族特性的文章均是从国际关系理论中所谓的
“第二种印象”（Second image）角度出发的，强调国内自我界定的变
化如何影响对外关系。鉴于当今中国的国际化特征，我们应更明确地考
察国际和国内力量如何互动影响中国自我民族特性的求索与界定。最
后，Van Ness 还应考虑中国在国际上对台湾外交攻势的对应，如何影响
其第三世界政策。
总体而言，尽管有不少缺失，该书仍不失为一本杰出的学术著作，
值得学界注意。它提出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我国学者应加入
这一场新的关于寻找我们自己的讨论，这在理论和现实的意义上都是再
重要不过的了。中国民族特性的求索既是属于世界，更是属于我们自己
的重大课题。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理论建构问题的一个案例
——评葛登·怀特的《骑虎难下》
徐斯勤
一
自七十年代末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已分别自经
济学、社会学及政治学各学科领域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及理论化尝试。
作为政治学的学习者，笔者注意到，欧美政治学界在这两种层次上的研
究成果质量上似乎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亦即，以个别经济部门或地区
为基础的经验性研究层出不穷，而能兼顾全局由博返约的理论建构工作
则至今仍旧为数不多。关于中国经改的政治学建构取向成果，主要出现
在1992 年之后。＇1＇葛登·怀特在1993 年出版的这本书中，如同其他在
上一年度出现的理论性作品一般，企图通过对经改实际过程的分析，寻
绎出影响经改步骤、速度、方向，及实质结果的政治因素与动力。此外，
不同于他人的是，怀特此书中不仅仅及于改革的政策过程，同时也着重
分析了发动经改的政治成因和经改产生的政治效果。
在此一论述过程中，怀特环绕着三个核心概念，分别提出了三个主
要论证。首先，相较于东亚其他地区，中国的“发展型国家”
（developmental state）作为促进经改成长的主要规划者及干预者，在
1949—79 年间所采取的毛式发展策略，不但未能达成发展目标，而且造
成了削弱统治政权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