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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他们认为伴随着晚清帝国的衰落，精英
在地方事务中已经开始发挥支配性的作用，兰金用“精英行动主义”（elit
activism），罗威廉用“社会行动主义”（social activism），史特兰
用“市民行动主义”（civil activism）分别论述了浙江、汉口和北京
地区精英的自主性活动。但他们的研究有两点值得分析：首先，从他们
对精英参与形成“公共领域”的活动的描述来看，大多局限于国家科层
体制由于管理上的薄弱而难以处理的地方事务，用孔斐力的话说“它只
是官治的补充”＇19＇。这种“自治”与哈贝马斯以及整个西方学界论述公
众领域的侧重点是存在很大差别的。西方理论界关注的“公共领域”是
与公民权（citizen…ship）问题相联系的，特别是与公民权中的市民权
利（civilright）和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密切相关＇20＇。但兰
金等人论述的精英活动则更多与管理有关，而并非与权利有关。兰金本
人也承认她所说的是“管理性公共领域”，但这种并非旨在重新界定国
家与社会的权利分割与安排的“管理型公共领域”与韦伯对中华帝国强
大的地方自治势力的论述又有多大差别呢？而韦伯本人在半个多世纪前
曾告诫说：
“。。中国议论颇多的‘民主制’的载体，它与‘现代的’民主制
毫无共同之处。它所体现的毋宁是：1。封建等级制的进一步废除；2。家
长官僚体制的涣散性；3。宗法制氏族的坚不可摧与无所不能。”＇21＇
尽管兰金等人论述的精英活动不仅限于氏族组织，但黄宗智所谓不
要将哈贝马斯应用于西方社会的概念简单地应用于中国“表面十分相似
的历史过程”的告诫仍是值得注意的＇22＇。
有关公众领域研究的另一个危险的“陷阱”就是周锡瑞和兰金指出
的国家与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不应简单地看作是一个此消彼长的零
和博奕。国家自主性理论的代表人物曼（Mann）指出国家的基础权力
（infrastructual power）与市民社会的发展存在着辩证地相互促进的
关系＇23＇。斯特潘（A。Stepan）在分析拉美南锥体国家中国家权力与市民
社会强度的关系时指出存在四种可能的情况，除了零和博奕外，还存在
共同增长（正和博奕），共同衰落（负和博奕），以及国家机器外运作
的行动者权力上升，国家内运作的人权力下降的几种情况＇24＇。现在要对
中国近代社会的国家权力与市民社会（如果存在的话）强度的关系属于
哪一种类型做出准确的判断为时尚早。但现有的一些研究往往倾向于将
中国近代社会理解为帝国的衰落使市民社会自然兴起这样一个“此消彼
长”的过程，这种简单化理解会妨碍更进一步地具体分析国家、社会与
精英的复杂关系，因此应小心地避免这一假设。
四
柯文（Paul Cohen）曾在一本产生广泛影响的书中提出要“走向以
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25＇。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从汉弥尔顿所说的
那种“否定性问题”转向真正的本土性研究，以把握中国历史的特殊性，
地方精英理论恰恰在这方面提供了许多方法论上的有益启示。
黄宗智认为中国研究正处于一种规范认识危机之中，这种范式危机
的根源实际上是各种中国研究理论背后的“西方中心论”的假设与中国
现实的冲突，因而从方法论角度看，要摆脱危机必须从微观的社会研究
入手，以“再现”中国社会的真实的结构和过程＇26＇。而地方精英理论往
往以一个县甚至一个乡为分析单位，结合年鉴史学的“总体历史观”和
人类学的实地研究深入分析这一地方社会的复杂社会结构和经济、文
化、权力关系，从而为我们更多的理解中国近百年社会变迁的动态过程
提供了基础。班夫讨论会的绝大多数文章和杜赞奇的专著以及地方史学
者许多类似的研究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色。由于集中于一个细节或局
部，这些研究者往往能更好地处理一些以往被忽视的或难以解决的重大
问题，结构与能动作用（agen…cy）的关系就是其中一例。
在斯考克波尔分析国家与社会革命的关系时，她力图校正帕森斯、
斯梅尔塞（ N。Smelser）的唯意愿论历史（ volun…tarism），所以极力
强调革命不是预先设计而成的，用她那句著名的话就是：“革命不是创
造的，而是到来的”。但这种过于强调结构性的结论很难充分解释为什
么在晚清衰败后的半个世纪中，最后是共产党人成功地建立了强有力的
国家政权。地方精英理论在不忽视结构因素的同时，强调社会精英的能
动作用。萧邦齐在分析萧山革命过程时，指出一个投身革命的地方精英
本人的生活轨迹（参加革命和中年猝死）和个人活动如何影响了整个萧
山地区的革命动员过程。杜赞奇也强调共产党革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
是依赖十分复杂的大众动员策略。
地方精英理论解决这些重要理论问题的一个常用概念就是“策略”，
这一概念象征地方精英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历史学与其它社会科学
的结合，这是地方精英理论在方法论上的另一个重要启示。当代许多重
要的学者，如社会学家出身的吉登斯和社会史学家出身的蒂利
（C。Tilly），都极力主张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融合。地方精英理论广泛
地借用了人类学、社会学理论的概念，如吉尔茨的“内卷化”，葛兰西
（A。Gramsci）的“文化霸权”，特纳（V。Turner）对“场域”（fields）
和“舞台”（arenae）的区别，福柯对权力的论述，以及布迪厄
（P。Bourdien）对场域、策略、惯习和各种资本形式的分析。这种地方
精英理论无论在理论深度和视界的开阔性上都大大超越了传统的士绅理
论，也为两门在社会理论的经典时代（马克思和韦伯）以后分道扬镳的
学科的重新会合做出了贡献。
最后，地方精英理论不仅有助于理解过去，还可以帮助我们思考现
在。精英一词在当代中国研究中也已广泛使用。维克托·倪（Victor Nee）
探讨了市场过渡过程中的精英循环过程；王汉生则进一步分析地方工业
化水平和方式对地方精英构成的影响。维维恩·徐（Vivenne Shue）分
析了精英权力斗争与中国政体的发展。孙立平则探讨了改革前后中国大
陆国家、民间统治精英及民众间互动关系的演变。而杜赞奇在《文化、
权力与国家》一书的结尾，暗示当代中国正重新面对国家政权、地方精
英与地方社会关系的问题。不过在近代史研究和当代研究中，精英的用
法是存在分歧的，近代史研究中的精英更多与地方社区的活动有关，而
当代研究中的精英，似乎与西方国家社会理论中的所谓“精英”模式更
为接近，强调精英与制度、组织的关联。不过这种分歧也许部分还与下
面要谈到近代史地方精英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有关。
用地方精英“代替”士绅，并不意味着解决黄宗智所谈的中国研究
的范式危机的全部问题，除了上面我们提到的精英活动与“市民社会”
或“公共领域”关系的问题以外，至少在以下三个问题上倡导地方精英
理论的学者还未能给我们以令人满意的答案。首先，精英和民众的区别
究竟是什么，现有的地方精英理论是否忽视了民众对精英活动的某种限
制，而不仅仅是精英对民众的庇护。也就是说，地方精英理论只强调吉
登斯“控制辩证法”（Dialectic of control）自上而下的一面，而忽
视了自下而上的一面。其次，应用特纳的区别，地方精英有过于偏重地
方（权力斗争的）舞台，而忽视了纵向的国际——国家——地方的制度
场域的倾向，尽管并非所有的学者都如此，杜赞奇的理论在这方面的缺
陷就没有那么明显，但他和其它地方精英学者一样，未能发展出一套有
关国家和制度的系统理论；第二个问题引出了第三个问题，即理论的整
合问题；当杜赞奇说从局部制度出发的有关中国社会的“叙事”不可能
再提供一个识别单一主导性的社会变迁形式的框架。他无疑是对的，当
他指出社会史学者应放弃形成可证伪的命题的理想，他也是有道理的，
但如果他因此认为，有关中国社会的理论图景，就只是无数色彩斑斓的
有关地方社会的“微型叙事”组成的“镜嵌画”，那他很可能错了。在
“士绅社会”的理论模式逐渐崩溃后，特别是国家——士绅——农民这
种“大一统”模式瓦解后，地方精英学者似乎只一味强调国家与地方精
英、民众不同的利益差别，而未能重新给出一个有关三者关系的新理论，
实际这正是地方精英理论缺乏“整合性”和相对“积累性”的原因。而
事实上在“大一统”的模式和简单的理论堆集两个极端之间存在许多可
能的理论模式，可以既避免传统理论的简单化、片面性，而又不陷入布
劳代尔所说的“破碎的历史”。而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不是探寻中国历
史特殊性的一个好办法。
注释
＇1＇至少就杜赞奇而言，这样一个错误是来自孔斐力和琼斯的研究。参看杜赞奇一书的页
31。
＇2＇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Berkeley，1987，pp。1041…1501。
＇3＇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页23。
＇4＇例如J。Hall，“General mentary”to The State，Routledge，1994。
＇5＇同上，页21，并参见页110以后。
＇6＇同＇1＇。
＇7＇同上，《儒教与道教》中也有类似提法。
＇8＇ Gary Hamilton，“Why No Capitalism In China？ Negative Questions in Historical，
parative Research”，in A。Buss ed。，Max Weber in Asian Studies。
＇9＇吴晗、费孝通等著：《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10＇参见《帝国的政治体系》，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
＇11＇T。 Skocpol，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A Ca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and China，Cambridge，1979。
＇12＇孔斐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 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版。
＇13＇以上资料均来自张仲礼的《中国士绅：关于其在19 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的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版。这里的数字还应剔除许多对社会活动不积极的士绅，这部分士
绅在张仲礼所统计的时期内大概从14％到50％不等。实际上张仲礼的统计材料已经表明在士绅
的活动中更多与地方社会的利益有关，而带有明显“中介性”色彩的活动不超过20％。
＇14＇ Keith Schoppa，“Power，Legitimacy and Symbol：local elites and the jute
creekEmbankment case”，p。140，见周锡瑞和兰金编辑的文集。
＇15＇更全面的定义见杜赞奇此书的页68。
＇16＇例如页42。
＇17＇ Ardant，“Finacial Policy and Economic Infrastructure of Modern States and
Na…tions”，in C。Tilly ed。，The Formation of 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