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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战争时期是很难加以区分的。事实上，为了满足革命战争的财力、
人力动员，而调整或强化解决土地问题的政策、措施的实例相当之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政策的频繁波动，固然有指导思想错误和实际经
验不足的原因，但革命战争的需要实是不断发起激烈斗争的主因。＇12＇
抗日战争时期也是如此，例如1941 年1 月冀中宣布停征田赋，开始推行
统一累进税后，负担面扩大到70—80％，地主负担最多者占其收益的40％左右；＇13＇1942 年5 月2 日公布的经修订后的《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
则》，又规定地主负担不超过收入的70％＇14＇，这说明前一年公布的标准
并未认真执行，主要原因是进入困难时期的财政需要。如果我们认真分
析，就可以发现，直到1942 年，华北各根据地都不同程度地承认减租减
息政策执行得不彻底不普遍，刘少奇把这作为“基本群众没有普遍深入
的发动组织起来与改善其生活”的主要原因＇15＇，其中也包含克服困难的
因素。真正通过减租减息而改变乡村阶级构成的主要在1944 年、1945
年的新恢复区，在那里，原来的富有者在财政上已没有了特别重要的意
义，贫苦农民却因战争破坏和自然灾害生计十分艰难，直接给他们以看
得见的物质利益，而为战后格局进行战时最大规模的动员，就成为十分
必要的了。
战时的税制改革，温和的减租减息政策，再加上简单的互助合作，
著者称之为静悄悄的革命，是革命的蜜月时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革
命领袖的主张能够深入农村，激起广大贫苦农民对平等和未来的向往与
信心，乡村组织也渗入了传统的政治自治、经济互助的民主原则，从而
使得群众起来支持一场社会主义的革命。但是，著者的本意并不是要颂
扬完美的结合，而是极力强调精英与农民之间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巨大差
距，按照革命领袖的意志，战时蜜月很快便结束了，随着急进的合作化
运动和冒险的“大跃进”，革命转入低落的曲折过程。
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著者的分析焦点转为市场问题。与税
制问题相比，市场问题的内容更为宽泛，所反映的各种关联也要复杂得
多，著者以为，革命之后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其本质是一个市场问
题，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部实质。
近年来绝大多数经济史学家都认为，中国传统农村社会对市场的依
赖关系可能要比以往研究所认为的更多，《乡村》著者也是同样。战前，
在饶阳就有许多农民被强行排斥出土地而抛向市场，或去城市或闯关
东，或被迫扩大农业商品化生产比例，耿长锁的父亲就是一个去饶阳城
做工的制绳者，耿本人在18 岁时也走上了这条路。三十年代初的大萧条
冲击也波及饶阳，更严重的是政治动荡和外国入侵摧毁了许多农家，引
起市场衰退和社会动乱。然而，一场旨在争夺市场的战争最后并不是朝
向恢复市场，而是向着由国家严格控制农副产品贸易的方向发展，受伤
害最严重的恰恰是农村中的最贫困阶层。＇16＇
由此推论，著者以为五十年代初期出现的经济迅速恢复，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政治安定后的商品长途贩运贸易的活跃，其中虽有小量的超额
利润，但刺激了经济活力，增加了税收和竞争。这是一只会下金蛋的鹅。
很快，先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中国被强行排斥在国际市场之外，而后自
1953 年始，国家政策完全阻塞了国内市场，国家以低价垄断粮、棉等主
要农副产品的购销，以期用农民有限的剩余去支持宠大的城市工业化和
国防建设的需要。在1953 年，贫穷的饶阳农村就已经展开了对农村商业
的社会主义战争，小型的农业合作社也开始尝试向更高程度的核算单位
过渡。会下金蛋的鹅被宰杀，农民也就更紧密地依附于国家，在文化上
最终导致了反智化和反城市化倾向的保守运动。
《乡村》所描绘的革命是一个衰退——革命——扭曲的三部曲，著
者声称这是一个无力解决历史基本问题的痛苦的发展过程。透过税制改
革和市场问题，著者告诉我们的是：在革命的两端，农民面对国家，都
是处于改变自身地位的极端乏力的位置。这自然会对革命问题产生一些
疑问。
中国革命的遗产
随着时间的推移，《乡村》著者的兴趣由中国革命为什么会发生，
或革命是否可以避免以及革命的特质，转向了考察革命的结果，从结果
再回过头来研究革命自身的问题。
著者在书中反复强调，中国革命后的建设道路之所以曲折艰难，其
原因大部都隐伏于中国革命的过程之中。这就是所谓革命留给历史发展
的遗产。
中国革命的特征给革命过程打下了深刻的显而易见的军事化倾向。
《乡村》著者认为，在整个社会联系网络中，强烈的国家束缚源于最先
在农村开展工作的是革命军队，而军队的介入，使得农村社会乃至整个
国家的改造具有了暴力和压迫的文化色彩，结果传统中国农村的某些地
域性、封闭性、落后性的属性，在革命之后反趋加强了。
众所周知，抗战爆发前共产党在华北的组织是十分零碎分散的，活
动范围和能力也不大。在八路军刚刚开进华北前线之际，毛泽东就明确
规定其主要任务是分兵发动群众。每一块敌后根据地的开辟、巩固和发
展，都与一支革命军队的斗争、壮大密不可分。另一方面，战时农村社
会的最大变革当属社会的组织化，原来松散无序的农村社会由党、政、
军、民不同的组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组织的首要目标都是争取战争
的胜利，各组织形式和作用都服务于战争需要，并且越来越趋向于集中
统一的领导。暴力是催化剂又是凝合剂，当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为生存
而组织起来，组织的价值必然以军事和动员的实效为标准。但是，军事
民主与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又是有区别的，军事民主最关注的是统一指
挥、统一行动之下的最大限度的动员，而非个人的权力或家庭的利益。
对于组织军事化的影响，《乡村》著者简单地归之于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等级观念、权力崇拜以及非理性行为的回复与强化。但我们认为，
组织军事化的直接后果是上层政治运作和群众行为方式的群众运动化。
战前华北农村很难说有较大规模的有效动员。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战
争，战时动员就是全民族的总动员，特别是在敌后，许多战争需要都来
得十分急迫，因此，在动员方式上也就继承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办法，
即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组织网络，在一定时间内发起大规模的一
致行动的群众运动，以满足紧急战争动员和一般日常具体工作的需要。
抗战时期频繁发起的群众运动，都要求打破旧的家庭、村庄界限，为实
现统一的目标和服从整体的利益，采取一致的行动。群众运动的运作方
式与军事化的组织网络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特别是激烈斗争的大规模群
众运动，对个人的社会强制力是十分巨大的，处在运动中的个人往往很
难保持清醒的独立判断。到五十年代初，就已经发展到党中央一声号令，
人民群众就雷厉风行，在很短时间内就能掀起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高潮
的程度，社会动员能力是前所未有的，自然也就容易出现“一刀切”现
象。
抗战爆发后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而迸发出来的群众性的爱国主义热
情，是革命贡献的又一大遗产。《乡村》著者准确地指出了战时最广泛
的民族统一战线，是爱国主义得以光大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著者断言，
战争初期由于大批的农村上层分子参加到统一阵线之中，因而较为富有
者更加容易发动，当时农村中旧精英的后代起了领导作用。那么事实如
何呢？认真考察一下战前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的情况，就不难发现其中学
生、教员成份占据了党员的主要部分；分析战时农村各级党政领导干部
的成分构成，区、县干部中出身于中农以上家庭的占相当比例，而且级
别越高比重越大，在村一极，尽管更加强调阶级路线，但抗战前半期中
农掌权的现象也很普遍。＇17＇这种现象是由于贫苦农民文化水平低下和政
治斗争经验不足造成的。然而，著者所要强调的是：近代以来不断增长
的爱国主义情绪在中国革命中占据主导地位，革命的发动过程远非富人
剥削穷人，穷人造反参加革命军队，共产党领导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合
作化道路的公式一样简单；当绅士阶层没落之后，一批接受过新式教育
的乡村知识分子试图填补国家与乡村之间的中介位置。
抗日战争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残酷的民族战争，中间也包
含着阶级斗争的内容，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乡村》著者把这描绘成
革命过程中两种对立交叉的矛盾现象：一面是统一战线下静悄悄的革
命，一面传出的是激烈阶级斗争的恐怖之音。著者观察到了战时农村权
力核心不断向最贫苦阶级位移的现象，以为主因是战时动员的需要：领
导者需要贫苦农民贡献人力从事战争和生产；贫苦农民则利用战时政治
地位上升的机会谋求更多的经济利益。特别是在战争进入困难时期以及
将要取得最后胜利之时，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往往以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
形式来解决，从而影响战时民主原则的贯彻。随着权力结构和动员方式
的固定化，农民对于平等的美好愿望就以最为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最
终结果便是组织结构体系与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形成断裂。
著者把建国后时期政治民主和干部队伍建设出现的失误，主要归之
于源于革命时期的缺乏社会基础的阶级斗争方式的滥用。在以阶级斗争
为纲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之中，社会政治地位的沉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
个人的忠诚和接近权力核心的程度，而且这种现象在村级已经制度化
了。尽管建国后的政治运动频繁，但大多数村组织核心构成的变动并不
大，能够连续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掌权的村干部并不在少数，这与革命
前波动频繁的情况相比差距甚大。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基层组
织的作用受到较大冲击，但对基层组织构成的冲击并不大，在五公村，
只不过在1984 年，领导人由掌权近40 年的耿长锁换成了他的外孙张满
囤，其他大批昔日的先进典型的状况也可见一斑。著者的意图是旨在说
明中国各级组织结构中的共通的现象，此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十分流
行。
革命的又一遗产是战时社会改革中显露出来的农民群众走社会主义
道路的朴素愿望，耿长锁领导的五公村就是走合作化道路的旗帜。耿的
家庭在战争初期的税制改革中得到了一些好处，但未能巩固，1943 年在
日军扫荡和自然灾害的双重打击下，家庭沦落到了最悲惨的境地，就是
在这种情况下，耿依靠村中的群众团体，响应党和政府的大生产号召，
与几户贫苦农民联合起来生产自救，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
革命使农村社会趋向中农化，同时也出现了共同的贫困化和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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