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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往往将它们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联系起来加以探讨。
其次，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的新颖和独到之处在于，他不是孤立地、
片面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各种危机，而是从系统的角度，对这些危机
趋势的联系和转化加以考察。他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一个系统，将
这一系统划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子系统，并从系统的输入和产出
两个方面来讨论各种危机趋势的联系和转化。这种联系和转化简单说来
就是：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该社会的经济危机表现出新的形式，
即表现为产出危机——没有生产出必要数量的可供消费的价值，同时危
机转移到政治系统；自相矛盾的调节指令由市场转到行政系统，出现行
政系统的产出危机，即合理性危机——行政系统没有产出必要数量的合
理决策；而这种产出又是与没有投入“群众的忠诚”相关，因而在行政
系统上产生了合法化危机——即没有提供必要数量的普遍动机；这些投
入到行政系统的动因是由文化系统产出的，由于对资本主义的生存至关
重要的文化传统被损害，所以它没有产出必需数量的能激发人们去支持
决策者的动因，没有产生必要数量的能激发人们行动的意义，因而出现
了动因危机。由此可见，这四种类型的危机是密切相关、层层推进和互
为因果的。从哈贝马斯关于各种危机的联系和转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
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已不再局限于哪个领域、方面或部分，
而是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领域，这些危机不能分别加以
个别的解决，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正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不同于
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一大特点。由此可见，危机范围扩大了，程度
加深了。
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对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认
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危机趋势及其相互联系，对于克服西方社会
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中片面强调经济危机、忽视其他危机趋势的倾向是有
一定的启发意义的。如果我们将哈贝马斯的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与其
他学者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相比，可以发现哈贝马斯往往是技高一筹
的。的确，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特点及表现
形态作了相当详细、系统的分析，但是他们往往局限于经济系统讨论经
济危机，忽视杜会政治、文化系统的危机形式，更谈不上对各种危机形
式之间的关系作出分析。哈贝马斯超越了经济学家的眼界，对经济危机
的转移，它与其他危机形式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提出一个更广博、深
刻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理论。当代西方的一些社会理论家包
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也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尖
锐的批判，特别是揭露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异化现象，但
是他们更多地是对这些矛盾和表面化现象的列举，缺乏对其内在原因的
分析；相比之下，哈贝马斯高明之处在于，他不停止在表面现象之上，
而是试图从资本主义社会去探索矛盾危机的原因或危机的机制。同时，
与当代一些资产阶级的学者的观点相比，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更具批判
性。当代流行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如丹尼尔·贝尔的理论）往
往公开宣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没有矛盾和危机的社会，一个意识
形态终结的社会，它能够包容或克服自身的危机趋向；或宣称由于国家
干预，当代资本主义已成为“有计划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民主制
加上决策的科学方法及技术，使资本主义国家能做出合理决策，从而端
正社会的发展方向。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明显地否定了这些论点，更具
批判性。
但是，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是有严重缺陷的，这不仅是因为它的危
机理论往往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在于这个理论不成熟，有许多牵
强附会、自相矛盾的东西。我们着重从下列三个方面来讨论他的危机理
论的局限性：
第一，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能否包容系统危机尤其是经济危机的
问题。
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的焦点是合法性危机和同一性危机。他的主要
论点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类型已不再是系统危机（经济危机和合理
性危机），而是合法性危机和同一性危机。尽管在该社会中，经济危机
仍然不肯消声匿迹，但是，它爆发的可能性不大，它日益转移，被其他
危机形式所取代。在他看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系统危机尤其是
经济危机已被潜在地包容了。当然，这种危机包容以国家日益面临越来
越大的合法化压力作为代价。哈贝马斯的论证依赖于这样一个论断，当
代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控制它的潜在的系统危机（特别是经济危机），因
而经济危机已不再是主要的危机形式了。然而，哈贝马斯的这一论断在
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是不能成立的。
从理论上说，哈贝马斯关于经济危机的论证是建立在对民族国家的
考察，即建立在一个理想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中国家与经济日益变
化着的关系的考察的基础之上的。他对过去、现在的经济趋势的讨论很
少注意到国际资本主义的发展。他考虑到了一些与价值规律相联系的问
题，但是，他的参照系和脉胳背景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没有考虑国际资
本主义的关系。资本主义世界的创立依赖于国际市场，而当代更依赖于
国际贸易。在断言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可以被包容之前，必须对一国之
内的经济危机与国际市场中的危机趋势加以更好的研究。哈贝马斯并没
有作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因而他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展的逻辑
便值得怀疑，因为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的约束比哈贝马斯所
设想的更难控制和处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它
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不平
等关系和矛盾，对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起着重要的影响。没有
从这种关系的高度加以讨论，就不能够断言当代资本主义能够潜在地包
容经济危机。在这方面，后起的“新马克思主义”的依赖发展理论包括
华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的分析比哈贝马斯的讨论要高明得多。
从实践上看，哈贝马斯的论点——当代资本主义能够包容经济危机
——已被事实所驳倒。近几十年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表明，当代资本主义
并不能克服经济危机。战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不断深化，即经济危
机向纵深的方向发展，危机的次数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频繁，再生
产的周期呈现缩短的趋势。战后几十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不但出现了
几次重大的经济危机，而且以持续的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和高失业率为
主要内容的“滞胀”，严重地威胁着发达资本主义的世界。
第二，关于合法化危机与动因危机的边界及它们的地位问题。
哈贝马斯对于合法化危机与动因危机的划分边界是模糊不清的。他
在这两种立场——将它们视为两种有明确区别的危机形式和将它们设想
为一个单独的事件序列——之间徘徊不定。后一种立场在于他无法对与
这两种危机分别联系着的“普遍化的动因。”（generalised motivation）、
“行为激发意义”（action—motivation meaning）作出明确的区分。
依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合法化危机和动因危机是完全交织在一起的：合
法化危机是一种“普遍化动因”的危机，一种依赖于传统的“行为激发
意义”损害的危机；而动因危机则是一种缺乏群众忠诚的危机。这种混
乱部分地产生于哈贝马斯对社会凝聚方式的不充分的了解（即不恰当地
强调分享范式和价值在社会一体化中的中心地位）和过分强调“内在化”
在个人同一性和社会秩序的产生中的作用。对于哈贝马斯来说，社会的
一体化表示“那种言说和行动主体在其中是社会上相关的体制系统”；
而社会系统则被设想为“那些被象征性地结构化了的”“生活世界”。
由这种观点出发，人们可以将“一个社会的规范结构（价值和体制）主
题化”；各种事件或状态可以从它们对于社会同一性的依赖性的观点上
来加以解释。在哈贝马斯看来，一个社会的再生产是直接地与成功的社
会一体化相联系的，仅当社会的一体化受到威胁时，社会的动乱才能使
该社会的生存陷入危险。尽管哈贝马斯认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价值系统
与由个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意义结构存在着差别，但他对当
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中没有充分应用这种差别，他更没有将统治阶级
的规范、意义标准与人民群众的动机区别开来。这种超阶级的分析合法
化和动因危机的观点是不可能成功的。哈贝马斯也过高地估计了自由资
本主义的社会一体化，因为在该社会，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是不可能被
整合到资本主义制度中去的。
哈贝马斯过高地估计了合法化危机及动因在当代资本主义总危机趋
势中的地位，将它们抬高到危机主导形式的地位，从而否认了经济危机
的基础性地位。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
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是决定性的、第一位的东西，上层
建筑则是被决定的、第二位的东西；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
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政治的或观念的上层建筑迟早会发生
变化。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危机（包括政治危机和文化
意识形态的危机）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危机所决定的。哈贝马斯关于各种
危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的论述可以说是本末倒置的。这种片
面夸大政治的和观念的上层建筑作用的观点反映了整个“西方马克思主
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的确，我们承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
在着严重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危机，但却不能因此而否认经济
危机的存在，否认经济危机是主导性、基础性危机。哈贝马斯的错误在
于他过高地估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被合法化所威胁的程度，似乎合法
化、思想文化成了社会生活的唯一支柱，忘记了一个社会存在以及维护
统治还有更基本的东西——经济基础。
第三，关于如何看待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问题。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基
本上持否定的态度。他认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主要是关于自由资本主
义社会的危机理论，已不适应于当代或晚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危机趋势的
分析，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过时了。这是他在《合法
化危机》和其他著作中反复强调的一点。他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
中，危机已不再主要在经济系统中出现，而是转移到政治和文化系统，
主要的危机形式不是经济危机，而是合法化及动因危机，即使尚未转移
的经济系统的危机，也不再是马克思所论述的那种危机形式，而是以新
的形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