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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那样，把重点放在“民主”上。如果说民主的基础是自由的话，
那么自由的基础则在于法治。当然，他指出，西方的基于法治的自由民
主制国家并不足以解决引起争取人类解放运动的那些问题，但它是实现
这个理想的起码条件。＇5＇《民主和市民社会》一书的作者、英国的约翰·基
恩（John Keane）的注意重点虽然是在“民主”，而不是“自由”，但
他像波比奥一样认为民主与自由不可分，因而与法治、尤其是宪法不可
分。甚至连似乎同法律（普遍的规则系统、规则结构）格格不入的“解
构主义者”雅克斯·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也在最近说，“不一定
要赞成关于国家和统治阶级对国家的利用、关于国家权力和国家机构的
分化、关于政治之物的终结、政治的终结或关于国家的消亡的整个马克
思主义话语，也不必怀疑法的概念本身。。”＇6＇。但同样有意思的是，
德里达接着说，即使如此，马克思和马克思的精神也给我们以不可替代
的重要启示。50 年代后期，那时社会主义在欧洲也面临严重的危机（虽
然不及1989 年以后），当时最著名的法国哲学家萨特语出惊人地说：“马
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现在，同样是法国最著名哲学
家的德里达也说：“没有马克思，就没有未来”＇7＇。与萨特不同的是，
萨特在50 年代后期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提出要弥补马克思主义中的
“人学的空区”，而德里达却并没明确地提出要填补什么“空区”——
他的兴趣不在于填补空区这种建设性的工作，而在于诉诸马克思的种种
“幽灵”对当代社会、尤其是当代国际社会进行批判性的工作。但从80
年代末、90 年代初西方左翼思想界的总的气氛来看，我们却似乎也可以
感到有一种“填补空区”的建设性的要求或努力。不过这次的重点不是
填补“人学的空区”，而是填补“法学的空区”。在不少西方左翼思想
家看来，造成社会主义的危机的，不仅仅是、或不主要是对人作为历史
的主体和高于一切的目的的忽视，而首先是对法作为现代社会中主体间
交往的最重要规范、作为人类历史进步最重要成果之一的忽视。
在填补马克思主义中“法学的空区”的种种尝试中，德国哲学家尤
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工作最为系统、深入。在七十年代
《交往和社会进化》一书中他已经把人类在道德和法律建制方面的“集
体学习”过程看作是整个社会进化过程的最重要方面，在八十年代初的
《交往行动的理论》一书中更是大谈法律，但那时的重点还在于法（在
西方社会尤其明显的）双重性上面。在1989 年以后，哈贝马斯更加明显
地强调法对于社会的积极作用。在1990 年写的一篇反思1989 年的长文
中，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主义缺乏一个令人满意的法学传统，是左派
要记取的最重要教训之一。他写道：“对立宪民主的狭隘的、功能主义
的分析的实践后果之严重，远远超过迄今为止所讨论的那些缺点。对马
克思来说，第三共和国是这种形式的政府的化身，而对它，他居然如此
轻蔑地斥为‘庸俗的民主’。因为他把民主共和国理解成资产阶级社会
中最后的国家形式——在此基础上，将进行阶级斗争的最后的、决定性
的战斗——所以他对它的建制持一种纯粹工具性的态度。《哥达纲领批
判》一点也不含糊地告诉我们，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理解成民主的唯
一可能的实现。在这里，就像在他以前对黑格尔国家学说的批判时那样，
自由仅仅在于‘把国家从一个强加于社会之上的机构转变成一个完全从
属于社会的机构’。但他对自由可能被建制化的方式，则一点不再说；
除了他预计在‘过渡时期’将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外，他无法想
象别的建制形式。”为弥补他所看到的这个空白，哈贝马斯在九十年代
初出版了引起广泛注意的法哲学专著《在事实和规范之间——旨在建立
一个商谈论的法和民主的理论》。在前言中，哈贝马斯明确指出，这本
书的一个主要背景是1989 年的东欧巨变。
无论是从左翼同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关系来说，还是从当代左翼
思想界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来说，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法治和民
主的关系，都是两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在事实和规范之间》一书的观
点和论证方式，可以从哈贝马斯在此书中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中看得十
分清楚。
二
在西方法哲学传统中，法和道德的关系历来是一个中心问题。自然
法理论和实证主义法学是西方法哲学的两个主要派别。如果说自然法理
论的特点是强调现代法和道德的联系、尤其是现代法对于所谓“自然法”
（其表现是一些基本的人类道德原则、德目和权利）的依赖的话，那么，
实证主义法哲学的特点则是强调现代法同道德的分离。哈贝马斯的立场
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一方面，法和道德的分化确实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
重要方面；另一方面，现代法确实又仍然同道德密不可分。关键在于，
法和道德的这种联系与自然法理论家心目中的大不相同：对于现代法来
说具有根本意义的不是道德的内容（价值、善），而是道德的形式（规
范、原则）。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法所对应的不是某种特定的价值观念，
而是某个阶段的道德意识形式（道德判断的能力）。
哈贝马斯关于道德的思想的核心是他的商谈伦理学（dis…courseethics），对此可以从他关于规范和价值的区分的角度来加以阐述。与
事实相比，规范和价值的特点都是具有规范力（normative force），都
有一个是不是具有有效性（validity）的问题。在道德意识发展过程中
的第一个重要步骤是规范、价值与事实相分化。在此之后是第二步：规
范和价值相互分化。最后是规范与“规范的”规范（normed norms）—
—原则（prin…ciples）的分化。规范和价值的区别在于，对于规范可以
提出这样的要求，即根据其义务论上的有效性而对其进行辩护，而对于
价值——它是由“属于集体的或个体的生活方式的特定的价值类型”所
构成的——却不能提出这样的要求。这两者都属于实践领域，但它们分
别对应于历来属于伦理学的两类问题：一类是“道德问题”或“正义问
题”，它们原则上可以依据正义的标准或利益的可普遍化而加以合理的
决定；一类是“评价问题”或“伦理的问题”，它们属于有关“好的生
活”的问题这个大类，并且只有在一个具体的历史的生活形式之中或在
一个个体的生活形式之中才可能进行合理的讨论。规范和价值有许多不
同的逻辑特性＇8＇。这些区别导致了它们的应用中的重要区别。哈贝马斯
写道：“我在特定场合的行动是基于规范还是基于价值，会导致不同类
型的行动取向。在这两种情况下‘我应当做什么’这个问题是以不同的
方式提出和解答的。根据规范我可以决定的是我被命令做什么事情，而
在价值的视域之中，我可以决定的是我被建议做什么事情。自然，在两
种情形之下，运用＇规范或价值＇的问题都要求选择对的（right）行动。
但如果我们从一个有效的（valid）规范系统出发的话，该行动之为‘对’
是指它对所有人都同等地好，而在涉及一个对我们的文化或生活形式来
说具有典型意义的价值组合的时候，那行为之为“对”是指总的来说、
从长远来说对我们是好的。”＇9＇在规则（规范）同价值的分化之后，又
有规则和原则的分化：“规则永远包括一个说明运用它的典型的情境条
件的复合判断前件即‘如果。’从句，而原则之出现，或者是带着不加
说明的有效性认定，或者是只有非常一般的条件、至少是需要诠释的条
件来限制它的运用。”＇10＇在伦理学理论中反映这种区分，是从康德开始
的义务论传统的一个特点。哈贝马斯认为只有这种传统的伦理学才能在
现在这个价值多元、文化传统充分“非神圣化”的“后形而上学”时代
作为道德哲学而存在下去，因为这些区分不仅是概念上的区分，而且是
社会的现代化、合理化的一个方面。哈贝马斯根据心理学家科尔贝格
（Lowrence Kohlberg）的道德意识发展理论把社会在规范方面“集体学
习”过程也分为“前常规”阶段、“常规阶段”和“后常规阶段”。不
仅把规范同事实相区分，而且把一般意义的规范与原则相区分，是“后
常规阶段”的道德意识即现代社会典型的道德意识的重要特点。
如果说在90 年代以前的著作中哈贝马斯的重点是现代法和“后常
规”层次的道德意识的共同之处或对应之处的话，在90 年代初的《在事
实和规范之间》等著作中，哈贝马斯则强调现代法同“后常规”层次的
道德的区别、或互补。哈贝马斯写道：“当然，道德问题和法律问题涉
及的是同一些问题：如何通过经过辩护的规范来合法地（legitimately）
调节人际关系、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协调，如何在主体间承认的规范性原
则和规范的背景下合乎共识地解决行动冲突。但它们是以不同方式指出
这同一些问题的。尽管它们的参照点相同，道德和法律首先在以下方面
彼此区别，即后传统的道德只代表一种形式的文化知识，而法律则在此
之外还在建制层次上具有一种约束力。法不仅是一个符号系统，而且还
是一个行动系统。”＇11＇现代法作为一个系统不仅是道德的建制化，而且
——在某种意义上说更重要的是——包括了普遍主义道德以外的要素，
即后传统道德已经与之分离了的价值因素、甚至经验因素。现代法的基
础是普遍主义的道德原则，如正义、平等、自由、以理由为基础的共识
等等。在哈贝马斯那里，这些原则归根结蒂是人类交往行动的必然预设。
但同时，现代法的涉及范围是法的共同体而不是道德共同体，两者的一
个重要区别在于：前者不是超越各共同体（不区分“我们”和“他们”）
的全体人类，而是由分享一特定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人们组成的“我
们”。此外，法律的辩护和运用还要考虑法的共同体成员的不同利益的
平衡、协调，而这样一来法律就不仅仅涉及规范性的领域（关于行动是
不是“应当的”或“好的”），而且涉及事实性的领域（关于行动计划
是不是有效或可行）。如果说以涉及全人类的道德（普遍的规则和原则）
为基础的政治可称为“共同性政治”（monality politics），以涉
及某一个共同体的自我理解的伦理（特定的价值和善）为基础的政治可
称为“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以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
益的平衡和协调为基础的政治可称为“利益政治”（interest politics）。。
的话，那么哈贝马斯心目中的立宪民主政治则是这三个类型的政治的综
合。我们也可以说哈贝马斯的观点是设法通过对自由主义（liberalism）
和共同体主义（munitarianis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