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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窑为民窑。定窑以烧白瓷为主，瓷质细腻，质薄有光，釉色润泽如玉。定窑除烧白釉外还兼烧黑釉、绿釉和酱釉。造型以盘、碗最多，其次是梅瓶、枕、盒等。常见在器底刻“奉华”、“聚秀”、“慈福”、“官”等字。盘、碗因覆烧，有芒口及因釉下垂而形成泪痕之特点。花纹千姿百态，有用刀刻成的划花，用针剔成的绣花，特技制成的“竹丝刷纹”，“泪痕纹”等等。出土的定窑瓷片中，发现刻有“官”、“尚食局”等字样，这说明定窑的一部分产品是为官府和宫廷烧造的。
钧窑分为官钧窑、民钧窑。官钧窑是宋徽宗年间继汝窑之后建立的第二座官窑。钧窑广泛分布于河南禹县（时称钧州），故名钧窑，以县城内的八卦洞窑和钧台窑最有名，烧制各种皇室用瓷。钧瓷两次烧成，第一次素烧，出窑后施釉彩，二次再烧。钧瓷的釉色为一绝，千变万化，红、蓝、青、白、紫交相融汇，灿若云霞，宋代诗人曾以“夕阳紫翠忽成岚”赞美之。这是因为在烧制过程中，配料掺入铜的气化物造成的艺术效果，此为中国制瓷史上的一大发明，称为“窑变”。因钧瓷釉层厚，在烧制过程中，釉料自然流淌以填补裂纹，出窑后形成有规则的流动线条，非常类似蚯蚓在泥土中爬行的痕迹，故称之为“蚯蚓走泥纹”。钧窑瓷主要是供北宋末年“花石纲”之需，以花盆最为出色。
哥窑，确切窑场至今尚没有发现。据历史传说为章生一、章生二兄弟在两浙路处州、龙泉县各建一窑，哥哥建的窑称为“哥窑”，弟弟建的窑称为“弟窑”，也称章窑、龙泉窑。有的专家认为传世的宫藏哥窑瓷，实际上是南宋时修内司官窑烧制的。哥窑的主要特征是釉面有大大小小不规则的开裂纹片，俗称“开片”或“文武片”。细小如鱼子的叫“鱼子纹”，开片呈弧形的叫“蟹爪纹”，开片大小相同的叫“百圾碎”。小纹片的纹理呈金黄色，大纹片的纹理呈铁黑色，故有“金丝铁线”之说。其中仿北宋官窑的瓷器为黑胎，也具有“紫口铁足”。其胎色有黑、深灰、浅灰及土黄多种，其釉均为失透的乳浊釉，釉色以灰青为主。常见器物有炉、瓶、碗、盘、洗等，均质地优良，做工精细，全为宫廷用瓷的式样，与民窑瓷器大相径庭。传世哥窑瓷器不见于宋墓出土，其窑址也未发现，故研究者普遍认为传世哥窑属于宋代官办瓷窑。
《文化艺术》 第五章、陶瓷雕塑我国的瓷都
我国的瓷都
唐末时期，瓷器生产遍布大江南北，名窑辈出。与这种竞争状态不同，明清瓷业生产出现了一个新格局：一些传统名窑衰退，一些优秀制瓷技法失传了。而与此同时，偏于一隅的江西景德镇却异军突起，成为瓷坛新秀。
景德镇的成就不是偶然的。它在历史上便有悠久的制瓷传统。在唐代，景德镇便已开始生产青瓷，并有制品入贡朝廷。五代时，当地的胜梅亭、黄泥头等窑已烧制出质量上乘的青瓷和白瓷。宋代，南方青白瓷生产繁荣，而景德镇制作的青白瓷堪称海内第一。元朝政府选中了这一制瓷区，设置了一个官方制瓷机构——浮梁磁局，从此这个民营窑场逐渐开始烧制官瓷，并成为官方用瓷的基地。
同时，当地自然条件的优越也是必不可少的。景德镇地区贮藏着大量白皙、细腻的天然优质瓷土——高岭土，所以这里具有潜在的发展前途。
景德镇的颜色釉造诣极高，创造了钧红、祭红和郎窑红等名贵色釉。钧红是我国最早出现的铜红釉品种，从明朝开始，景德镇大量生产钧红瓷。明代永宣年间，景德镇瓷工继钧红之后，创造了祭红。祭红娇而不艳，红中透紫，色泽深沉而安定。古代皇室用这种红釉瓷做祭器，因而得名祭红。因烧制难度极大，成品率很低，所以身价特高。古人在制作祭红瓷时，很名贵的原料如珊瑚、玛瑙、玉石、珍珠、黄金等都在所不惜。
相传明朝宣德年间，宣宗皇帝突然想要用一套鲜红色的瓷器祭奠日神，于是诏令设在景德镇的督窑官加紧烧制。但是，窑工们多次试验，就是烧不出令朝廷满意的祭器来。督窑的太监每日督促、鞭打窑工，并且把一部分人关进监狱，声称再烧不出皇帝催要的红釉瓷器，就要杀人了。一位老窑工的女儿翠兰，听到消息非常担心，跑到了御窑厂，发现她的父亲也被督窑官投入了大牢。悲愤的翠兰纵身跳入了熊熊的窑火当中，用自己的生命抗议督窑官的暴行。两天后，当窑工们打开翠兰焚身的窑炉时，惊奇地发现，烧成的陶坯呈现出鲜血一样的红色。红色的祭器烧成了，人们说这是翠兰的血染红了陶坯，于是就把这种红色的陶瓷，称为祭红。
为了纪念以身祭窑的翠兰，窑工们后来在封窑门时，用砖砌成少女的形象，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今天。从那以后，历代皇帝都曾不惜财力烧制祭红，但是这种殷红色的瓷器，如同神话中的宝物一样，非常难得。这就是被蒙上了神秘色彩的祭红。在景德镇陶瓷馆的近万件藏品中，祭红只有九件半，其中一件明代宣德年间的祭红，收藏时只剩下了残缺的一半。
景德镇制瓷业从五代到清代历经千年而长盛不衰，这在世界陶瓷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它虽然不是瓷器的发明者，但却能集历代名窑之大成，以精湛的制瓷技艺和高度的瓷业成就，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陶瓷的最杰出代表。景德镇瓷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同时，它也是我国与东西方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因此，景德镇陶瓷理所当然地在我们伟大民族的文化史和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
《文化艺术》 第五章、陶瓷雕塑塑圣杨惠之
塑圣杨惠之
杨惠之，唐代著名雕塑家，江苏吴县香山人，生卒无考，生活在开元、天宝年间。据宋人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记载：“杨惠之不知何处人，与吴道子同师张僧繇笔迹，号为画友，巧艺并著。”由此可知他应为吴道子的同时代人，而且画艺颇精。但“道子声光独显，惠之遂都焚笔砚毅然发奋，专肆塑作”。
尽管杨惠之弃画专塑了，但他的绘画功底也为从事雕塑打好了坚实的基础。时人称“道子画，惠之塑，得僧繇神笔路”。认为杨塑“艰夺僧繇画相，乃与道子争衡”。他成功地把张僧繇的绘画风格运用到雕塑方面，“为天下第一”，当时有“道子画，惠之塑，夺得僧繇神笔路”之说。杨惠之被誉为“塑圣”，与“画圣”吴道子并驾齐驱，饮誉天下。
《五代名画补遗》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惠之曾于京兆府塑倡优人留杯亭像，像成之，惠之亲手装染，遂于市会中面墙而置，京兆人视其背，皆曰此留杯亭也。”连塑像的背面都如此传神，可见杨惠之的技艺有多高超。
杨惠之是位多产的雕塑巨匠，他创作的雕像在数量、质量及种类等方面都是惊人的。仅从画史记载来看，其作品就有长安长乐乡北太华观玉皇尊像，临潼骊山福严寺山水壁塑，凤翔天柱寺维摩像，汴州安业寺（后改大相国寺）净土院大殿佛像及枝条千佛像，东经藏院殿后三门二神像及当殿维摩像，洛阳广爱寺三门上五百罗汉像及山亭院楞伽山，洛阳北邙山老君像以及昆山慧聚寺毗沙门天王和侍女像等多种。
他还创制了“塑壁”的新形式，即在墙壁上塑出云水、岩岛、树石，吴县甪直保圣寺的罗汉塑像相传为杨惠之的杰作。杨惠之的雕塑也融合了这一特色，“惠之之塑抑合相术，故为古今绝技。”
所谓九尊罗汉，实际上是以“壁塑”形式结合成一个整体，其背景是突兀的山岩，卷舒的云气，翻滚的浪花，有些类似于古希腊时期的圆浮雕。而一个个罗汉则居于洞中。山石的造型有些夸张变异，上大下小，甚至有些像云彩。而人物的塑造，大致以写实为原则。种种凡俗人物一经他的塑刻点化，立时化身为姿态各异的低眉菩萨与怒目金刚。人物神情、姿态、肌理、衣饰等作品细节也十分精到。杨惠之所发扬的“壁塑”对后世影响极大，成为中国传统雕塑的一部分。他也无愧于“塑圣”的美誉。
我国是世界上有名的产玉国之一。由于玉具有温润细腻的质地，莹洁美丽的色泽，因而受到人们的珍爱。我国古代有重玉的风尚，历代王公贵族视玉为神秘、高贵之物，将佩玉、戴玉作为显示自己财富、权位的标志，并以君子德行比附于它。玉还被广泛用于朝聘、祭祀礼仪、丧葬等活动中。古代玉器既反映出不同时代和阶段的社会意识、生活习俗，同时也折射出中华艺术精华的灿烂。
1976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一些玉制的璜、珠坠等佩饰，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玉器雕刻品。也就是说，在7000年前的原始社会晚期，我们的祖先已经开始创造了闻名于世的中国玉雕。
到了商周两代，玉器制作更趋兴盛。文献记载，周武王灭商时，“得旧宝石万四予”。可见商代制玉发达的程度。春秋战国是社会的大变革时期，玉雕在艺术上出现了新的格调，风格改三代严谨凝滞为灵巧多变。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处于大动乱年代，加之瓷器的兴起，玉雕生产少有发展。到了明清，又是我国玉雕的繁荣时期。
“中国玉雕之乡”河南省镇平县，其地生产、加工玉器的历史可以上溯4000余年。自伏牛山深处流出的一脉水，在此汇成一湾，水之湄，屋舍俨然，从新石器时代起，这里便开始了它“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制作玉器的历史。
镇平现在是中国最大的玉雕生产加工集散地，“村村都有机器响，家家一片琢玉声”。镇平出产的南阳玉又称“独山玉”或“独玉”，是玉雕的原材料，它以绿、白、绛紫色为主，各色浸染交错，“多色交辉”。
扬州是我国玉器的主要产区，琢玉工艺源远流长。在江淮东部龙虬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玉璜、玉管等物，扬州汉代墓葬亦出土不少玉器，品类繁多，造型优美，且已采用透雕、阴线刻和浅浮雕手法。唐代的扬州玉器工艺又达到新高峰，宋代扬州玉雕出现了镂雕和练条技艺，为后来特色技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玉石质地坚硬缜密，硬度为摩氏4度至8度，手工雕琢技术较为复杂，其工艺特点是琢磨，即“琢玉”与“碾玉”。扬州玉雕使用的玉料有新疆的白玉、青玉、碧玉，辽宁的岫玉、玛瑙、黄玉，江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