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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二十三年冬，奉元世祖忽必烈诏命到江南寻访名士的程钜夫到达抚州。这时吴澄刚从居父丧期满释服。程钜夫命郡县迎吴澄，至则强使出仕。吴澄以母老坚辞。程钜夫乃曰：“诚不肯为朝廷出。中原山川之胜，可无一览乎！”南北统一后，北游中原风物成为当时南人普遍的向往。吴澄于是决定辞家出游。
他是享受着应征名贤的待遇乘驿北行的。至元二十四年春，他抵达大都。程钜夫又一次力图劝他入仕，仍以母老辞。他留在大都不过几个月，终于在年底南归。他的态度与当时羁留在大都的许多南宋遗士有殊。北方文人送别他的诗章里慨叹道：“群材方用楚，一士独辞燕。”
大德五年（1301），吴澄被授应奉翰林文字，在地方官的敦劝下，勉强至京，得知此职有人，他即刻南返。八年，被任为江西儒学副提举，他又称病辞职。至大元年（1308），吴澄被召为国子监丞。四年，为国子监司业。吴澄到任后实行改革，亲自执教，辨析诸家传注的得失，融会不同学派的学说，并拟定教法，分经学、行实、文艺、治事四门，扩大教学内容。他曾对学生说：“朱子道问学工夫多，陆子静却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弊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提倡为学应以尊德性为本。因与同事意见不合，于皇庆元年（1312）辞职还家。
回到抚州以后，他仍然过着授徒、读书的生活，差不多又是十五年。在此期间，他曾到宜黄义塾教书；后应担任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使的程钜夫之邀去福州访问；几次游历龙兴（今江西南昌），在当地官学开讲，“听者千百，多所感发”。他在布水谷耕读时所校定的诸经，早由程钜夫之请被元廷誊录，藏国子监崇文阁，以备诸生览阅。
延祐五年（1318），授翰林直学士，遣虞集驰驿召入朝，行至真州（今江苏仪征），因病未去。至治三年（1323），诏为翰林学士、大中大夫。泰定元年（1324），命为经筵讲官，复命修《英宗实录》，由其总成。第二年实录修成，尚未呈进，即告病辞官。中书左丞许思敬奉旨赐宴国史院。宴罢，吴澄即出城登舟南归。
吴澄告老家居的晚年岁月有八年。疾病稍舒，仍著述讲学不止。元统元年（1333），吴澄盛暑得疾，终老去世。卒年八十五岁。
吴澄的思想：
吴澄学术渊源于朱熹和陆九渊。在他第一次科举失败之后，他曾学于程若庸，而程若庸学饶鲁，饶鲁学于黄干，黄干是朱熹的弟子，故吴澄是朱熹的四传弟子。又因吴澄家居江西抚州心学发源地，曾师从程绍开，而程绍开是陆九渊的弟子，因此吴澄接受了朱熹和陆九渊的思想，从其倾向看，更近朱子之学。如全祖望所言：“草庐出于双峰，固朱学也，其后亦兼主陆学。盖草庐又师程氏绍开，程氏尝筑道一书院，思和会两家，然草庐之著书，则终近乎朱。”但是对于朱、陆两家学说相对的情况，他极力调和，称“二师之为教一也”，反对持门户之见。
吴澄认为，太极本是“全体自然”，称为“天”﹑“理”﹔它“付与万物”，又称为“命”；“物受以生”，又称为“性”；它“具于心”，又称为“仁”，因此理、心、性本来为一。在此基础上，他认为要体悟天理，当以“尊德性”为本，要从自己“身上实学”，反求于己，因为人心本具善端，天理具足。这些思想表现了调和朱熹、陆九渊学说的倾向。
第四节 “元朝一人”：吴澄（2）
吴澄还认为，天地、日月和人物的形成，本于“一气”。“一气”即清浊未分的“混元太一”。但太一之上，又有太极，太极是无形无象、无增无减、寂然不动的绝对体，是“至尊至贵无以加者”，是宇宙本原。太极在阴阳中，含动静之理，主宰“太一”之气，化生二气五行以至天地万物。在这一过程中，包含着矛盾和运动。但这一运动不是发展，而是“完全周足”的循环，矛盾最终归结于绝对的“一”。
吴澄的著作中还有以象数学论说自然万物、道德性命的内容。
就象数易学言之，吴澄早年曾研究过邵雍《皇极经世》，并作《皇极经世续书》，订定《邵先生集》，作《邵子叙录》，自称“能因其言得其意”。故吴澄象数思想除了继承了朱熹思想外，还吸收了邵雍的思想。今人徐志锐曾指出：“吴澄的易学思想实得于朱熹和邵雍，在象数学方面多承于上述两家。”
虽然学承两家，但是吴澄并不拘泥于两家的学说，而是力图发扬“明指本心以教人”的心学观点来纠正朱学末流拘滞于前贤的文义句读以求明道，而不知反求诸己身，终使学问支离破碎而不得要领的时弊。吴澄的这个主张，显然受到江西陆学的影响。
吴澄承认，“陆象山之学非俗学，然与朱子同时而不能与朱子同道”（《吴文正公外集》卷三《谒赵判簿书》）。但是他不赞成像朱、陆门徒中的大多数人那样各立标榜，互相诋毁。他认为，正像朱学在其末流手里正面临堕落成一种新的“俗学”的危险一样，“今人说陆之学，往往曰‘以本心为学’，而问其所以则莫能知。……徒习闻其名而未究竟其实也。夫陆子之学非可以言传也，况可以名偏求哉”（《吴文正公集》卷二六《仙城本心楼记》）。吴澄强调，明指本心以教人的主张，并不是陆象山所新创，而是本之于孟子，并且可以追溯到被载录在《孟子》中的“操舍存亡，惟心之谓”这段“孔子之言”。因此，“独指陆子之学为本心学者，非知圣人之道者也”（同上）。在提倡以本心为学的同时，吴澄对象山后学那种率心由性，流于空疏的偏失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提出所谓不失其本心，“非专离去事物、寂然不动，以固守其心而已”。因此，吴澄阐扬的以尊德性为主的本心说，不是要排斥朱熹的“道问学”的功夫，相反的是要将它贯穿在道问学过程的始终。也就是要求学生从文义句读入手，但又不拘执于语言文字之末，而能从对于外在“事物”的正确思考启发自身内心的感悟，内在地把握“万理之所根”。
在斗争中奔放的思想
明朝前期，客观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很流行，在思想领域处于统治的地位。至明朝中期以后，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兴起，一时影响极大。受他们的影响，明清之际涌现出来的绝大多数思想家虽然各自在学术领域的侧重点不同，或侧重经学，或侧重史学，或侧重哲学，或侧重实用，但有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那就是他们大都是从朱学或王学中分化、脱胎而来，一开始几乎都是程朱理学或陆王心学的追随者和信奉者，在理论或思想渊源上与朱学或王学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黄宗羲、孙奇逢等人基本上属于陆王心学系统；顾炎武、王夫之、陆世仪等人基本上属于程朱理学系统。明代后期的进步思想家李贽，同样也是王学左派的代表人物，后来随着他思想的发展，他才开始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反对把儒家经典看作是真理的标准，才开始对理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这个情况并不难理解，作为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任何一个人也无法摆脱“既定社会历史环境”的熏陶和影响。当某一思想形态处于鼎盛巅峰期，某些人或可成为某一思想形态的继承者、传播者和发扬光大者；当某一思想形态开始走向没落走向衰退时，某些人或可成为某一思想形态的修正者、改良者乃至激烈的批判者。特别是在社会发生剧烈变动、民族处于兴衰存亡的关键时刻，某些人对传统思想形态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就显得尤为强烈。
因此，到了明朝后期，才出现了杨慎、李贽等一批思想家。他们对理学的弊端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开始倡导一种新的经世实学学风，新的学风由萌芽、渐至发展，成为与理学、心学相并立的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形态，显然，这是一种积极进步的、有前途活力的、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思想观念，因而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时尚，新的实学精神。
第一节 明初的思想家（1）
刘基
——亦人亦神的先知
人物介绍：
刘基（1311～1375）字伯温，处州青田人（今属浙江）。明朝开国功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
学派：
明初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传说中的刘基，博通经史，尤精象纬，比张良、诸葛亮还要神通广大，甚至能未卜先知，洞察古今，呼风唤雨，乃神仙一般的人物，被称为“帝师”、“王佐”，有“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之誉。预言之作《烧饼歌》就被传为是他所写。因此人们崇拜他，信仰他。现实生活中的刘基，同样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明史》称其“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他在政治、军事、文学、思想领域都有着不凡的建树。
生平：
刘基出身于官僚世家。受家庭熏陶，从小聪颖过人。像他这样一个神话般的人物，民间关于他的传说是相当多的。其中一个是这样的：刘基的母亲在生刘基之前已生过二胎，第一胎生了个红面的男孩，第二胎生了个花面的男孩，两个孩子均是出生还没有多久，就夭折了。刘基的父母对于此事很担心，毕竟，在那个宣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时代，后继无人还是相当大的一件事的。
这两个孩子死后没多久，刘基的母亲又怀孕了。就在刘基即将诞生的前几天，突然来了一个银须白发的道人，对刘基的父亲说：“你夫人肚里怀的不是一般的凡人，在夫人分娩前，要搬到对面的五显殿去住。村民不会同意你在殿内生孩子，你要想办法将五显殿的塑像搬到你家来。怎么搬呢？大雪时，待地上有了积雪，在天亮之前，你把草鞋倒头穿起来从家门向殿走去，到殿里再将草鞋顺头穿，背着佛像往家里走，然后把佛像摆在正间桌上，使大家认为是五显爷自己要搬家，这样，大家就没话好说。在分娩时，房间门要挂上布栏，出生时即用绣花的针刺入婴儿的鼻子，只要婴儿一开口哭，就安然无恙了。”说毕，道人飘然而去，只见一只白鹤冲天飞去。后来，就一切按道人所指点的行事。婴儿终于开口哭了，全家欢天喜地，后来将婴儿取名为“基”。
小时候的刘基就以聪明闻名于乡里。据说他神知迥绝，读书能七行俱下，过目不忘。在十四岁那年，刘基进处州（今浙江丽水）郡学，习《春秋》，人未尝见其执经读诵，而默识无遗，辨决疑义，出人意表，为文辄有奇气，过目即洞其旨。尝游燕京，凡天文、兵法诸书，间阅书肆天文书，翊日背诵如流，其人大惊，欲以书授之。公曰：“此已在吾胸中矣。”时从郑复初先生游，讲濂洛之学，先生大器异之，语公父曰：“吾将以天道不报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门矣。”揭文安公曼硕见公，辄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过之，将来济时器也。”
十七岁时，刘基拜名儒郑复初为师，攻读宋儒周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