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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多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鲁昭公25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止。鲁昭公27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
当时的鲁国，政治极不清明，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称为“陪臣执国政”。在这种政治混乱的局面中，孔子深感在政治上无所能为；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却都放弃了。“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止自远方，莫不受业焉。”致力于建构完善的讲学和思想体系。直到鲁定公9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51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鲁定公12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孙子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堕三都的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鲁定公13年，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氏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
孔子周游列国的目的是寻求可能在政治上进行合作的伙伴。然而，或许因其主张不太合乎君王的口味，或许因为其他人际方面的原因，总之，孔子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既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使用，反而落得个凄凄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处境。
第二节 儒家（2）
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很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但并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孔子只好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无奈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
鲁哀公2年（孔子59岁），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在陈国住了三年，吴攻陈，兵荒马乱，孔子便带弟子离开，楚国人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交界处，派人去迎接孔子。陈国、蔡国的大夫们知道孔子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意见，怕孔子到了楚国被重用，对他们不利，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7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饿死。孔子64岁时又回到卫国，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
事实上，晚年孔子在返鲁之后，除了偶尔对现实政治发表一些议论或建议外，基本上是坚持“只发言，不行动”的原则，而将主要精力用之于培养弟子以及整理古代文化典籍等事业上。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加上此前周游列国时收徒讲学，不仅使孔子学派日益壮大，“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而且使孔子有可能对中国古代典籍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既保留了文化遗产，也为其学派的持续发展准备了足够的思想资源。故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一手开创了儒家学派。
孔子非常注重自己思想的传承，毕生都没有停止过教育活动。他带着弟子到列国去周游，本身就开阔了这些学生的眼界，学生的意志也受到了磨炼，这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活动。孔子的弟子中，有些人几乎是终生陪伴着孔子，其情感之深，胜于父子兄弟。相传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在德行方面表现突出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在语言方面表现突出的有宰我、子贡；办理政事能力较强的有冉有、子路；熟悉古代文献的有子游、子夏。在孔子的弟子中，有不少人都干出了一番成就，对于当时政治，尤其是对于孔子思想的传播，对于儒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鲁哀公16年，孔子73岁，患病，不愈而卒。孔子死后，被葬于曲阜城北的泗水岸边，弟子们以对父亲之礼仪对待孔子，为其服丧3年。子贡在孔子的坟前盖了一间小屋，为孔子守坟6年。中国历史上创办私学的先行者，第一位职业教师，得到了弟子们的衷心尊敬。
孔子虽然怀才不遇，但他对现实政治具有极高的热情和参与精神。他毕生都没有完全放弃对现实政治的关怀和投入，甚至包括生命的最后时刻。不过，孔子的这种投入与参与，并不是以一己的私利为目的，而是通过参与政治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从而达到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孔子创立的早期儒学
孔子的思想学说有集前人之大成的性质。相对于后世那些伟大的思想家来说，孔子的思想贡献是通过那些具体入微的只言片语的讨论，通过那种“述而不作”的著述态度进行古代文献的整理，然而正因为如此，孔子不仅建立起一个包容万象的思想体系，而且为后世儒者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和思维余地。
具体来讲，孔子思想体系大致由两个层面构成：
第一，是性与天道层面。
孔子认为天不仅是宇宙的主宰，而且是万物之“道”的渊源。此外，将性与天道相打通，不仅说明了人性的来源，而且为人性说取得了形而上的依据，尽管其中有玄学的成分，但却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这可能正是孔子思想所未曾涉及之处。
第二，是仁礼中庸层面。
这一层面是这样结构的：以“仁”为支柱的修己之学与以“礼”为支柱的治人之学，被以“中庸”为基本原理的“中和论”有机地结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修己是治人的前提和条件，治人是修己的目标和归宿；而修己和治人两大部分思想内容的构建又是以“中庸”为基本原理的，“和”是完成整体构建的方法论原则和标准。
孔子的儒学就其实质而言是对老子的消极主义的一种超越，他既批判性地吸收了老子对礼制的一些见解，又从根本上放弃消极主义和失望情绪。
孔子创立儒家学派的过程至为复杂，其思想资源也绝非周太史、老子这一个源头。他除了向老子问过“礼”外，主要得之于他所处的鲁国之思想文化传统。
鲁国在西周初年本是周公之长子伯禽的封国，也是殷遗民的主要聚居地。当伯禽治国之际，便将大批的典章文物带往鲁国，从而使鲁国从一开始就有较高的文化素质。鉴于周公的勋劳，当其去世之后，周王室允准鲁国破格使用天子之礼乐。到了春秋时代，由于周王室的影响力日趋缩小，西周初年所建立的礼乐制度几乎荡然无存，而鲁国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与原因，遂在周王室衰微之后得以保存较为完整的西周典章制度和文物。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孔子目睹列国交争，愈加感到西周以道德为本位、以天子为核心的典章制度礼乐文物给人以肃穆庄重的感染力，从而对周初制度发出由衷的赞叹。似乎可以说，正是孔子面对现实而生发的思周情怀，才使他有条件据鲁而创立儒家学派。
孔子是一个极端勤奋的人，又具有极高的天赋和深刻的思想见解。在他返回鲁国直至他去世的那些年里，他并没有因为政治上的失意而消沉。相反，他却以“不知老之将至”的勤勉态度潜心于培养弟子和整理古代文献，其结果不仅为儒学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和队伍准备，而且为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准备和提供了一套相当完整的智慧资源。后世中国之所以长时期地尊奉孔子以及他亲手所创的早期儒学，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在思想文化上的重要贡献。
第二节 儒家（3）
儒家学派的创建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它既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有一个酝酿、准备和形成的复杂过程，也与孔子本人精神境界的不断升华密切相关。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曾总结自己的思想进程说：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由此看来，孔子虽然在年轻时代即已确立远大的抱负，但实在说来，他在人生境界的进程中也因挫折而产生过迷惘和困惑，他的圣人境界之确立只是其晚年生命之所悟，而儒家学派的创建也应是其晚年的事。
孔子热心参与政治，但并没有把从政作为自己的唯一追求。当他遇到政治上的挫折时，便在内心建立起一种新的平衡，寻求新的人生支撑点。他宣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将个人努力与客观实际效果分开，所强调的是尽人事，至于成功与否，那就不是个人的事了，而是在天命。很明显，孔子从政的目的在于体现儒者应具备的社会责任。
在后世儒者看来，从政与从学一般应分为两个不同的领域，能仕则仕，不仕则隐，隐则学。将仕与学分为两截，并作为一种连续过程。这种见解实际上有违孔子的精神。从孔子的一贯主张看，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主张学而优则仕，但他既不是把学作为仕的准备阶段，也不认为仕必定意味着学的中断。在他看来，学与仕只是形式的不同，就其本质尤其是与人生意义的关联而言，学与仕并无本质区别，而是人生意义之不同形式的展开。
借助于学术以谈政治，是孔子的一大发明，也为后世儒者乃至整个中国知识分子开启了先河。它既是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柔弱的突出表现，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表达、宣泄自己的政治情绪的一种主要方式。中国知识分子之异于西方知识分子，中国传统学士之所以不愿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上下功夫，恐怕都与这一特点密切相关。即学不是为学而学，而是仕的延续，是仕途无奈之后的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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