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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过武昌令，官至秘书郎。在任武昌令时，因为政清廉，爱民如子，离任后当地百姓为他树碑颂德，当朝大诗人李白写了《去思碑》赞扬他的政绩。叔父韩云卿曾任监察御史，以文章名于当世。伯兄韩会官至起居舍人，后来贬韶州刺史，善清言，有文章。韩愈就出生于这样一个累世官宦的书香之家，自幼受到家学熏陶，对源于中土的儒家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
韩愈的母亲早逝。3岁时，他又失去了父亲。小小年纪痛失双亲，他的伯兄韩会便承担了抚养他的责任。韩会对韩愈后来的学术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宋人王铚甚至认为韩愈是由“兄弟师授”。7岁时，韩愈随伯兄来到长安。此时，韩愈已能立志于学，一日能记诵数千言，言出成文。所学涉及经、史、百家之言，而以儒家文化的经典——六经为主。
在《与凤翔邢尚书书》中韩愈自言“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他自幼书读孔孟，崇信儒经。这种读书生活对于他后来高举儒家正统的大旗，力排佛老“异端”，具有重要影响。韩愈不仅努力钻研六经，而且对三代两汉的古文也有特别浓厚的兴趣，尤其喜爱读司马相如、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的文章，他后来力倡文学创新，尚古文而鄙时文，在青少年时期已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唐代宗大历十二年，韩会被贬官岭南韶州，这时韩愈年仅10岁，随伯兄到了南方。不久，韩会病死于贬所，韩愈由兄嫂郑氏抚养，护送伯兄的灵柩归葬于河阳老家。唐德宗建中、贞元年间，李希烈等相继作乱，中原多故，韩家百口避祸江南。动荡不安的时局，促使韩愈早年就萌发了治国平天下的志向。长期的颠沛流离，又使他养成了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而避地于江南，又使他有一个难得的机会讲习学业，沉湎古训。
贞元二年，韩愈从江南来到京城长安。这是他第二次到长安。这年他刚满19岁，但已尽能通六经、百家之学。在京城，他不仅目睹了繁华的街市，更深深体会到进士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这促使他也跃跃欲试，想摘取进士的桂冠。他投文于公卿间，故相郑余庆颇为看重他，韩愈由是知名于当时。韩愈与文士交游，深受他们的影响，故锐意钻研，“欲自振于一代”。初出茅庐的韩愈，更加坚定了经国济世的信念。第二年，他到州县求举。经过四次考试，到贞元八年，韩愈二十五岁，陆贽主持科举考试，经过梁肃引荐，韩愈考取了礼部进士。这一榜进士除韩愈外，还有欧阳詹等，多为天下名士，当时号称“龙虎榜”。
韩愈得到了功名，如愿以偿，应该说是春风得意，下一步只等入仕做官了。但是，按照唐朝的制度，学子中了礼部进士后，只能说初步具备了入仕的资格，新进士还得经吏部考试合格，才能得到一官半职。第二年，韩愈就满怀希望地应试吏部的“博学宏词”科，但连续三年应试，但均告失败。此时韩愈已28岁，到京求位已历十年，犹未得一官，他心中极为焦灼，深感命运的作弄。他就像一匹栏中的骏马，渴望驰骋，但得不到机会，加上长安开销很大，此时他已囊中羞涩，于是只得以文章作为见面礼，奔走于权贵之门，希望有一位伯乐能够欣赏他的才华，对他加以提拔。
这年正月，他曾三次上书宰相，以优美的笔调，表白自己的抱负和才华，以及穷愁潦倒之态。韩愈的恳求并没有引起当权者的重视，他的上书如石沉大海，无声无息。韩愈求仕不得，只好离开京城，怀着不得志的心情东归故里。他经潼关，游凤翔，又上书京西节 度使邢君牙。他企图以此说服权臣起用自己，但权势者无动于心，韩愈极度苦闷。他把穷困归因于命运的安排，只好按捺住自己要求出仕的迫切心情，等待机会，相信“善上天之生余，亦有期于下地。”
第二节 道家的复兴与儒学的官学化（2）
机会终于来了。第二年，因汴州发生叛乱，宰相董晋兼汴州刺史、宣武军节 度使。韩愈被辟署试校书郎，随董晋由洛阳到了对州。这是他第一次做官。”他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一官半职，应该说已如愿以偿，以后就只等平步青云了。一年以后，他又以疾辞。贞元十五年二月，董晋去世。不久，汴州发生兵变，韩愈携家出城，辗转依于武宁节 度使张建封，被辟为推官。韩愈刚过而立之年，入仕日浅，年轻气盛，对官场缺乏深入的了解，不谙人情世故，对上司往往出言直率，无所畏忌。贞元十八年，调授四门博士，做了学官。此时的韩愈，已经成了文坛领袖、名动海内。第二年，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这年他36岁。此时，他与文坛的另两位领袖柳宗元、刘禹锡结成了好友。
此后，韩愈便上书宰辅，以求闻达，却不料因《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一奏得罪“专政者”，贬为连州阳山令。十年谋官，两月即贬。当“永贞革新”的期间，韩愈正在贬所。永贞元年（805）八月，宪宗即位，韩愈遇赦，移官江陵，为法曹参军。元和元年（806），奉诏回长安，充国子博士。因避谤毁，求为分司东都，移官洛阳。元和四年，韩愈改任都官员外郎，五年为河南县令，六年任尚书职方员外郎，七年韩愈因管闲事受连累，降官国子博士。他自视颇高，却又屡遭贬黜，情绪非常低落，心中很不是滋味，于是写下《进学解》一文，试图解答仕途穷通与学业精粗之间的关系，反思自己为什么动辄得咎。谁知他的这篇牢骚满腹的文章，却得到了执政者的赏识，认为他有史才，改官郎中、史馆修撰。
不久他就经受了政治上最大的一次起落，这是因“佛骨事件”引起的。在唐代，佛教极为流行。元和年间，宪宗大力支持，佛教继续泛滥。唐代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正当宪宗迎接佛骨之时，他又上书直谏，向皇帝提出停止迎接法门寺佛骨到长安供奉的建议，上《论佛骨表》一疏，引起宪宗震怒，被令处死。幸得宰相裴度等讲情，改贬为潮州刺史。一封朝奏，夕贬潮州。一到贬所，他立即上表请罪，长庆元年（821）又返长安做官。韩愈以戴罪之身，在潮州七个多月，把中原先进文化带到岭南，办教育，驱鳄鱼，为民众做了许多好事，被潮人奉为神。潮人还将笔架山改称韩山，山下的鳄溪改称韩江。韩愈后移袁州，不久回朝，又做过国子祭酒、吏部侍郎、京兆尹等显职。
韩愈二十年间，两次贬官，都由极谏，说明其人确有正直的品质。韩愈这几年的贬官生涯，对于思想文章都有裨益。但贬官不久而又升官，则是他的不幸。如果长期被贬，成就可能更高。晚岁定居长安，没有写出更好的文章。
长庆四年，韩愈去世，终年57岁。韩愈坎坷的生命历程并不长，但他不怨天尤人，对生死有着清醒、达观的认识，体现了儒家的理性主义精神。他临死时很平静，回顾自己的一生，欣慰地说，以我的伯兄韩会那样高的德行，又懂得养生，也只活了43岁，而我天资不高，却官至侍郎，享年比伯兄还高出15岁，如果还不满足，要怎么才满足？并且我能在家里寿终正寝，又没有失去为人臣、为人子的大节 ，在九泉下面对先人也可以无愧了。他还告诉家人，丧葬要按儒家传统礼数举行，“俗习夷狄、画写浮屠、日以七数之，及拘阴阳所谓吉凶，一无污我”。由此事可见他对儒家传统的维护，对佛教的排拒，至死不渝。
韩愈的思想
韩愈在政治上力主加强统一，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儒排佛，以孔孟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他反对六朝以来的形式主义的骈偶文风，大力提倡古文，和柳宗元共同领导了中唐古文运动。
韩愈最突出的主张是重新建立儒家的道统，越过西汉以后的经学而复归孔、孟。他以孔孟之道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自居，声言：“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而万万无恨。”当然，韩愈弘扬儒家道统的基本着眼点，不是想在理论上有大的建树，也不是想当孟子之后儒学的第一传人，而是在于“适于时，救其弊”，解救现实危难。在韩愈看来，当时最大的现实危难乃是藩镇割据和佛老繁滋，前者导致中央皇权的极大削弱；后者作为儒家思想的对立面，以紫乱朱，使得人心不古，同时寺庙广占良田，僧徒不纳赋税，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因而都在扫荡之列。围绕这一核心，韩愈撰写了以《原道》为代表的大量政治论文，明君臣之义，严华夷之防，对藩镇尤其是对佛、老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抨击。
在被贬的那段时间里，韩愈写下了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五篇哲学论文——“五原”。这五篇文章不仅是散文史上的名篇，而且是韩愈政治、哲学思想的代表作，标志着他的新儒学思想已经成熟。这一年韩愈38岁。他以自己敏锐的目光，看到孔孟以来的儒学正在衰落，在与释、道二教的竞争中面临着危机。他以卫道者自居，挺身出来大声疾呼，发出尊孔孟、排异端的口号，独自举起了复兴儒学的旗帜，要扶正名教，以使儒学重新占领思想阵地。
韩愈明确提出儒家有一个始终一贯的有异于佛老的“道”。他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他所说的儒者之道，即是“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道，概括地说，也就是指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仁义道德”。千百年来，传承儒家此道者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关于韩愈，宋代的朱子对韩愈《原道》一文评价甚高，他说：“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后，无人似它见得。”朱子称赞韩愈有“辟佛老之功”，所以反对人们一味地批判韩愈，而要人们看到其学说的合理部分。朱子对韩愈有褒有贬，褒的是韩愈能说出汉唐其他人所说不出的话来，贬的是韩愈说话往往不能尽意，只有半截子好，学问上有许多不足。通过朱子对于韩愈的褒贬，可以看出他认识到韩愈在儒学发展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地位。
相关人文景观
韩愈陵园位于孟州市区西6公里处，洛常公路北侧，紫金山半坡坐北向南。建于长庆四年，距今约有1200年的历史。陵园的主要建筑有牌楼、神道、石阶、山门、飨堂、碑廊、雕塑、展厅、亭阁等，气势宏伟壮观，“唐柏双奇”苍翠蓊郁。中国国际韩学研究院就设在这里。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乔石、吴阶平、孙孚凌等先后视察和拜谒韩园，江泽民总书记亲自题写了园名。
韩文公祠：位于潮州市区韩江东岸笔架山麓。韩愈对潮州的最大贡献是“传道起文”，把中原先进文化带到岭南，从而使潮汕文风蔚起，英贤辈出。韩愈因而被潮人奉为神明，历代传诵，笔架山也因此改称韩山，山下的鳄溪改为韩江。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在潮州通判陈尧佐的倡导下建立“韩吏部祠”。苏轼为此写下了著名的《潮州韩文公庙碑记》，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遂成天下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