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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刑比鼎刑造价便宜，易于传播，使得贵族和平民都能看到法律条文，提高了大众的法律意识，也保护了平民的利益。邓析制定“竹刑”之举，揭开了法律的神秘面纱，促进了法律的传播，具有明显的历史进步性，使法律终于走向了大众。
邓析还积极提倡平民百姓参政议政，引导群众用贴匿名帖的方法揭发当权贵族和大夫们的过失，议论国家的政事。如此一来，那些贵族们便害怕老百姓揭发他们的罪恶，对邓析很反感，便向继子产之后的郑国执政大臣驷颛告了邓析一状，说邓析用匿名帖煽动平民百姓闹事，要造反。于是，驷颛下令老百姓不允许贴匿名帖。
不允许贴匿名帖的禁令并没有使邓析退缩，他又教老百姓改变方式，用“致书”的方式来评议时政，就是把贴匿名帖改为寄匿名信，将议政的内容相互传递，甚至把举报揭发一些当权者犯罪的材料直接送到执政大臣驷颛那里。驷颛又下令不准老百姓传寄匿名信。“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邓析又想出了“倚书”的办法，就是把评议时政的信夹寄在包裹里的其他物品中，继续相互传递，使匿名信一直难以禁止。
邓析做了大夫之后，很关心老百姓的生活。他经常深入田间地头，询问农夫的生产情况。当时，农夫们还是用瓦罐背水浇地，看到他们笨拙的劳作方式，邓析很体恤农夫的辛劳。于是，邓析就和农夫们一起反复研究试验，利用杠杆的作用，发明了一种提水工具——桔槔，就是在田里的水渠边立一根木桩，把一根比较长的木杠横架在直立的木桩上，木杠的一端用绳子系上水桶，另一端用绳子绑块石头作为平衡的力量，由人工操作，把低处的水提到地面上浇灌农作物。
桔槔是当时生产条件下最先进的农具，原来农夫抱瓮一天仅能浇1畦地，用桔槔提水一天能浇100畦地。邓析将桔槔提水的技术推广到了卫国等地，这种提水工具一直被人们沿用了2000多年，新郑人称其为“窝杆”。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时一些因循守旧的人们由于成见，竟然不肯使用桔槔。面对这种不求进取、甘愿落后的社会现实，邓析于是开辩论之风。他认为辩论可以明是非、分清浊，推动社会的变革和进步。
新郑境内有条著名的洧水。有一年发大水，郑国有个富人渡河时不慎失足落入洧水中淹死了，其尸体被一个穷人打捞上来。富人的家属听说后想用钱赎回尸体埋葬，打捞尸体的穷人了解到死者家里很有钱，觉得奇货可居，就漫天要价，想趁机捞一把。富人不想出那么多钱，双方相持不下，事情就闹僵了。
情急之下，富人的家人便向邓析请教解决的办法，邓析说：你们不要着急，一文钱赎金也别多出。放心吧，对方只能把这具尸体卖给你，因为除了你，没有第二个人会向他买这具尸体，还怕他不卖给你？尸体不能长期存放，只要你拖着，穷人自然会降价的！富人的家人觉得邓析言之有理，就耐心等着，不着急了。过了几天不见富人家来买尸体，那个穷人坐不住了，也来找邓析出主意。邓析对那个穷人说：不要着急，一文钱赎金也不要降低，因为对方除了在你这里能买到那具尸体，在别处是买不到的！穷人一听有理，也不着急了。
这就是有名的“赎尸诡论”故事。邓析因为这有名的“两可之说”，而被后人称为名辩之师。千百年来，邓析创造的这一诡辩的经典辩例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他也因此被誉为“千古诡辩第一人”。
邓析乐于为民讲理，他常常以自己的博学和雄辩，帮人书写诉状，帮助老百姓打官司。时间长了，老百姓之间如果发生了什么纠纷，都去找邓析请教解决的办法，当然少不了要送给他一些礼物作为酬金。帮人打官司，邓析约定按照案件的大小收费，大案件收取一件外衣，小案件收取一条短裤，类似今天的收费律师。当时，拿着外衣、短裤前来找邓析咨询诉讼者络绎不绝。据《吕氏春秋》记载，邓析代理的官司总是获胜，每场官司下来，“郑国大乱，民口欢哗”。邓析不但亲自帮助别人打官司，而且还大力进行普法宣传教育，教别人学习诉讼。赵宪立先生说，春秋末期已出现私人创办的学校———私学，邓析也创办了一所私学，他聚众讲学，除了讲授自己的著作《竹刑》，还专门教人怎么打官司，教授给别人讼辩的技巧。据《左传》记载，邓析创办私学，前来向他学习的人数不胜数，可见其私学之兴盛。
邓析还鼓励平民百姓告状揭发贵族和大夫们的罪行，这样一来，打官司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使得一些大夫和贵族不敢再胡作非为。他这种官员亲自作讼师投身于诉讼者，在古代是绝无仅有的一位。
第八节 名家（2）
在邓析的倡导下，当时的郑国兴起了一股诉讼的浪潮，却触犯了当权贵族们的利益，致使当权贵族们对邓析怀恨在心。当这种矛盾日益激烈时，作为名家先驱者的邓析便惨遭杀身之祸。郑中智先生说，久而久之，有一些当权贵族和大夫就跑到执政大臣驷颛那里说邓析的坏话，认为他只是“治怪说，玩奇辞”，把他称作奸诈的人，驷颛就视邓析为扰乱民心的祸首。公元前501年，为了维护当权贵族的利益，驷颛将邓析杀害，并展尸示众。
然而，由于邓析的《竹刑》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需要，驷颛“杀邓析而用其《竹刑》”，《竹刑》还是在郑国得到大力推行。
邓析的思想：
邓析是个了不起的革新家，他与子产都属于当时的革新派，但他们的思想主张并不完全一致。
邓析和子产最显著区别则在于对待周礼的态度。邓析不仅批判和否定传统的周礼，而且对子产的改良也进行抵制和批判。子产以符合礼义作为自己行动的依据，同时还打着先王的旗号进行。邓析的“不法先王，不是礼义”却明确宣告先王及其礼义并非不能改变的圣物，先王的所作所为、礼义的宗法原则也都不是千古不变的教条。
“不法先王，不是礼义”中的“法”即效法；“是”即肯定；“不是”即不承认、反对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先王”的所作所为，并不可能为万世所效法。礼义也不见得正确，没有必要非遵循不可。“不法先王，不是礼义”是邓析主张改革，反对周礼的理论基础和思想主旨。
邓析还是一位民主斗士，他主张政治民主公开，积极倡导老百姓参政议政，他发明的匿名帖就是最好的证明。
邓析思想里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辨析法律概念。他私自制定“竹刑”不仅同贵族的“先王之礼”大唱反调，而且施展自己能言善辩的才能，用于研究和制定法律。
成文法的公布，为人们研习法律与诉讼创造了前提，从而出现了民间研究法律的现象和以助人诉讼为职业的人。邓析很重视法律，对法律也很有研究。由于他不满子产对周礼的改良，因此对于子产刑书也持否定的态度，于是私自编定了一部更能适应新兴地主阶级要求的刑法。因为写在竹简上，所以称为《竹刑》。他的《竹刑》实施之后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即使在当时也受到人们的称赞。
邓析的哲学逻辑思想十分丰富，被举为先秦名辩思潮的创始人。他将这种察名、正名以及辨析概念和名实关系的思维方法用于法律，从而使他的法律思想从形式到内容都别具特色。
邓析的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赎尸诡论”的故事，这场尸体讼案充分显示了邓析的口才，邓析的辩说技巧由此可见一斑。同一个事实，邓析却推出了两个相反的结论，每个结论听起来都言之有理，这种诡辩的手法确实很厉害，他诡辩的目的在于希望当事人相持一段时间后，能够找到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价格平衡点。而他揭示事物的矛盾统一现象；具有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对古代的逻辑思想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第九节 杂家（1）
战国末期的综合学派，是指混合各家学说而自成一家的门派，以期取各家所长，避各家所短，以吕不韦召集门客各派学者合著的《吕氏春秋》为代表作。杂家的学者本身并不自认为自己是杂家，以目前所知的资料来看，此一名称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最早提出的。
吕不韦
——经营政治生意的商人
人物介绍
吕不韦（？—前235年），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商贾出身，政治家，思想家。
学派
杂家的代表人物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物是需要大写特写的，他就是战国末期，出身商人的吕不韦。吕不韦是一个谜一样的传奇人物，他经商成巨富大贾，从政成显赫的丞相。作为一个商人，他开创了商人从政的历史先河；作为一个丞相，他摄政、攻城、编书，是秦完成最后统一的大功臣。作为有史以来的最大投机家，虽然几千年过去了，但他的一生经历，对后人的影响极大，而他的这一切皆源于一笔最大的商业买卖。
生平：
吕不韦约生于公元前290年至280年，他的家世无史可考。成年后的吕不韦奔走于各国做生意，后来经商到了韩国，因为贱买贵卖而累积了千金的家产，成为阳翟的大商人。
秦昭王末年，秦昭王以其次子安国君为太子，安国君立爱姬华阳夫人为正夫人。安国君有儿子二十几个，公子异人（后改名子楚）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安国君姬妾所生，因为得不到安国君的喜爱而被作为秦国的人质居住赵国。当时因为秦国数次攻打赵国，所以异人在赵国备受冷落。
异人作为普通公子中的一员，在赵国做人质，经济很不宽裕，生活用度方面十分拮据，再加上在赵国没有什么帮助他的人，日子就过得很悲惨。
公元前265年，即秦昭王四十二年，吕不韦到赵国都城邯郸做生意见到了异人，很同情他的遭遇。并用生意人的眼光看待异人，觉得他是“奇货可居”，决定用自己的财力帮他谋取王位继承人的资格。为此，吕不韦曾回家和父亲商议，他问父亲“耕田能获几倍利？”父亲回答说：“能获十倍利。”又问“经营珠玉又能赢几倍的利？”回答说：“能嬴百倍的利。”再问“帮助立一个一国之主，能赢几倍利？”父亲说：“能赢无数的利。”吕不韦因而得出结论，“经营政治才是最划算的生意，既可以获利无数，又可以传之后世，这种有大利可图的好事，值得去做。”于是吕不韦从此开始弃商从政，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于是吕不韦便亲自跑去见异人。吕不韦对异人说：“我能帮助你实现你的人生大志。”异人不信，笑着对吕不韦说：“你怎么会知道我的人生志向呢，你还是先让自己发达起来再说吧！”吕不韦说：“您有所不知，我的发达要待您发达后才能实现啊”。异人知道吕不韦所指的意思，便和他促膝密语，说了很多肺腑之言。
吕不韦分析异人的情况说“秦王老了，安国君如今又是太子。我听说安国君最宠爱华阳夫人，而华阳夫人膝下无子，如此，能推立继承人的就只有华阳夫人了。您兄弟20余人，而您排行居中，且您长期在诸侯作为质，又如何能被安国君重视。如此看来，即使昭王死后，安国君得立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