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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上的各种英雄时,帕普金立即明白他该成为哪一类人了。但现在他还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类,事实如此。假如玛丽波莎爆发战争,或是法官府受到德国人侵略的话,他或许还有机会成为英雄。可依目前情况看,还是希望渺茫。
另外还有赞娜的父亲,上天知道帕普金为取悦于他费了多少心思。无论佩帕莱法官提出什么主张他都表示赞同,这可得在心智上有相当的柔韧性才成。今天他们抨击妇女拥有选举权,明天又主张妇女应该有选举权。今天法官声称劳动运动正在侵蚀国家的生命中枢,可明天他又说只有劳苦大众组织起来世界才有希望。帕普金的观点就这样跟着一变再变,就像万花筒中的彩色玻璃片变幻莫测一样。他获准保持坚定不移看法的唯一的东西,是加拿大保守党的纯洁性和法官罢免书的可怕的邪恶性。
但即使有这一切讨好之举,法官对帕普金仍然不能仁厚以待。尽管玛丽波莎的所有银行职员一般都把佩帕莱法官的住宅视为他们自己的,但在赞娜把帕普金带回家之前,法官从没有主动邀请过他。而在帕普金走后,法官常常坐下来对他大肆嘲笑一番,气得赞娜扔下《德肯色区的开拓者》,愤愤不平地离开游廊进入卧室。然后法官会立即改变态度,重新点燃他那支玉米穗轴做的烟斗,面带不折不扣的满意的微笑,坐下来开始自享其乐。所有这一切之中还有某种很玄乎的东西,它是那么叫人捉摸不透,足以证明帕普金先生的所有机会都是了无指望的。
证明希望渺茫的还不止这点哩。帕普金的年薪是八百元,而按汇兑银行的规定年薪一千元以下的职员是不能结婚的。
我想你已注意到玛丽波莎各银行暴虐的资本主义压迫了。这些银行里有不少成熟而有经验的男职员,他们都在十九、二十和二十一岁之间,可婚姻对他们来说却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他们被迫靠玛丽波莎饭店的餐券活命,为迎合一群资本家的古怪念头而挤住在银行的集体宿舍里。
无论何时,帕普金只要一想到那两百元的差距,就会明白社会不安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事实上,他就是依据这一点来解释所有的社会不满的。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劳工运动,亨利·乔治,洛伊德·乔治——对所有这一切,他只要一想到他那不足的两百元钱就全理解了。
在这段时间里,帕普金先生攻读了《伟大革命家回忆录》,他甚至想过用炸药把亨利·穆林斯干掉。听我这么一介绍,你马上就会明白帕普金的心境了。
但所有这一切妨碍帕普金和赞娜结合的重重障碍竟没有促使他自杀(噢,对了,他曾自杀过三次,往后我会一一道来),那是因为他早已明白:在他和赞娜之间永远横亘着另一种无情无义的现实,它使得他们的爱情注定是没有指望的。
自从他和赞娜相识那一刻起,他就模糊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每一次他试图向她介绍他的身世和他父亲的情况,总是有某种东西梗住他的喉咙,这时候他对横亘于他们之间的东西也就认识得益发清楚了。而当他得知他父母要来玛丽波莎看他时,他的心情突然变得异常沉重,仿佛大难就要临头了,因此他千方百计地阻止他们来玛丽波莎。
为什么呢?为什么要阻止他们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帕普金为他们感到羞耻,为他们感到无地自容。一想到他母亲和父亲会在玛丽波莎露面,会被他的朋友们看见,还会去佩帕莱家登门拜访,他就会羞愧得简直要晕过去。
不,我并没有说这样做有什么错。它只不过表明了不同的命运——有钱和没钱的差别在这个世界上意味着什么。你也许够幸运的,没有机会体会为自己的父母的社会地位感到羞愧是何种滋味。你会觉得那没多大关系,重要的是为人诚实和心地善良。但你若是这样想的话,只说明你对命运不如你的人的某些痛苦情感还一无所知。
帕普金先生正好处在这种痛苦之中。他一想到他的父亲和母亲要在玛丽波莎露面,他就会满面通红,羞愧得无地自容。
只需想象一下那种情景就够他受的了!他可以想见他们从高级大轿车里走出来的情景,是司机为他们开的车门。他父亲要在玛丽波莎饭店租一套房间——请想一想,一套房间呀!
一想到这些他就浑身不舒服。
什么?你搞错了我的意思?因父母穷而感到耻辱?天啦,不是,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富有!不是玛丽波莎那种意义上的富有——在玛丽波莎,所谓“富有”仅仅意味著有足够的钱盖带游廊的屋子,需要什么就买得起什么——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富有——拥有汽车、住里兹宾馆,有游艇,有避暑小岛,等等。
嗨,帕普金的父亲——企图继续隐瞒真相有什么用处呢?——他是帕普金一帕普金一帕普金法律公司的大股东。假如你对沿海省份有所了解的话,你便会知道帕普金的大名。从切达巴克托到奇达贝克托,这个名字是家喻户晓的。就其要命程度而言,法律公司和老帕普金是检察总长的事实还只是最微不足道的。检察总长!嗨,这差事儿没多少油水!不见得比当参议员强。不,不,像很多律师一样,老帕普金实际上是一个企业发起人,他发起公司就像吹肥皂泡,一串接一串的。要是他不在沿海省份,那准是在波士顿和纽约鼓动投资和发行公债。要是纽约游资已尽,他会杀往伦敦。在伦敦大功告成后,他会投资到赛拉密奇河上做木材生意,到格兰德浅滩捕鳕鱼,或到芬迪湾捕小鱼。你听说过泰达尔运输公司,芬迪联合渔业公司和帕斯佩比亚克纸浆和造纸股份无限公司吧?嗨,这些全是老帕普金以别名办的公司。请想象一下他出现在玛丽波莎的情景!难道他不会出尽洋相吗?请想象一下,老帕普金在镇上碰到吉姆·艾略特,仅仅因为人家开了一爿小药店便把人家当成药商!要不就是和杰弗逊·索普谈话,仅仅因为对方靠替别人刮须糊口,便把人家当成理发师!唉,像老帕普金这样一个人,不出半天便足以使帕普金在玛丽波莎声名狼藉,帕普金明白这一点。
对帕普金本人或许问题不太严重,可你想一想,对佩帕莱夫妇和赞娜会怎么样?与他们的一切关系都会立即砸锅。帕普金很清楚法官对财富和奢侈持什么看法。有多少次,他听法官声言过要判处皮埃朋·摩尔根和洛克菲勒先生无期徒刑。有多少次他曾听法官说过年薪在三千元(玛丽波莎地区法官的年薪标准)以上的人都是地地道道的恶棍,根本不配和诚实的人握手。多尖刻!我说他尖刻不算过分!不过,与玛丽波莎中学校长马多尔逊先生相比,或许法官还算客气的,按马多尔逊先生的说法,任何人年薪超过一千五百元便是人民公敌。而与邮政局长特里罗尼相比,马多尔逊先生无疑又是温和的了,因为特里罗尼先生说过,凡是每年从社会获得一千三百元的人(成功的选举所致的合法提薪除外)都是害群之马。尽管如此,法官还是够尖刻的。他们这些人都呆在玛丽波莎。帕普金完全可以想见他们会多么蔑视他的父亲。
还有赞娜!这是最糟的。多少次帕普金听她说过,她就是恨宝石,不但不愿戴它们,而且还唾弃它们,即使你送她一顶用宝石嵌成的冠冕,她也不会对你说半个“谢”字!至于说汽车和游艇嘛——哼,对诸如此类的东西,赞娜·佩帕莱显然是不屑一顾的。可不是吗,有一天晚上她在独木舟告诉他说,她只愿嫁一个穷人,一个有自己的理想、能够为了她而披荆斩棘的人。当时帕普金对她的主张未能呼应,结果她很是生气,回家的路上一句话都没有说。
那么,彼得·帕普金拿八百元年薪在玛丽波莎的一家银行干什么呢?假如你这样问,那说明你对沿海省份的生活和那里的人的犟劲一点儿不了解。我敢说,在憎恨奢侈和过度挥霍之类事情方面,世界上无人能和沿海省份的人相比,而在沿海省份的人当中,老帕普金在这方面又是首屈一指的。
不要错看了这个人。他在冬天穿的是一件长长的海豹皮大衣,没错,但请注意,这不能和奢侈相提并论,仅仅是为了保养他的肺。我承认他抽的雪茄很高级,每支需花三毛五分钱,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他喜欢高级烟,而是因为他的胸腔很脆弱,非要这种烟不行。他吃中餐时要喝香槟酒,这一点我也承认,不过这绝对不是因为他乐于饮酒,而只是由于他的舌头和双唇对酒有一种无法抑止的特殊感情。就其本心而言——他妻子也有同样的心愿——老帕普金渴望的是俭朴的生活——到某个有鸟有树的小岛上去——一个在圣劳伦斯河,两个在圣劳伦斯湾,还有一个在缅因州海岸附近——为的就是过俭朴的生活。老帕普金常说,他希望找到那么一个地方,能让他想起艾卢斯托克河边那个古老的小农庄,以便重温他儿时在那里成长的美好时光。正是为了这一目的,他经常购买一些古老的小农庄,但试住的结果是,它们总是免不了离城市太近,古风味不足,因此他只好把它们划入不动产,此后再不抽一点儿时间去看上一眼。
但是,这是最值得强调的——在他的独生子是否可以奢侈这一问题上,老帕普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沿海人,具有大英帝国的忠诚子民根深蒂固的所有苛刻。那孩子不能奢侈!绝对不能,先生!从儿子还是小孩的时候起,老帕普金只要见到一点点奢侈的迹象,就会按至今仍在沿海省份流行的老规矩把它从孩子身上“抽出来”。然后他把儿子送进了一所老式学校,以便把奢侈从孩子身上“榨出来”。从学校出来后,他又把儿子送到新斯科舍的纵帆式帆船上呆了一年,以便把奢侈从他身上“磨练掉”。经过这一切考验之后——尤其是在到了玛丽波莎之后——假如小帕普金还戴着镶宝石的饰针,穿着鲜黄色运动衫,而且在发薪日突然系起有条纹的藏红色领带,那只说明他身上那种古老的劣根性仍需在沿海省份进一步受到鞭挞。
当然,按原来的安排小帕普金是准备从事法律的。他父亲对此寄予厚望,他梦寐以求的夙愿是把公司变成帕普金一帕普金一帕普金一帕普金法律公司,本来也早该这样叫了。可惜小帕普金却被愚蠢的考试制度——这种制度在他父亲那个年代就实行了——排斥在了法律的大门之外,于是,除了把他扔进银行别无他法了,“扔进去”,我想是这一字眼。因此他父亲决定,既然要把小帕普金扔掉,不如索性把他扔得远远的——干脆扔到加拿大去(你知道沿海省份的人说这个地名意味着什么)。为了把小帕普金扔掉,老帕普金请他的一个老朋友帮忙。此公与他情投意合,同他一样心狠手辣,三十年前在城里的法律学校时便和他是老搭档。因此,他的这个老朋友——一个恰好住在玛丽波莎的横蛮狠心的家伙——立即回复说:“爱德华,上天明鉴!送孩子来吧!”
这么着帕普金便来了玛丽波莎。假如在他到了那里之后,他父亲的朋友不露声色地对他粗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