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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稚老说：“你避避吗？”
“笑话！”我说，“避甚么呢？他们不是明明写着我‘所在不明’吗？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现在任职国家最高机关。并且不时与张继碰头，此案闹了几年之后，方才算我正式加入，这都足以证明他们的胡扯了！只要他们敢拿我归案，我一定恭候！”
稚老没有劝我避了，我却一直候着他们，甚至后来国防最高委员会被炸，我一度借重庆地方法院办公，又在他们宿舍居住，后话甚多，却都没有对我怎么，此时暂且不提。
全案的关键，一句话可以说明：“他们是在故宫院务移交张继得手后方才在他们手内任意点、任意栽的！”4年之后，又再起诉，这样长久的岁月，若是他们愿意全部毁掉偷掉，一齐推在我们身上，也很容易做到。
他们自己说明，物品分存北平、上海、南京三处从事鉴定，也并不是全部、鉴定何人，全书自头至尾，查不出一个人的姓名，书是司法行政部印行，我们也只得之于口头耳闻，以及洪陆东对我自承，在本书上何处印刷也不具名。
鉴定只分精粗、真伪，也没有人证明盗换的字样，等于一个全部的匿名文件，而法院居然就可以蒙头盖尾来说，左一个“毫无疑义”，右一个“自属显然”！真是奇怪到了极点，以上粗枝大叶地都可以尽量证明全案的诬陷，以及法官的荒谬绝天下之伦！完全是一群以执法为外衣的枉法之徒。我今生被这件事情纠缠，浪费了无数的时间与精神，真冤哉枉也！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国防最高委员会内幕以及张崔辈的小挫（1）
国防最高委员会，名为统率党政军的最高机关，实际，在组织之始，因为何应钦的不欲军事委员会隶属其下，藉口说都是蒋介石担任委员长不要这个帽子，而反对其中有党政军平衡的组织，因之缺了一条腿，他是不肯要张岳军（群）拿秘书长的名义来渗入他的利益而已。其次因为蒋介石一度自兼行政院，而那一帮奴才式的幕僚，就不敢指挥行政院又去了一条腿，仅仅因为代行中央政治会议，以及可以利用一个不经立法程序随意发布特殊政令的特权而被保留着，可怜他生下来就在一个畸形的状况下发展。
内容呢，一个副秘书长陈布雷以内监式的幕僚控制了全局，凡是一切政令文件都须经过他而后才可以达到老蒋，他是较之李莲英更有文人与绍兴师爷之长，在一种虚伪的谦恭下士的态度下操纵了一切，以下懂事的幕潦及一切帮闲阶级没有一个不仰其鼻息，秘书长仅是一个傀儡，张群比较还有一些可以自主，张一出任川省主席，陈布雷兼代了半年，他就在家卧治，将一切托付了一帮等于家奴者流在处理着。
王亮畴（宠惠）来接任秘书长，以一个法学家，而又老于世故，知道陈不好应付，他仅仅做了一个老蒋的高等翻译与法律顾问而已。由这一点可以看出国民党整个失败之点与内在的腐蚀，所以陈布雷最后的自杀，望好处看，他是自己明白他应负的责任的！
以上，我是简单地介绍所谓国防最高委员会的重要性。我呢，因为我是出身于清末时代的13岁考入浙江大学堂，后来改为浙江高等，陈布雷正是高等的学生，我们是先后同学，张群之后王亮畴（宠惠）接任了秘书长，陈布雷还是副秘书长，主任秘书卢铸，蒋是委员长。
王秘书长是我北平时代的旧识，在张群时代，我是名为参议机要秘书，他上任秘书长之后照旧要我管理秘书长私衔的文件以及蒋介石专给秘书长个人手令的收转掌管。
由于我在政治方面始终是个低能者，也毫无野心，而张、王等高官用我，也绝非因为我有什么特别的政治才能，完全因为我是个以文章、书画为生，也在北洋政府内务部任职多年，有些政务行文方面的经验。实际上最重要的是他们对书画方面的雅爱，把我当作了他们可以寄托文人时尚的朋友。所谓书画一道，从古到今也早已成为官场之中的一种品位与身份的体现。唐朝时的李白，便是唐明皇李隆基的朋友，彼此不过为了好玩而已，岂有它哉。
王秘书长是一个世故甚深的官僚者，也是一个好好先生。以上说明了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地位是如何！张继身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或者中央政治委员之一，（我记不清他是两种中的哪一种，两种名义都是参加国防最高会议的。）尤其是他的太太崔震华，显然是看重这个仙山楼阁，尤其以为我这个天子内阁身边的龙套十分了不得！以为是“日边红杏”！腹心之患，会在最高执政的耳边伤害他们，以报“故宫盗宝案”冤案之仇。务必去之而后快。然而他们所不幸而值得惋惜的，是张岳军（群）和王亮畴（宠惠）都深知道故宫博物院冤案的内幕，张继的力量又笼罩不住他们二位，他们也都相当知道我的品格。张继夫妇用三大厚册印刷品来到处发送轰炸也顽钝地不动。朋友们见到之后，一致的表现是视若无睹。
因此，张太太崔震华这一枝“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长胜军，终于在我这里受到了阻碍，诸多阴谋，化为无形。
又一个可笑的怪事来了！？
我前面提过”我们因为逃避重庆的空袭，眷属姻友一部分都因冯若飞的关系而迁居江安，由我的表妹夫余上沅创办的国立戏剧学校也迁移到江安，我的大儿祖光同戏剧作家曹禺（万家宝）同在戏剧学校担任教职，曹禺的夫人郑秀却是郑烈的女儿，因为以上的一些关系，大家同客江安，同我家里一班儿女都有相当友谊，所以我同郑烈在政治上是一个素不相识的敌人，而他的女儿却非常相熟地口口声声尊称我为老伯，这当然与郑烈无关。
此时已经1942年了，张群做着四川省主席，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秘书长是王亮畴（宠惠）。我的家眷已经迁回重庆，住在郊外唐家沱，我一个人却借住在重庆的地方法院，同他们一帮推事、检察官，相当厮熟。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国防最高委员会内幕以及张崔辈的小挫（2）
忽然，有好几位推事、检察官都来看我，一致地诧异动问：“您不是到成都去了吗？”当我否认了这事实，他们又都默不作声而去，我已经微微地觉着可疑。
同时又接到戏剧学校校长余上沅同他夫人我的表妹陈丁妩一封两人同出名的慰问信，是慰问我失去国防最高委员会地位的慰问信并问我以后的行踪。我又知道江安方面一致是这样的传说，这使得我更惊异了！？
最后，我的儿子祖光得到曹禺的情报，方才知道是他的夫人郑秀传出来的，郑秀是根据她父亲郑烈的信，郑重地告诉她说我离开了国防最高委员会，表示以后“莫余毒也”即我不会在“最高”捣乱报复的喜信。他是根据女主人崔震华的报告，当然也以为是值得庆祝的一件大事，这样传遍了重庆与江安。
可以清楚了：此乃张继主演的一个无法交差的交差话剧。由于他们越来越清楚吴瀛是他们这场冤案对象中意图反抗的最顽强的一位，也是令他们最无奈的一位。当张继家里的“玉皇大帝”崔震华给他一个命令：“要将吴瀛设法排除国防最高委员会这个‘日边’机关”的任务下达以后，他却毫无办法。而在她却以为是可能的，并且必需！郑烈也在殷切地希望实现。
张继没有想到这小小的任务，如此碍手！他那“豪侠”的身手已经失去了效用，张，王两位秘书长对他早有看法，完全不被他左右，且职务在他之上。于是最后的一着看家本领施用了，就是：朦蔽“圣聪”，他奏复他的“玉皇大帝”说：“任务达到，吴瀛已经离开重庆下降到成都了。”
“君子可欺以其方”，她究竟还是个女人，张继毕竟可造，骗老婆成功了，而传谕臣庶，第一个便是郑烈，于是乎我也“托福”“天下知”了。
我真何幸！同时也深自慨叹：一世我生不辰，同时在中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而也正认为一生中做着最没有力量也没有意义，忍辱偷生的环境之中，却没有想到，一代英雌崔震华这样地看得起我！倘若我是孔夫子，或者有幸运见着这个“南子”吧？？
我也为我服务7年的，虚拥高名，可怜可慨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受宠若惊，而张，王两位仁兄的关照，我是深深感激的。至少我送他们那些自问还算过得去的书、画、诗、文，显然没有白送。“秀才人情纸一张”，前辈先贤所言，果然是有道理的。其实书画小道人皆可为，而我却因了这小道。占了大便宜，没有落到易培基那样被气死的下场。只是不知道张继与崔振华是否在生我的气呢。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易培基夫妇的身后（1）
易培基自从1937年被迫气愤死在上海之后，他的遗族，仅有一妻一女：夫人杨氏，她们与女婿李宗侗住在一起，？？由古拔路迁居到西爱咸斯路，后来改为永嘉路，听说因为李宗侗的胆小，将易的照片、遗墨、书札等类都烧了，为的是避免敌方的搜查。他本来 有一个侄儿，被他收为儿子，生性不佳，读书不长进，在易死后，即登报驱逐，所以只剩下了这母女二人与女婿以及外孙数人沦陷在上海。
到1941年上海租界也不保了，我的女儿辗转从上海到达了后方，方才带来一些关于她们的消息，自然相当艰苦，尤其是这晚景哀哀无告、同她女婿也不能融洽的孤寡老太太，更是凄惨，我不由得怀念易培基一生的兴亡遭遇以及身后的凄清，并作诗一首来哀悼他：
悲君往事太凄清，如此黄梁梦可惊！一树羁栖隔烽火，九泉怨愤彻幽明。交情更为穷途见，冤抑还教后死平。最忆遗孥沪海上，西风吹泪过云程。
此后，她们的消息又寂然了，当然因为交通阻滞，邮电不通的缘故。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全胜之后，我们将要还都了，而这位易老太太突于1946年1月22日在久病之后，奄然逝世了。她等不到我们回来重见光明、希望为她的丈夫复仇。
我们到了上海才经友人转来她去世的电报，我去看吴稚晖同他商量，想藉此再向这暗黑的社会，呼吁一下这久已被忘怀的可耻的冤狱，我又顺便提到了准备发动反攻。因为这对夫妇太过可恶。
吴稚晖以为前者可行，而后者则不变更他保守的持重主义。于是我们商量好了一个通讯稿，向重庆各报发表一件新闻：
？
易培基夫人病逝上海，遗嘱候吴稚晖先生主持合葬
“上海讯” 前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之夫人杨氏箨村，于本月二十二日病殁上海西爱咸斯路中西疗养院，二十四日下午三时，在徐家汇路八三八号上海殡仪馆大殓，据闻易培基前以故宫博物院案居沪，于二十六年九月沪上抗战正剧时，病殁。遗嘱令其夫人候战后为之申雪，并托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先生主持其事。易夫人在沪居西爱咸斯路，苦守八年，备极艰辛。战事终结，不幸又以病殁。遗命以易氏灵柩亦尚停放上海殡仪馆，同候稚老返沪决定合葬及昭雪冤案云。
这个消息发出之后，反响是不甚满意，大约只有我嘱托了，而且是私办的报纸发表了，其它尤其是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