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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此自由，万万胜乞大力者，大力者无所左右，固显然也。今日大吹大擂，既不合时宜，歆大力者左右抑左，亦非所能，何必为空费笔墨之蛇足，且钮惕老来言，谈三分钟话，尚抽不出，能看不急数万字之鸣冤耶？至于遗呈达院，乃正式公事，必当伏报而已。万万不想能入“奉”目也。乞台裁。即叩
道安 弟敬恒顿首 十月三日
他这封信内，强调着说似乎我要求“缓狱”，这是不可解的。我的原信虽然不记得了，但是易寅村已死，我那时并不在狱内，为什么要求缓狱呢？显然是说玄伯，我一向是要反攻，绝没有“缓”的意念。若不是他个人的误会或者是李玄伯有此要求吧？“古林”云云，我至今不解，也忘记问他。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从八十八军到国防最高委员会
我有一个老友忽然在重庆相遇，因为刘湘的四位大将之一的范绍增将军要组织88军，他介绍我到他的军幕，于是在抗日之大时代，我从戎了。范绍增是一位草莽英雄而成为川中有名的将领，他因为最早倾向国民党中央而被刘湘所摈弃，为王绩绪、潘文华、唐式遵三个将领所排挤成了光杆。现在中央军入川，他理应复活。因此成立了88军。当时主持中央军事的是何应钦。
范绍增对于我，因为由中央而来，谬诧虚声，于是他在编制以外，给我加了一个秘书长的名目。我在众川人之中，终日吟诗写字作画，居然在此战乱之时创作了一大批自问尚属可取的作品，真乃平生之快不亦乐乎。
吴稚晖说：“你吃了文人的亏，换着同一个武人混。入蜀在乱世，交结一个川人也好。”
1939年88军出发到第三战区上饶，我被留在重庆留守。那时家眷因为避免空袭，到江安去了。我更无所事事，只好也回到江安，有一群亲友去游峨眉，我也同了内子参加，船到乐山，遇到乐山到峨眉一带的日寇飞机大空袭，船停在江边5天进退不得，方才换了一条船回来，几乎还在川江观音滩覆舟送命，涉险回到江安。
忽然接到88军参谋长刘展绪的来电，转达范绍增的意思：屯溪并无兵事，约我去游黄山。
张群此时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秘书长了，我去向他辞行。他忽然对我说：“你不要走吧！在此帮我的忙如何？”我自然答应了，他立刻发表我任参议，正是1939年的双十节。我电辞了88军的任务。
这样，我又留在重庆了，又常常遇见张继，虽面和心不和，却仍旧点头招呼，尤其是每次出席中央纪念周，一定要见面，他奈何我不得，倒也相安无事。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马衡来渝（1）
我在重庆时，马衡来渝了，听说故宫博物院运出来的文物，分别疏散在云南的昆明、四川的重庆、乐山、峨眉等处。当然就是最初赴英展览的一批，以及张岳军帮忙运出的一部分，此外遗留在北平的全部、以及南京库房没有抢出的都听之任之了。我是比较知道的。而他们的个中人告诉我说，除去文献馆小部分外，都出来了。
马衡一到重庆，不知如何打听得我的住址，来至圣宫造访，他固然好意，我却因故宫是非谢绝了他。后来，他又到山王庙军司令部来，我也未见。他请我的大儿祖光吃饭，请他疏通；三顾了弊寓，我不便坚拒，于是彼此相见。他又请我吃饭，二人不免感慨一番，我俩应属故宫创建时的最早同仁，同是做的具体院务，且因北大系得误解，发生过不少的矛盾。
他着重向我说到，他与徐森玉经过这么多年的亲眼所见，说明我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朋友，尤其我对易培基的蒙冤，拔刀相助，不计后果，弄得后半生留离在外，不能返回北京，十分的不安。我也直言不讳地再次批评了他，在易院长受冤枉之后他的态度暧昧，始终不明朗。连易院长去世他都没有出现，而在故宫早期创办的时候，易院长是十分的重用他的。李玄伯也是他很要好的朋友。对此，他依然是回避不言，似乎是有难言之隐。
我知道他毕竟是既得利益者，能有现在的态度已属不易了，他希望与我重续友谊。并说最近要选一部分文物参加美国的博览会，对于古物陈列所的文物，我是老人，比较熟悉，从建院展览就参与其事。要请我担任审查委员，我碍于当时情况没有答应。
我说：“我是待罪之身，不便受聘。也免得生出许多麻烦。你如果一定要我审查，你可以拿古物陈列所的目录给我，我替你圈出可以送出去的，不一样吗？”
他赞同这样做，邀我到他办公处去一次，他拿出目录大致由我看一下，也就算答拜。
五十八、又出了希怪之事？？扩大到第六案
当我到了国防委员会的第二年，忽然接到吴稚晖一封信，信上写着：
景洲先生执事：……今早发见一奇怪之事，如先生有暇，请移玉敝寓一谈。敬叩
道安！ 弟敬恒顿首 六月十三日
什么奇怪之事呢？我当天晚上就到上清寺73号吴先生的寓所去看他，他给我三大本书。
两本封面上写着：《易培基等侵占故宫古物案鉴定书》。分为上下两册。另外一册，是关于此案的往还文件。（定名因此书遗失，我忘记了。）鉴定书内附印了“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官起诉书”，旁边注明“二十六年诉字第三九五号”，赫然写着：
“被告易培基 前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在逃未获。
李宗侗 前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秘书长，在逃未获。
吴瀛 前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秘书，所在不明。”
这是第5次的扩大起诉书，连我那“妨害秘密案”要算第6次了。
吴稚晖所谓奇怪也者，乃是连我也加入了。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马衡来渝（2）
我在重庆时，马衡来渝了，听说故宫博物院运出来的文物，分别疏散在云南的昆明、四川的重庆、乐山、峨眉等处。当然就是最初赴英展览的一批，以及张岳军帮忙运出的一部分，此外遗留在北平的全部、以及南京库房没有抢出的都听之任之了。我是比较知道的。而他们的个中人告诉我说，除去文献馆小部分外，都出来了。
马衡一到重庆，不知如何打听得我的住址，来至圣宫造访，他固然好意，我却因故宫是非谢绝了他。后来，他又到山王庙军司令部来，我也未见。他请我的大儿祖光吃饭，请他疏通；三顾了弊寓，我不便坚拒，于是彼此相见。他又请我吃饭，二人不免感慨一番，我俩应属故宫创建时的最早同仁，同是做的具体院务，且因北大系得误解，发生过不少的矛盾。
他着重向我说到，他与徐森玉经过这么多年的亲眼所见，说明我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朋友，尤其我对易培基的蒙冤，拔刀相助，不计后果，弄得后半生留离在外，不能返回北京，十分的不安。我也直言不讳地再次批评了他，在易院长受冤枉之后他的态度暧昧，始终不明朗。连易院长去世他都没有出现，而在故宫早期创办的时候，易院长是十分的重用他的。李玄伯也是他很要好的朋友。对此，他依然是回避不言，似乎是有难言之隐。
我知道他毕竟是既得利益者，能有现在的态度已属不易了，他希望与我重续友谊。并说最近要选一部分文物参加美国的博览会，对于古物陈列所的文物，我是老人，比较熟悉，从建院展览就参与其事。要请我担任审查委员，我碍于当时情况没有答应。
我说：“我是待罪之身，不便受聘。也免得生出许多麻烦。你如果一定要我审查，你可以拿古物陈列所的目录给我，我替你圈出可以送出去的，不一样吗？”
他赞同这样做，邀我到他办公处去一次，他拿出目录大致由我看一下，也就算答拜。
五十八、又出了希怪之事？？扩大到第六案
当我到了国防委员会的第二年，忽然接到吴稚晖一封信，信上写着：
景洲先生执事：……今早发见一奇怪之事，如先生有暇，请移玉敝寓一谈。敬叩
道安！ 弟敬恒顿首 六月十三日
什么奇怪之事呢？我当天晚上就到上清寺73号吴先生的寓所去看他，他给我三大本书。
两本封面上写着：《易培基等侵占故宫古物案鉴定书》。分为上下两册。另外一册，是关于此案的往还文件。（定名因此书遗失，我忘记了。）鉴定书内附印了“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官起诉书”，旁边注明“二十六年诉字第三九五号”，赫然写着：
“被告易培基 前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在逃未获。
李宗侗 前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秘书长，在逃未获。
吴瀛 前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秘书，所在不明。”
这是第5次的扩大起诉书，连我那“妨害秘密案”要算第6次了。
吴稚晖所谓奇怪也者，乃是连我也加入了。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马衡来渝（2）
据起诉书内，一共是三个人，一死一逃，在重庆并且在政府中央最高机关（国防最高委员会是战时统率党政军的最高机关）任职的只有我一个人。他们这一散发，完全对我一人的开轰是毫无疑义的，而又故意写着“所在不明”。
吴稚老说：“你避避吗？”
“笑话！”我说，“避甚么呢？他们不是明明写着我‘所在不明’吗？我行不更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