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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当然知道我离平，这起诉书方才送达，其中措词的巧妙，水尽山穷，柳暗花明，转折有趣，明眼人一目了然，实际上是埋藏在他们大阴谋中的一场无聊的瞎胡闹。目的是搞臭易李二人，不用解释了。
这时，他们却通知了正式开庭的日期，是我无论如何不能赶回的。江翊云代我请了假，他们却照旧开了庭，当真也遵照我的意见缺席判决了。判决书的大致如下：主文：
罚金二百元，即以被告所缴保证金二百元没收之。？
理由：（前文与起诉书同，从略。）下文，增改为：“该被告不能履行将原电转交朱检察官而反交与立场相反之易培基，自属帮助妨害秘密无疑。及至开庭传讯，又复托故请假，显见情虚！应按刑法第××条第×款妨害秘密罪从轻处断，罚金二百元。合亟判决如主文。
这一处断更可谓巧妙之极，所谓刑法上妨害秘密罪的条文，写着：“无故妨害他人之秘密者……”明明着重“无故”二字，他们贿买证人、掀起诬控的大案，有故无故呢？他们一字不提。
我明明等待了1个月不开庭，因为故宫职务奉电离京，他们却趁此开庭，请假不说准不准，却说托“故”请假、显见情虚。
他们还有一个巧妙的处置：因为上诉期间是10天，他们将这起诉书交与铺保杨心德，要他搁了几天，从北平邮寄到湖北，自然过了期限，这样，无法上诉了。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武昌两事（4）
知其所穷”，“显见情虚”究竟是谁呀！他们从此知道避实就虚，我的计划成功，我的命运也就大定了。
一位现任西安高等法院检察长万君，他与我同船到湖北的，因为讲起此案，成为至友。我给他看了这件判决书，他认为岂有此理，要我提出非常上诉。他说：“你可以凭藉目下服务于总司令部咨议的地位，不接受普通法庭的裁判。”
我知道这些都是枉费笔墨，况且法院方面还是接受我的意见，相当合作。但是，我仍将万君的建议通知了江翊云。
江来信劝阻，果然，他说：“北平法院完全是善意，此乃快刀斩乱麻。推翻了这个，不要增加麻烦。”我也就算了。
我在故宫博物院是等于失踪。忽然徐森玉同了傅沅叔去游什么地方忘记了，路过武昌发现了我。森玉素来对我尊重，感情也好，大约在他们回去汇报之后，马衡想必是内心有所报愧来信请我回去复职。我此时已对故宫之事伤透了心，客气地回信婉谢了他的盛意。
这样，我在武昌勉强地处下去。忍心地割断了玉雪可爱、曾经尽了绝大培育之功的未成之童？？故宫，以为我自己或者已经跳出了那神武门内憧憧鬼魅之影。
我当然是感谢北平法院的，因为他们确是依照我的嘱托缺席判决，没有二次侮辱我，同时他们也深知我的分量，感觉到不大容易应付，“遁词。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朱树森重起炉灶
可是事实并不如此！这批魅影，一方在原地正格外活跃起来，却还远远地笼罩着我。现在且先补叙自我离开北平的两个时期，他们的活动：在前面所记朱树森突然又来缠我，我却走避到上海去商量应诉的时节，他在故宫博物院做了许多无聊的动作。
现在略举一二：他强迫秘书处科员董寅复说：有易院长亲自动手随意提取物品的事实。大致是因为秘书处曾有封存两块或三块牙刻的乾隆御玺“乾隆鉴赏”“三希堂鉴藏宝”“宜子孙”之类，这也是李玄伯多事，他在某日在某处点查发现了一匣这样的玺印，都是乾隆皇帝预备用在他所藏书画上的鉴赏印，即是外间所称“乾隆五玺”中的。
他恐怕为古物馆人所得，或者用来假造内府藏件，所以特地收来交秘书处特别保存，其实当时盖用的正不至一套，如为防弊，本应提出来经过讨论集中了做一个公开的特别处置，而不应零星地由秘书处随意保存，至现在成了他们的疑窦。
还有一份什么墨迹，大约是请客时提出来研究，因为时间晚了，暂行保存，尚未归还。这些都有纪录，都是群众出组行为，并无情弊。后来文物南运事忙，成了积压之事，没有理清楚则有之，疏忽可说，决与院长无干。现在他强指为偷盗之证，逼着董寅复说：是院长亲手的动作。董不肯附和，他说：“院长从来没有亲手提取过物品！”
朱大怒了，说：“难道院长这点权都没有？”？
董也不服，回答他说：“中国的大官，吸烟自己都不划洋火，难道他没有划洋火的权吗？”
朱语塞了，他于是迫着茶房尚增祺，说：“你一定看见院长偷了东西塞在袖筒管拿出去！你要不这样说，我将你带走！”
这样的笑话不一而足，大家以为奇谈。
于是又造成了这一个什么盗宝案，捉了许多忠厚老实、可怜无辜的小职员，因为当时经手了装箱南运的任务。尤其可怜的是一位湖南人萧襄沛，他非常本分而家境奇穷，上有老母，下有妻小，全靠数十元月薪养活，是庄思老由审计院调来，与易寅村毫无关系，而他们因为他是湖南人与易同乡，硬说是通谋舞弊，判了若干年的徒刑，以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实在是欺负可怜的小人物，太无耻了，太卑鄙了，真正让人恨得身上发抖。
至今念及我心里还在难过。因为这是由我们这些所谓大人物而起呀！我们有何颜面对这些当年的属下，有何颜面对他们的后代子孙。这简直就是光天之下活生生地害死人呀！这是孔孟仁义下的君子大丈夫应该干的事情吗？这是丧尽天良啊！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扩大为第三次案
朱树森再发难的目的也渐明白了。他们因为前案不够分量，同时易培基反攻而后又软弱了接受调处，辞职，我也走了，一切优胜的有利条件，都在他们掌握之中，被告不敢出头，政院不与主持，被告负无穷无限的责任。以前“只要辞职，万事全休”的诺言。已不算数，依然穷追猛打，毫不放松，意思非常清楚，计谋相当恶毒。
既然可以任其所为，自然要干到底，污陷几个小人物萧襄沛之辈，不能过瘾，自不妨再来个第三次扩大，并且以报易培基反攻之仇；所以它的案由称为：侵占、伪造、背信、妨害公务及名誉，题目包罗了如许名义，与以前真不可同日而语了。
前文已经说过，因为属地方主义，案子应该归北平法院，指挥不便，又不如南京法院的听话，所以牵入农矿部将它归江宁地方法院办理，检察官也是孙伟，就是玄伯说他已经接受妥协决不起诉的朋友，现在不但一，而且再二！我还留得当时《申报》转载的起诉书，并录在下面：
？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五日）
“故宫盗宝案”起诉书？
江宁地方法院检察官起诉
被告易培基、李宗侗等九人
■传全国之故宫盗宝舞弊案，已于上月十三日由江宁地方法院检察官提起公诉，现觅录起诉书全文如下，以供关心本案者之参考：
被告 易培基 李宗侗 陈 郁
萧 瑜 崔燮邦 晏怀远
秦汉力 董 琳 张淅■
右开被告，民国二十二年度检字第六零零四号为侵占、伪造、背信、妨害公务及名誉一案，业经本检察官侦查完毕，认为应行提起公诉。今特将犯罪事实、起诉理由及所犯法条，开列于后：
一 犯罪事实
缘易培基于民国十八年间，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李宗侗充任该院秘书长，陆续将保管之珠宝部分盗取真珠一千三百一十九粒，宝石五百二十六颗，以假珠掉换真珠者九千六百零六颗，以假宝石掉换真宝石者三千二百五十一颗，其余将原件内拆去珠宝配件者计一千四百九十六处；此外尚有将缉米珠流苏及翠花嵌珠宝手镯等类，整件盗取者，为数甚巨（品类、数目均详见调查笔录及附表），均一律占为己有。
简直是胡说八道，完全没有根据的乱栽赃，彻头彻尾的害人，必欲置易培基死地而后快。其实这些事与我无关，当时我的工作乃是协调上下左右行政人事关系，忙得要命，并未直接插手各馆的文物掌管。然而这样的害人，让我如何圆滑，如何坐视不管，不问。因为我是知情的呀！这却更激起我的无比痛恨。天下居然真有如此恶毒的女人，更真有这无耻的司法官吏，于是更坚定了我要继续帮助易培基的信念，即便身上无可拔之刀，也要以正义之声相助朋友。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三元老追蒋无功
因为这件案子，越闹越不成话，而他们主要人物，都以为非由政治解决不可。那时蒋介石入川去察勘四川的抗战基地了，于是我们建议决定由三个元老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一同追踪去四川，寻蒋说话。据说吴稚晖每天在船上写万言书，记载这一案经过，预备说不清楚时可以给老蒋看，可惜这个记载，我们始终没有看见，现在恐怕也没有了。
他们三位到了重庆，老蒋已去成都，正与刘湘做工夫，他们再要追去。张静江身体受不了，在重庆耽搁了不久，一睹川江之胜，总算经过了蜀道之难，他一个人先东归回来，由吴、李两位继续留川进行，主要的任务，自然着重在稚晖。石曾的动作我不知道。
吴稚晖呢？据他后来自己告诉我说：他到了成都，立刻见到了蒋，那时刘湘也在场，蒋当时嘱刘替吴先生指定一个同他相近的地方做寓所，却被搬到一个公馆离蒋有十里之遥。他天天设法去与蒋接近，等待说话的机会。可是永远得不到。
一天，他又候了许久到散场，无法进言。只得与宋美龄同坐了一辆汽车回去。他苦闷之至，对宋美龄发牢骚，诉说他的烦恼。
宋非常同情地说：“我也因为子文的一桩请托要向蒋说话，一样地等不到机会！”两人相与慨叹一会算数。大概这一番任务也就此终了。他们三老是做了一次抗战入蜀的前奏。张静江并从此不想再去。
那时是1935年的春末3、4月中，易寅村又有一封信给我，摘录如下：
景洲吾兄左右：前月二十七日手书收阅，二十五日弟寄一书，未知收到否？仲复（董）书六阅，此君不为威胁，主持公道，今之古人，可为佩纫！三公西赴（三公即吴、张、李也），正值门神（指蒋，射《水浒》之蒋门神）赴黔，澶■渝上，不知何时始返？（大约此时蒋尚未到答，否则或有误传。）弟此次损失，可谓不赀。平、京、沪居地均被非法扣押。亚处实非事实，被扣者，彼院均有封条，亚处则无。不知报纸何以必诬此？六宣传作用。（亚处，谓上海之亚尔培坊，当时报纸，亦有被扣押之传。）使被冤不出，不仅无昭雪之望，且已倾家荡产，以后生活，亦成问题矣。然彼党盘踞法权，无所恃而出，又委身饿虎之溪，殊无谓也。惟恃三君之行，得有结果，兄谓何如？……
四月三日
在这封信以前，我在武昌也曾听到他们扩大进行的阴谋，还有董仲复的报告是由我转，我气极了，我写了一封信忠告易寅村，信没有留稿，大致是劝他出马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