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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见我踌蹰，也有些为难了，他说：“你签了，你就自由了。”
站在我右手的那个法警，忽然开口了，他说：“堂上体恤你！”
我一听这话，不禁甚怒，几乎要咆哮，但是，我忍住，我用北平人的方式，用力地瞪了他一眼。我手上本来拿着笔的却放下了。
检察官顺着我的眼光，也看了一下法警，又回到我脸上，柔和地望着我再说一遍：“请你签一下字，就自由了。”
我忽然想起谢次洲的关照，觉得这位检察官的苦心，我说：“一定要我这样签吗？”
接着，我不等再回答，我签了，也不再看。
他欣然地接过去，回头对那法警说：“你引导吴先生缴保证金再回来。”
于是那法警恭顺地引着路到会计室缴了200元，问他要收条，他说：“要附卷。”也就算了。法警跟了我回到原处，保证人杨心德已经在公案下面打了100元铺保的证书。检察官向我说：“你可以请回去了。”
我向进来的原路走。他又要我回来，又说：“请你走这边的门吧！”
我说：“江律师在等我。”
他说：“你出了这边门再进那大门，就无妨了。”
我只得出了矮门，又走向大门进去。方才阻止我们的门警还在，却向我举枪致敬了。真奇怪！我想：是在演戏。
我回到律师休息室一问，江翊云走了。大概他是知道我一定可以自由，所以不必候了。于是我去看一位顾检察官，他是顾孟余的族叔，我们很好的朋友，在故宫工作的同志。我将今天的问答，向他叙述一遍。
他说：“据我看，你应该无罪。”
我说：“不会！但是，‘官司虽输，跪相不错！’（一种俗语，言派头好也。）”彼此都笑了。
在他客厅上两个茶房，一个是庄思老审计院所用旧役，一个又是我农矿部保管处用过的，都对我恭敬亲切非常。在这一小时间，阶下囚，座上客，一身兼之，真成一梦。我方才彻底了解中华民国的司法！？
可是，我回来之后，相当气愤。
一会，那法警来，一定要见我，门房带他进来，态度大不同了，立正鞠躬，他说：“我替您去对了铺保，现在什么都不生问题了。”
我稍为欠了一下身，吩咐门房：“赏他1元！带下去！”他又鞠了一躬下去。
第二天，江翊云又来告我一桩更加令我啼笑皆非的事情，问我跟共产党到底是什么关系？因为张继一伙说我有通共嫌疑，只是目前证据不足，还在调查中，所以暂不指证。弄得我一头浆糊，不知所云。
我对他说，“君子不党，当初参加国民党，那是因为张继的拉拢，送给我一个党证，总不能不要吧！我为了易培基得罪了他，如今党证已被他们收回，还交了30大元退党费。至于共产党，更加与我不相干。”
“那共产党人李大钊的女儿住到你家又是怎么回事呢？”
果然他问到了这件事情。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我被郑控走申协议（8）
“大钊先生的女儿李星华是我长女吴珊在中法大学的同班同学，两人关系甚好，她家在唐山，北平没家，经常在我家吃住，她父亲被杀之后，我女儿把她接来我家。这女孩善解人意，怕连累我家，几次主动搬走，又被我的女儿们硬留下来。你是知道我的为人，对这种事，我怎能不管。怎么，这难道也算犯罪吗？简直是笑话。”
“那易院长跟共产党的毛泽东又是什么关系呢？你不记得大约10年前北洋政府因为通共罪名通缉过他和李石曾先生吗？”江大律师继续问。
我听了以后，连连叹气。
“当然记得，亏得张继还跟孙中山闹过革命，还是个中常委，怎么如此的无聊瞎胡闹呢。跟共产党认识如何，不认识又如何，孙中山联俄联共，认识的共产党还少吗？这明明是想害人找不到把柄，胡乱来吗？”
“如今情形不同了，国共成了死敌，如果现在易院长跟他们还有联系就麻烦大了。”
“据我所知是没有的。过去他和毛泽东的情况，倒曾向我提过。那是他从湖北方言学堂毕业后，去长沙第一师范当了校长，教过毛泽东国文，对毛泽东很欣赏，1919年还带着毛泽东率领请愿团到北京炮轰军阀张敬尧，后来真把张敬尧轰出湖南，1921年毛泽东向他请假去上海开会，本来毛泽东已成了课任教员不能走的，易院长却特批他去。过了很久，才听说毛泽东那次去开的乃是共产党的代表会。不久后易院长不断升迁，早已失去联系。”
“原来如此，只要没有联系就好，免得再生麻烦，但你们两位政治态度显然已经在案。” 我说：“那有什么关系，我布衣一介以画为生又不想搞政治做大官，由它去好了。”
还有一次正式审判庭呢！又得受一次侮辱，我由帮助地位而身被罗织名列法网，实在是怨哉枉也！要是真够称为一个国家的法庭，法官若真能凭公正立场审度是非。我不应当计胜败，都得守法。现在，显然的不是。
一个下贱的女人，这样堂堂的司法机构下的国家官吏，凭她的喜怒来审案、定是非，岂但是我一个人的耻辱？这是整个国家的耻辱！我是一个堂堂的国民，我应该抗议！我应该反抗！但是，我们许多同被压迫的人，都在逃避！比我力量大的人，这个案子的中心人物都在逃避！我本是一个旁人，因为路见不平，些微主持一点公道，以致惹祸受着迫害，眼看着只有屈辱，绝无胜利的希望，徒见其阿Q而已！那姓李的检察官，他知道是错误，以一个法官的立场，打着司法独立的照牌却在间接地执行一个娼妓不如的下贱女人的命令。他忍受着，因此一面托人向我打招呼，检察长祁谨庵又托人向我保证不致使我过分屈辱。
他们是善良的，他们的良心也受着委屈！事实上他们同我一样地受着压迫与耻辱！这是一个如何严重的问题？我们如何方能达到有效的纠正？我知道没有希望！唯一的办法，尽力减少牺牲，一面做着弹性的抵抗，减少不必要的屈辱！……待时！
我凭以上的思索，拟定了一个策略。在最近的敌人进攻的步骤上，就要公审了，这法官何人，是否与李检察官一样内愧，一样对我表示同情减少我的被辱呢？还是尽量为了升官发财，采取郑烈、朱树森的办法来拍马舔那女人的屁股呢？我实在不知道！而我的必须败诉，来做他们的面子，已是铁定的事实！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张吴交待我走武昌（1）
此时到了1934年的3月，故宫又订于4月4日在南京开理事会，张静江先生要辞理事长而由蔡孑民继任，马衡要实授院长。这都是依照张继的主张。
因为我是管理事会的文案，张静江打了一个电报给我，要我带了理事会的案卷到京办移交。
一方面张太太崔震华又提出了缓兵与暗渡陈仓之计，她要保证通过那上面所说的两个提案。她说：“只要那两个提案通过，以后易寅村与李玄伯不许再神气地坐了汽车招摇过市，那就万事全休了。”
一般以为这个条件似乎简而易行并且空洞。两个提案，静江当然本身已经不愿再做，马衡只是一个扶正的问题。尤其李玄伯所希望的就是万事全休，躲避不遑，哪里还有招摇过市的勇气呢？也已经无需再要马、袁等的假保人了。
我在理事会开会的前夕，到达了南京。
当天清早，我带着案卷到西华门建设委员会招待所，张静江、吴稚晖两位都住在这里，那天，张先生不准备出席，一切由吴先生去代表。
吴先生对我说：“你也不要去吧！张继恨死你，你让他发挥消遣不值得，还是一切由我代表，卷宗交给我代表你移交。你就请在此陪静江先生吃过午饭，等着我回来再谈。”
后面又意味深长地补了几句：“马衡当初是易寅村的人，玄伯的密友，如今张继也接受了他。他太太与何应钦的太太关系甚好，如今接任院长，显见他比你会做人，都不得罪，才官运亨通啊。”
我被他说的无言可对，性格使然，事到如今，我不后悔。
我从上午8时一直等到午后3点多钟，吴稚晖面色灰白，怒气冲冲地回到招待所，后面跟着褚民谊，直接走进他自己的房，放下了手上提了的杖帽等物，我正在他房内，他不招呼又往外走。民谊向我点点头笑着也跟出去，我也跟着同走到了静江的坐处。
静江先生诧异地问：“怎么了？”他看见吴稚晖一脸灰色气冲牛斗。
吴稚晖咕嘟着嘴，打着无锡官话：“我今天要挥老拳。”
于是他同褚民谊两人左一句、右一句地分叙着今天故宫理事会开会经过以及会后汪精卫请客一直到争斗的结果。事情发展是这样：理事会开会非常简单，为了息事宁人，一切照张继预定的意思通过；蔡孑民接任了理事长，叶楚伧接任我的理事会秘书，吴稚晖替我办了移交，马衡实任院长。以为从此可以天下太平。
汪精卫请在励志社午餐，席间还说了许多轻松的话，解释侵占公物说是：“什么一块旧绸缎，一件陈皮货算得什么呢？”因为他们实际目的是赶走易培基“盗宝案”本身就是借口。
大家高兴地谈着，一路填着鱼翅、海参，皆大欢喜，张继以胜利者的姿态尤为得意，筵席散了，他拿起帽子先走路，大家也都在寻帽子、拿手杖的当口，张继忽然去而复返，他回到吴稚晖的身旁手指着他开口道：“稚晖先生！我对你非常失望！我对你几十年的交情，你却替易培基做文章骂我的内人。最近登在报上那篇文章，据马衡称？？手指着马？？吴瀛说：不是你做的吗？”
吴稚晖吃了一惊，却随口答道：“文章是哪个做？哪个负责？你要看哪个署名？随便他请哪个做，你问不着我！”
“那也没有听见说过，”张继接着说，“人家丈夫不在家，可以跑到人家教训别人的老婆到四个钟头，你也应该吗？”
“你真也叫人失望！”吴稚晖反唇相讥，“你平素以义侠自居，在家里怕老婆怕成个龟孙样，你丢人丢的朋友们谁不晓得。想不到为了老婆，出卖朋友到这样！你读过《聊斋志异》的马介甫吗？因为本人太没有出息，所以朋友替他管教老婆是正理！”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张吴交待我走武昌（2）
“那是19世纪的事！”张答，“没有20世纪，为了朋友，对不起老婆的！我看你去我家里心术不正，另有所为。”
二人就此当众翻脸争将起来。吴这时怒不可遏，挽起袖子，势要挥拳了。褚民谊、汪精卫一边一个拉开了。民谊就送了稚老回来。
故事讲完，稚老余怒未息，民谊对我笑迷迷地道：“吴瀛，这文章的话，是你说的吗？”
稚老插口说：“我的文章，谁还看不出？”？
“这句话，我本来不必申辨！”我说，“人家当然有用意。但是有事实，我可以一讲。马衡向我说过，这文章是稚老大笔。我问：是谁对你讲？他说：是江叔老。为什么偏要说是我讲的，他们却故意用此话来离间。我一定要责问他的！”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