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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擀毡的匠人一般都扛着简单的工具（说是简单，那巨大的木弓子也够分量），走街串巷，谁家要做活，就在谁家吃住上一两天，原材料由东家提供，擀毡一般都是两个或更多的人在一起干。而在本村干活时，便吃在东家，住在自己家。我问唐培玉老人，为何不在自己家吃饭，那样不可以多挣点饭钱吗？他说吃不吃都拿那些钱，这是老习惯，自古人们外出做工都是为了讨口饭吃。
早年时唐培玉在队里干，算是副业，计工分，而且还要带徒弟。现在周边地区仅剩下的七个擀毡匠也都是他的徒弟。
年轻时唐培玉也经常出远门，他最远到过西藏，也跑过青海的海西，内蒙古的阿拉善。他说出远门就怕干活太少，还挣不出来路费。唐培玉介绍说：“最后一次出远门，是五十多岁在内蒙古临河市及阿拉善左旗。现在年岁大了，跑不动了，就偶尔在邻村作点活计。”唐培玉的绝活儿是手套和毡靴，但当我提出要找出样品来见识见识时，向左右的邻人寻了半天，才找来一副毛毡手套，可见现在人们很少做这个了，而毛毡衣更是少见。唐培玉介绍说：“以前的人光着身子在炕上睡觉，炕上铺一层毡就行了，现在人们讲究干净漂亮，在毡子上又铺了一层褥子，因此毡子使用的寿命就长了，用量也就少了。而年轻人睡木床也不铺毡子。”
虽然现在又有了手扶拖拉机的车坐垫及护膝等新产品，但也不多。因此，他的许多徒弟也都不干这行了，有的改作经营塑料大棚或经营蔬菜，什么来钱就做什么。
唐培玉24岁结婚，有两个子女，儿子虽然学会了手艺，可觉得太脏太累，现还是在地里干农活。同样我提出了机械加工、扩大生产的问题，老人说机械可以洗毡弹毛，但不如手工结实，所以凡用毡的人还是要用手工做的。如果毡要绝迹了，这个行当也就停了。
我问唐培玉外出奔波，有什么不平凡的故事或经历，老人一挥手：没有，没有。他只是强调了一句：一生来，从没有因为价格或质量问题与东家发生过纠纷。老人把生活的平淡，落实到了待人接物的平和与价格公正合理的问题上。
在唐培玉老人院门的门楣上，钉有两个鸡头，老人说这是取吉祥如意之意。从民勤出来，我在山丹高速公路下边的草场上，看见有一位牧羊人披着毡衣在古长城下放羊，构成了一幅典型的画面。回到北京后，我的朋友看见这张照片说：“这就与摆拍的一样。”
第一部分民以食为天
走进刘玉莲老人家的时候，我立刻感到这是个有年头的院落，从正屋的柱廊等木质构件上的雕饰就可看出。而对面一排屋子的窗棂也很考究，原来这也是一座所谓地主的院落。虽然它比附近非常有名的大地主院瑞安堡的规模差远了，但据说当年这座院落也是仅排其后的，只是50年代后，大部分院落都拆了，所以已风光不再。
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1947年，这里土匪横行，这个张姓的地主宅院因为没有建成像瑞安堡那样的防御碉堡，只得弃家南逃，留下一位亲戚本家姨夫看家。土匪来了以后，对姨夫进行吊打，用烧红的铁锹烙其后背，逼供财宝下落，开始他还挺着，但土匪又欲烙其生殖器，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地方，姨夫终于招了，土匪将挖出的财宝一抢而空。解放后，张家成了“恶霸地主”，宅院被分，许多院落被拆。今天看到的这个不伦不类的院落仅是留存的一角，而离院门很远的空场上有一棵老槐树，据说当年是种在院中的。
老张头在60年代去世，其二房媳妇生的大儿子解放前就投奔了革命，在县政府工作。但在“文化大革命”时，张家又遭厄运，全家人有家不能回，财产归公，仅存这一院房子又被没收，只得转住亲戚的院子，几个孩子也四处逃荒。
80年代落实政策后，一家人才又回到这个院落。如今在张家看到一两件带雕饰的老家具也都不是什么太好的，大都为了见新，而涂上了厚厚的油漆。古旧的摆设没有几件能留存下来，大都是新购置的物件。
在张家的厨房中，我看到了一个厚重的面柜，柜面是厚厚的独板，两边立面带有装饰的寿桃，从这并不常见的物件可以想像张家当年的辉煌。可能正因为这个柜子对一般人家并不实用，才没被抢走，所以留存了下来。
从这张老面柜里也可以看出，张家是一个非常重视面食的人家。其实在整个贫困的民勤，家家都是很讲究吃面食。
张家的大儿媳妇刘玉莲，如今已经75岁了，她是当年村中有名的做面馍能手。当我问起老太太什么时候结的婚时，孙女抢先说15岁，老太太争辩说：是16岁。大家都笑了，因为都知道：这位天真的老人，如果承认早婚，还有一点不好意思。
刘玉莲是附近的羊路人，家庭条件也不错，祖上是骆驼客，嫁到张家后，可以说没有享一天的福，早年除了吃苦受累，还要挨批斗。但她觉得，只要有口馍吃，人就能活。她乐观地生活着，顽强地生存着，并琢磨出一手做花馍的技巧，在村里很有名气，许多人家过年都向她来讨教，她也时常将花馍送给村里的邻居、乡人。
刘玉莲的老伴九七年去世了。而她的三儿媳妇彭瑞莲也是羊路人，婆媳之间关系相处的特别好，如今三儿媳也是一个花馍能手了。
彭瑞莲九岁时，父母双双去世，由姐姐抚养大，从小自己做饭，因此生活能力特别强，而且心灵手巧。如今过年一大家子的饭全由她操持，她要事先蒸出一大缸的花馍，存起来，每次来客人时，再加热端上来。
看着那些制造工艺精良，手续繁杂，造型巨大的花馍，我心里想：多麻烦呀！我这个习惯消费的城里人，不由自主地想到：这个繁重的活儿，为什么没有专业人士来专门经营呢，就像木匠、铁匠一样，你可以专做花馍，在村子开个铺子。这样大家都可以省事了。
但彭瑞莲并不这样看：做花馍是民勤女人的特点，如果谁不会做花馍，像城里人一样去买馍，是让人笑话的，这不仅仅是花不花钱的事。正因如此，家家都会自己做花馍，也就没有经营的可能性。其实，我认为这还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使然，并不是由生活水平提高而改变的问题。花馍不只是解决饥饿，它还带来了许多精神上的安慰。
我问除了过节，平时的馒头也这样吗？她们告诉我，婚事、丧事、祝寿、抱娃娃都需要，不过一般红事用花卷，白事用馒头，而且办事时一般讲究18个花卷算一盘。除了这些日子，日常食用的馒头，也是这样制作的，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我问彭瑞莲，你的女儿会做花馍吗？她告诉我：会做。站在一边的漂亮女儿，透着一脸城里人的气质。原来，她在金昌市打工，为人家做饭。我问她，你现在还做花馍吗？她说：我平时主要是炒菜，馒头去街上商店买，我都快一年没动过面了。你别听老人们为我吹唬。我看见在说话时，她脸上洋溢着一种轻快。
家中的客人们玩完牌，喝完酒，又要喝面条汤了。三儿媳妇彭瑞莲开始忙碌上了，我注意到她手上有九个蓝点的刺青，与花馍上那点缀的九个红点正好相像。
冬日的阳光照进屋里，话并不多的刘玉莲老人静静地坐在炕头，侧过身去，看着孙女们在一旁玩扑克，她一点也看不明白她们出牌的奥妙。其实她看不懂的还有很多，如墙上贴的大美人挂历，电视里正在播演的韩国电视剧《蓝色生死恋》。但她看得懂正睡在炕里的小重孙子，红红的脸蛋，像放在一旁的花馍一样，鼓鼓的，洋溢着一种香气。
女儿高天行云刚刚学会坐着
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升空前的七名宇航员
雷台汉墓外观
只有新鲜的羊触动历史
第一部分对影子的迷恋
我们的车子一直开到了永昌县的城门楼下，抬头望去，这个城门和以往我所见的城门并不相同，底座虽仍是方形，但三层屋檐，越来越向上收缩，在最顶层终于耸起一个塔尖。形成一个塔状的城门。
城门楼四周路边，摆布着一排排红色的水果箱，呈现出过节的气氛，许多出租车等在路边。过节其实就是一种运动，将水果搬运到别处，而人也随之走来走去。
这个建于两千年前的古县，虽然总是处在历史风云的浪尖，但由于浪太大，永昌小，所以在史书中，永昌就湮灭在“河西”这个大的地理概念之中了。其实霍去病、张骞、隋炀帝、李自成等都曾在这里驻足，但最近永昌的名气并不是因为中国本土的历史名人，而是所谓的“罗马降人”。
80年代末，一种说法开始流行。据说汉代中国称罗马为骊，而永昌也有一个叫骊的古城遗址。而在汉时，当时的罗马帝国发动对安息的战争，遭到围歼，有一支叫普布利乌斯率领的六千余人军团突围而出，一路东移，流徙西域，永昌骊城就是当时汉朝安顿这部分“罗马降人”的地方。而且至今永昌地区有许多罗马人的后裔，黄发蓝眼，更成为这种说法的证明。
这支历史上罗马的突围军队到底跑到了何处，一直没有确切的证据，来到永昌骊城的说法，一直存有争议。当地朋友给了我两本书，一本是由当地学者编著的《永昌县志补编》；一本是由当地小说家创作的《骊书》。前者通篇为古籍考据，而且一点也不曾提到所谓“罗马人”的说法。而后者以饱满的激情，为“一支古罗马军队在中国的最后下落”进行了宏篇巨述。一个重史据，一个重想像，孰是孰非，可略见一斑。
当地的主人建议我去圣容寺，那里有“莫高窟的妹妹”的壁画和塑像，而骊城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新修的罗马柱亭子。我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选择了骊城，我是俗人，也爱凑热闹，圣容寺的瑞像还是留给考古专业人士吧！
为什么“罗马降人”的说法这样盛行呢？因为它有市场，这个市场就是旅游市场。人们都有一种寻找刺激，把玩异类的心态，特别是两千年前，就有洋人落户中国，也是一种民族自足的安慰。就像我们习惯于对自相形似的影子保持迷恋。“六千罗马人的后裔”比霍去病、张骞要有吸引力得多。所以在去骊城的路口，又矗立起了一组巨形塑像，中间站立着一个汉朝将官，两边分别站立一男一女的罗马人，并以羊、麦穗为伴，命名为“骊怀古”。
我们在骊城一段遗存的土城墙角和坡上新建的雪白的罗马柱亭上拍了纪念像，便下到城下的焦家庄乡骊村中，大张旗鼓地找起长得像罗马人来了，以寻找这种说法的活见证。
村里有人把我们领到一个叫焦大的人家，一会儿焦大回来了，是有点像混血的外国人，他让我想起哪部电影里，有这么个形象——凯撒？
焦大原名蔡俊年，只是生于焦家庄，乳名“焦生”，排行老大，所以村里人都喊他“焦大”。焦大生有一女，看上去，也并无什么特别之处，而夫人已于几年前去世。我们劝他再找个媳妇，生个像罗马人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