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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星是我结识的众多诗人中，颇为独特的一个。他是那种对生活有着庄重承诺，并努力实现完美，同时又对艺术保持隐秘冲动的人。他自如地平衡着两侧的世界，互不伤害，敛起了暗中的锋芒。我喜欢这样警醒的人。比如你是一位旷世的哲学家，你还能去街边的眼镜铺子里磨镜片，赚取家用；再假如你是一个天才诗人，你还能跑去陌生人的家里，耐心宣传政策法规，推销各类保险单，拿上一笔养家糊口的提成。其实，你们明白我说的是哪两位前辈大师。是的，他们对日常生活的孜孜以求，尽可能地保卫了头脑中的那片湿地，在那里，群鸟翔集，羽翅峥嵘，艺术时时保养着它湿润的蛙皮。
黄河之畔，西北腹地的一座微弱小城里，我一共接待过三次高星。很不幸，前两次他是以保险工作者的身份出现的，他的脸上写满了对职业的谦逊，对同行的礼貌。2003年农历正月初一，高星在深夜抵达兰州。在一条灯红酒绿的街边，他以诗人的嗅觉，铺开了一卷地图，一脸灿烂地说：
——提着灯笼走河西。
这就是本书的由来。那时候，我刚刚写完一部中篇小说《大地上的罪人》。我虚构了一个人物，让他从肃州城（今酒泉）里赶出一群羊，沿着万里长城的废墟往下游走，掠过了甘州（今张掖）和凉州（今武威），也掠过了古浪驿、乌鞘岭、武胜驿、红城子、永登驿，一头扎进了兰州城。羊群一路吃青，几个月后便膘肥体壮了。这个拦羊人的目的地是城里的肉铺子，他要把一群羊送进去，让羊各自挨上一刀，完成它们在世上的命。这个家伙一路上都在为羊群忏悔，说，你们的命眼睁睁就要完成了，可我的命在哪里呢？谁在后头撵着我的脚跟呢？他找不见答案，我也一无所获。所以，当高星不期而至，揣着一分激动和想象，要提着灯笼走河西时，我困惑地问自己：
——他执命向西？
此后的日子里，高星踏着春节的喜气，一路跑向了高地。他叩问民俗，翻阅典籍，拜访酒事，结交贫下中农，倾听六畜的嘶鸣。在冬日的祁连山下，在史书所称的这一条“凿空之路”上，他完成着自己的诗人之命。
对河西走廊下的这段丝绸之路，已经有太多的人书写过。它是一条贩卖过大蒜、玻璃、丝绸和瓷器的大路；它是一条交流过杂耍、喷火术、小丑的大路；它是一条传播过宗教与传说的梦幻大路；它也是一条成吉思汗、吐蕃民族和左宗棠走过的荒芜英雄路。法显写过，玄奘写过，张骞写过，班超也写过。在深入西北腹地的隐约大道上，暗夜深广，七星高悬，历史和传说湮没着，寂静如流沙之下的一卷木简。现在，一个叫高星的诗人，还能说些什么呢？
在戈壁上
一个人在走
是我在走
两个人在上
是我们在走
几个人拥挤在车上
是车在走
在城市里
车很多
人很多
我很少
是的，只有一个诗人高星。在他提着灯笼穿州走府后，又回到了人稠密布的城市生活中。几年前的一个夜晚，我待在高星家里，看他介绍着博古架上琳琅满目的收藏品，听他眉飞色舞地讲述着每一件藏品背后的故事。我明白，他心中有一片理想的湿地，在湿地的海拔上，气象飞卷，七星高挂。
叶舟
2003年7月于兰州
序序二：奔走的高星与孤独的河西
2002年初我从甘肃去哈尔滨途经北京；同行的朋友介绍我认识了高星。午饭时的一瓶白酒，很快拉近了我俩的距离。除了文学，我们多半说的是古玩。那天，我多次鼓动高星到河西走廊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2003年农历正月初一的晚上，高星从北京飞抵兰州，次日一早进入河西走廊，开始了他“多方位寻觅”的又一旅程。
河西的春节和中国汉族聚居地区无甚区别，大家在鞭炮爆响的纸屑中消受着难得的安闲，亲友们来往走串，相互传递着来年的祈祝和忧虑。原本就不太热闹的古墓和遗址，更多了几分冷落。这无疑是探幽访古的最佳时机。高星在武威造访了“铜奔马”出土的汉墓，在民勤找到了将要消失的皮匠和年近七旬的毡匠等手工艺人，然后夜奔金昌，沿着颓败的汉长城遗址，踏上了寻找“古罗马军队后裔”及黑水国、裕固人的高速公路。
我们的车轮向绵亘千里的河西走廊深处快速推进。南面积雪皑皑的祁连山耸立如墙壁，遮去了半截天空，北侧的漠野和戈壁铺展着无垠的疲惫和敌意。史书浓缩了这里肥沃自足的过去，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春天却寒冷而乏味。自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后，大批的移民屯垦拓荒，建起了一连串城镇和粮仓。汉朝的风随着张骞的脚印一路吹向唐朝，吹出了中国丝绸之路的黄金地段。且不用从古人的诗句里寻找那些略带夸张的描述，只要留意一下走廊上的地名，就可以看出历史的余烬在时间深处冒出的一丝丝烟雾。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河西人，我在河西生活了将近四十年。对于个人而言，四十年也许就是一辈子。在过去的某些年头，河西彩陶残留的洪荒燧影，大漠沙砾散落的瀚海驼铃，魏晋墓葬珍藏的鲜活丹青，都曾让我在惊叹之余兴奋不已。如今回过头来想想，河西走廊不过是一座仓库，它只管存储，却从来不在乎谁是这些物件的主人。沉默的土地比人更能体味时间的魔法——任何人都不可能比一件有生命力的器物存活得更久。
我生活过二十多年的民勤县，是河西走廊抛出的一只水罐，虽然已近干涸，但还得勉强维持数十万人的生命。它像一只苦胆，被上帝扔在两个沙漠之间。《汉书》里的谷水，今日的石羊河在那里歇脚，冲积出了一条水草丰茂的狭长绿洲。明清两朝来自江浙晋陕的移民，又使这片在汉唐时代人烟稀少的土地逐渐沸腾以致水枯渠干，沙尘飞扬。谁能想到，千百年来碧波荡漾的湖泊在一页史书翻过的瞬间就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迁？相对的封闭歪打正着，或多或少地保留了移民们尚未遗弃的部分习俗。高星在这里发现了固守着阶级斗争观念的博物馆对地主庄院的评述，也看出了民勤地区五百多年来积淀的外显文化和内隐文化的具体形态。如追溯家族来历的门楣，融合了多种方言源流的“民勤土话”，虽为零星的采撷，但也能举一反三，梳理出一个地域潜在的文化脉络。
和民勤邻近的永昌县，近些年以“罗马降人”为焦点，满怀热情地想像着“一支古罗马军队在中国的最后下落”，而且神乎其神地将罗马军队的落脚点定在了某个村里。查考皆无实据，最终“人证”来了——你看，这个黄发蓝眼的永昌农民不是凯撒的子孙是谁？葛兆光先生在《大胆想像终究还得小心求证——关于文史研究的学术规范》一文中写道：“关于古罗马军团在中国的故事……这本来是英国人德效骞很早的一个说法，可是后来很多中国人也跟着说，甚至连当地政府也跟着来，希望变成一个神奇的故事，变成旅游资源。”（上海《文汇报》2003年6月19日）当然，高星没有被当地人的“障眼法”蒙过，他看到的实物只能引发他对“罗马军团”的怀疑，而用“对影子的迷恋”作喻，其意也就不言自明了。
高星说：“在行旅之中，我更偏爱普通景观，拒绝对名山大川的抢占，对名刹古庙也一般只是看看而已，更引起我注重的是那些不收门票的荒野、废墟，哪怕只是一段残墙，一个土坡，我觉得离历史更近，因为那是真实的。”常年在河西生活，我对许多事物已熟视无睹，高星则能发现一些独特的现象。在这方面，我麻木不仁，他感觉敏锐。比如他写到的武威和张掖，那是与我所在的城市邻近的地区。我感觉不到的细枝末节，他却明显地感到并在现象之外思考着原因和本质。
高星认为河西走廊是“多重线性”的。我觉得这种“多重线性”寓意着历史与现代、传统与变异的交融。他在《河西组诗》里流露了此类情绪：“我摸着自己的骨头/和砖头一样冰凉”、“如走马灯的人/一脸干燥的时间落满灰尘”、“只有这最后的一点雷同/把人放进了永恒的孤独”。在他这些诗文和摄影的背后，隐含着“多重线性”的多重孤独。河西走廊的地理位置是孤独的，它远离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即使今天的信息技术能够网罗海角天涯，但它仍在中心的远方。这条漫长的纽带孤独地穿越空间，也在孤独地消解着自己的个性。地理位置上的孤独，不可避免地决定了河西人生存意识的孤独。这个被誉为“粮仓”的走廊，日复一日地被干旱吞噬着躯体，收缩着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版图。一座座相距百公里以上的城市隔着戈壁和沙漠遥相张望，似乎都在无言地诉说着寂寞。隐居在历史里的人物大概也逃脱不了孤独，他们在重重帷幕背后清点着河西历史上的诸多谜语，而这里的现代土著却在为生计游走，哪儿还顾得上历史、文化这些捞不到“光阴”（钱）的玩意儿。话说回来，这也怨不着他们。偌大的河西，就是多重层面的孤独。
陪高星匆匆走过河西，我们一路奔忙，一路胡唱（唱的是他书中所写过的“文化大革命”歌曲）。每到一处，最怯的莫过于河西人待客时必不可少的烈酒，好在高星总是能喝且不醉。高星离开兰州那天晚上，诗人叶舟等几个朋友的饯行酒大概敬得猛了些，我打电话问高星还行吗？高星在那一头显得近乎无奈：“差不多了。”我想高星肯定是惦记着他在黑水国故城遗址拣到的那块汉砖，不敢多喝罢了。至于高星和汉砖在兰州中川机场的遭遇，那就只能打开后面的书页，看看高星如何讲完这个还算有些悬念的故事。
刘润和
2003年7月于金昌
第一部分哥伦比亚·河西走廊·高天行云
挑战者号的传真 来自同一时间**
一条云烟飘坠的图像
电视镜头的定格 比飞机还要形象
碎片齑粉 在寻找的
空间之中 何等的渺小
何况七名宇航员 还有
他们的微笑 一下子没了
比快还快
麦考利芙或者卡尔帕娜·乔娜
成为芳名
一道土墙围起两千年的日子
历史深入的只有土地
疆域的开发与驻守 与大地
保持平行长城的遗迹 可以在地图上圈点
烽燧燃尽的汉简
沙丘掩埋的是天上的风雨
楼兰公主的干尸在丝绸下
还有轻微的弹性
一个牧羊人倚墙而眠
在我的家里 一个六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