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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若非有真才实学，怎能坐上外省文联和作协主席的位子上？
再如笔者比较熟悉的出版界，广东省至少有两家出版社的社长是湖南人。湖南人肖建国先生现任花城出版社社长，另一位湖南人毛士屏任广东经济出版社社长，他是毛泽东五服之内的亲戚。另有两位湖南人刘美贤先生和曾大力先生，分别在广州出版社和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任总编辑。还有不少湖南人，如李一安先生和丁放鸣女士等，服务于广东的各家出版社，包括深圳的海天出版社和珠海出版社。年届
七旬的湖南籍编审、著名图书策划家郭锷权先生，如今仍在广东经济出版社担负选题策划工作。
湖南社会上盛行尊重人才的风气，对于那些没有才干的人，哪怕身居高位，湖南人也会看不起。梁启超曾经感叹湖湘之地到处是人杰，老翁小孩都通晓政事。湖南人在社会上有了地位，如果不懂经世致用之道，是会被人耻笑的。
曾国藩与左宗棠之间有一段故事，流传很广，说的是两个人互相攀比才干。
曾国藩在京城做了侍郎之后，一年冬天回到湖南，在长沙盘桓几天。昔日岳麓书院的同学们自然要轮流做东，请他吃饭。一次宴请，在座的有左宗棠、郭嵩焘和江忠源等人。左宗棠是个屡试不中的书生，平日里最怕别人点到自己的这个痛处，和曾国藩坐在一起，眼看着他只比自己大一岁，看上去木木讷讷，才华显然不如自己，却已经做了好几年京官了，而自己年近四十还什么都不是，心里自然不是滋味。
恃才傲物是文人的通病，更是湖南人的脾气。几个湖南的读书人聚在一起，饭桌上谈到的自然是国家大事。这时候，左宗棠为了表现真才实学，话就多了。他博闻强记，议论时引经据典，观点标新立异，又能自圆其说。他滔滔不绝地讲话，成了聚会的中心人物，身为侍郎的曾国藩只有听的份儿，心中不快。左宗棠一介布衣，湘阴的一个农家子弟，竟然喧宾夺主，狂放不羁，曾国藩有心把他调侃一番。他趁着酒兴出对联，把上联念了出来：
季子字季高，仕不在朝，隐不在山，与人意见辄相左。
此联中嵌着“左季高”三个字，自然是挖苦左宗棠。
左宗棠一听，窘得满面通红，心里酸酸的。自尊心使他决定回敬曾国藩的冷嘲热讽。他想：“老子不在官场，无求于你，管你侍郎不侍郎，怕你个屁！”他略一思索，念出更加刻薄的下联：
藩臣当卫国，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问你经济有何曾？
此联中嵌着“曾国藩”三字。曾国藩知道他是报复自己，但不便发作，便转移话题搪塞过去了。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曾国藩还是一介书生，没有创建湘军，自然也没有打过仗。但他后来指挥湘军与太平军对阵，几次被太平军杀得跳水自尽，倒是真应了左宗棠的那副下联。在困难的时候，他确实战不能进，退不能守，好像左宗棠早就预测了他的前程。
曾国藩与左宗棠不和，世人皆知。除了互相嘲讽，他们之间没有私人恩怨，都是为了对国事意见不同而闹矛盾。准确地说，他们之间没有怨恨，彼此倒是有过一些恩情。曾国藩兵败靖港时，湖南官场没人理睬他，倒是左宗棠这个没有官职的布衣去看望了他。后来当朝廷听信谗言要将左宗棠抓住就地正法时，曾国藩向皇帝保奏，救了左宗棠一命。尽管如此，他们仍不免为了国事而争执，以至于互不理睬。
但是，湖南人毕竟尊重人才，曾国藩和左宗棠在心里还是互相佩服的。他们到了老年，嫌隙便已冰释。他们和解的契机是曾国藩推荐给左宗棠的将领刘松山在西北战死，左宗棠给曾国藩写信，请他为刘松山在湘乡的墓地写一篇文意俱佳的文章。左宗棠说，刘松山本来就是曾国藩推荐给他的，他对这个人只有使役的交情，而没有赏识提拔的旧恩，他没有资格为死者写墓志铭，只有曾国藩才能安慰忠魂。
在这封信中，左宗棠破天荒地称赞了曾国藩识人的眼光和对国家的忠心。他还说，他和曾国藩八年不通音信，引得世人多有议论。但那些人并不明白，君子之间发生争执，都是为了国家大事，无关私情的厚薄。他喜欢意气用事，也难怪世人妄猜臆测。刘松山去世了，他深感惭愧。两人已过花甲之年，来日无多，仍然如小孩般意气用事，会让后辈笑话。往事如过眼烟云，何必追究谁对谁错？只有互相勉励，自珍自爱。他送给曾国藩一副对联，总括了两人之间三十多年的交往：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第四部分 不一样的风采人才是湖南的第一品牌（2）
曾国藩读了这封信，大为感动：这个目空一切的左帅，终于主动道歉了！这副对联，否定了当年他送给我的那个下联。哈哈！八年坚冰，现已融化。同是湖南人，为什么要窝里斗呢？让别人看笑话嘛！人抬人，无价之宝；人踩人，寸步难行。
曾国藩对手下人说：“当今海内头号人物，就是西北的左季高。他喜欢别人恭维，偏激自负。但他有雄才大略，用兵打仗是第一好手，待人耿直，廉洁自守，不失为一位良友和清官。”
有人问曾国藩：“先生之后当是谁主中流？”曾国藩答道：“当然是西北左季高与京城的李少荃！”
左宗棠送给曾国藩的那副对联，不久后成了他送给曾国藩的挽联，堪慰这位湘军的创始人于九泉之下。
这段故事，说明湖南人把自己和别人的才干，看得十分重要。左宗棠还没有功名时，就自诩“文章西汉两司马，经世南阳一卧龙”，以懂经济而傲立于世。他年届四十科举不中，隐居湘阴，自号“湘上农人”。那时他的前景似乎并不乐观，但他仍然好学不止，日夜与夫人绘制地图，乐此不疲，日后出将入相驾轻就熟。
湖南人虽然看重人才，长期以来却没有打出人才的品牌。主要的原因恐怕有三条。一是湖南人缺乏集体的骄傲意识，在外省人面前表现出谦谦君子的风度，不好意思自夸家乡是人才的渊薮；或者是湖南人就个体而言自视颇高，不肯承认自己的邻居或同乡也是人才；或者是湖南人太忙碌，没有积极地研究本省的人才现象，倒是外省人对湖南的人才辈出发出由衷的赞叹。二是因为湖南人才济济，每个湖南人在没有离开本土之前，都是在充满血性的人堆里打滚，四周强手如林，个个恃才傲物，因此无法通过对比来找到别人与自己的反差，而无法自觉具有人才的品质，反而总是觉得自己很平庸。三是因为自古以来强调湖南人才品牌的都是一些大学者，自宋代的朱熹到现代的钱钟书，通过考证和研究，指出湖南是人才之乡，探讨湖南人才辈出的根源。而在这个圈子之外的人，似乎很少涉足这个领域的探讨。
近年以来，湖南人突出人才品牌的意识有所增强，主要还是一些湖南的学者撰写著作来阐明湖南人才辈出的现象。但整体看来，直到目前为止，湖南人的人才品牌意识，还处在比较弱的阶段。
许多湖南人并不知道本省出过多少人才，因此也不明白自己具有人才的潜质。湖南农村的女孩，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和父母重男轻女，普遍中途辍学，读书不多。如果你问一个双峰的乡下女孩，她的家乡出过什么大人物，她会告诉你她知道有个曾国藩。如果你向一位浏阳的乡下女孩提出同样的问题，她也许能迅速地说出谭嗣同的名字。如果你问一位湘阴的乡下女孩知不知道左宗棠，她也许会说当然知道。但是，你几乎可以肯定，浏阳女孩不会知道曾国藩和左宗棠是何方神圣，双峰女孩从来没有听说过左宗棠和谭嗣同，而湘阴女孩则搞不懂曾国藩和谭嗣同与她有什么关系。
我们不能责怪这些农村女孩读书太少，她们实在是有自己的委屈和困难。我们应该责怪自己，没有为推广和普及人文历史教育采取更多的手段，因为读书并不是可以使湖南人了解本省的前辈英豪与当代英雄的唯一途径。
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我们是怎样疏忽了宣扬湖南人应该引以为骄傲的前辈。长沙是湖南的省会，是最适合通过道路、桥梁、建筑与各种公共设施的命名来向外省人和本省群众宣传人文历史的地方。但是，长沙做到了这一点的地方屈指可数。以湖南名人命名的街道只有两条，一条是黄兴路，另一条是蔡锷路，黄兴和蔡锷的塑像，还是近年来才分别出现在这两条街道的起点。以广东人命名的街道倒是有一条，那就是中山路。至于建筑和设施，以湖南名人命名的只有贺龙体育馆与田汉大剧院，也是近年来才出现的。而在湘江边上，倒是新修了一个江滨公园，是以湖北人杜甫来命名的。
长沙境内有一条雷锋大道，但不在长沙城内，而在外省人和湖南各地人都很少去的地方。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市区内也命名一条雷锋路，或者一个雷锋广场？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田汉大剧院，为什么不能再有一个黎锦晖音乐厅？为什么湖南省新华书店的湖南图书城，不能叫做船山书城？为什么长沙市新华书店的袁家岭门市部，不能叫做从文书厦？我们有弘道、万卷、新文化、智源这样优秀的民营书店，为什么没有一家萧三书社或丁玲书局呢？
第四部分 不一样的风采人才是湖南的第一品牌（3）
为什么我们有湖南画苑，却没有白石画廊？为什么我少年时见过的船山学社销声匿迹了，而它的旧址上只有一家少儿图书馆？
长沙很有几处以天华来命名的宾馆、写字楼和居住区。我们当然也可以把另一家宾馆命名为“天华宾馆”，在门口立一尊陈天华的塑像，在墙上的一块铜牌上写一个说明：“本宾馆的命名是为了纪念湖南的杰出人物陈天华，他于1905年12月8日在日本投海，希望以自己的死来唤醒沉睡的国人。”
长沙有一所毛泽东文学院，当然也可以有魏源涉外学院、沈从文服装学院或者杨树达中文学院。长沙师范也可以叫做徐特立师范学院。
长沙有各种名目的高尚住宅区，“左岸春天”很大气，“名都花园”很气派，“阳光100”很灿烂，四季美景很诱人，可是，怎么就没有人设想一下“船山雅居”和“从文苑景”会给居民们带来怎样豪迈的人文感受？
长沙有各种以“帝”字为名号来显示帝王尊贵的酒店和娱乐城，如“帝豪”，如“金帝”，也有一个神农大酒店，但为什么就没有炎帝大厦、舜帝广场，用雕塑和文字来经常反复地告诉人们一个远古的事实：中华民族的两位先祖曾在湖南活动，并且葬身在这个省份，而他们是值得湖南人永远祭奠的？
长沙颇有几座公园，只有一座烈士公园从命名上就可以看出人文背景。岳麓公园可以因岳麓书院而引起人们的人文联想。但是，晓园公园、望月公园和南郊公园，似乎就和湖南的人物扯不上边了。如果我们有一座开慧公园，再有一座嗣同公园或唐才常公园，其中分别做一些有关烈士的主题，人们对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