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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湖南全省各地大办武馆和武术学校，培养了大批的保安人才，如果他们都留在湖南，就会人满为患，湖南的每一个保安职位，就会有上百人来竞争了。因此，湖南把大批的保安人才输送到广东和海南，以及其他省份，于是在许多地方到处都活跃着湖南籍保安的身影。笔者有一次开着一辆挂着湖南沅江牌照的小车去广东，一天之内有三次奇遇。第一次是在佛山，在一个地下停车场停车时，保安拒收停车费，问他为什么，才知道因为他是沅江人，见到家乡的车感觉很亲切，要照顾一下老乡。第二次是在从广州去深圳的路上，一辆警车在我后面鸣着警笛超车，车上的警察朝我指指点点，我以为是自己犯了规，颇为紧张，后来才听见他们在喊：“老乡！”第三次是停在深圳一个住宅区内的时候，我正在擦挡风玻璃，一名穿着保安制服的小伙子围着我的车子转悠，我正在纳闷，他忽然红着脸问我：“你是沅江人？”我说：“我是长沙人。”他说：“不好意思，我还以为是老乡。”
湖南留不住本省的人才，也没有必要把本省的人才强留下来。湖南人没有贪恋故土的观念，也没有力争让自己的家乡成为国内率先富裕起来的省份。一代又一代湖南人，跑到全国各地从事各种事业，有的是为了个人的前途，有的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但是，当他们功成名就的时候，他们不会像项羽那样大搞“衣锦还乡”，也不会像爱新觉罗的后代，把自己的老家弄成“奉天特区”。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在攻打下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以后，押着大船把银子和财宝运回湖南。他回到老家，看到堂屋里堆的银子和谷仓里的谷子一样多，他便犯愁了。银子多了，怎么保管呢？想来想去，金银珠宝不能吃不能穿，银票埋在地下还怕发霉，不如用来盖房子吧。他决心把故居建设得富丽堂皇。
曾纪泽企图阻止叔叔大兴土木，拿出父亲过去写给叔叔的家信。
曾国荃笑道：“你父亲信中是说怕府第在乱世难免被毁，如今太平军已被我大清荡平，天下即将太平，已不是江西那时的情况了。”
曾纪泽认为叔叔说得有理，于是叔侄俩把荷叶塘老家改建成相府所在地，同时改造了曾国藩出生的屋子黄金堂。
曾国藩并不知道这事。后来他回家看到改造后的屋宅，觉得过于招摇，非常生气，令人把府前“毅勇侯第”的横匾摘除，并表示他一辈子也不入住。他对兄弟子女说：“天下多难，此等荣华均未必可靠！”
后来，曾国藩兄弟和曾氏后人纷纷移居大中城市，荷叶塘的屋宅，终于成为一个古迹，如今已经破败。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主持全国政局的湖南籍领袖们，没有让家乡人享有任何特权。他们没有把自己的老家搞成工业基地，也没有把许多国家的重点建设项目放在湖南上马。
湖南人默默支持全国的工业战线，自觉地把湖南建成一个后勤基地，为外省提供人类生存所必须的粮食。几十年来，湖南一直是全国的稻米、油菜、苎麻的最大生产基地，担当着中国“粮库”的角色。
湖湘子弟遍布全国，湖南成为人才输出大省。同时，湖南扛起了与自己经济实力并不十分相称的财税上交任务。在分税制没有实行之前，湖南的纳税额在全国是排得上名次的。
湖南作为伟人故里，发展速度并没有走在全国前列。直到今天，湖南革命老区的经济文化状况，依然令人为之叹息。
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湖南人乐于发扬这样的精神。即使在湖南的经济发展已经显得吃力的时候，湖南人依然保持着充分的乐观，表现出淳朴的憨厚。
在某些地方热衷于到北京“跑部钱进”的时候，湖南人仍旧保持着不靠裙带、不靠关系的传统。毛泽东是不赞成“苟富贵，不相忘”的。重乡谊可以，但他绝少念乡情而提携谁。毛泽东反对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他在1942年所写的《整顿党的作风》中明确地阐述了他的看法。他从湘赣根据地、湘鄂根据地和湘鄂赣根据地带出去了一大批湖南、湖北和江西的干部，到了陕北以后，大力提拔北方干部。解放战争中，随着大军南下，留在南方的北方干部人数众多。毛泽东曾对西南的领导干部说：“看《三国演义》，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更要看组织。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
中国目前需要缩小或消除三大差别：城乡差别，东西差别，人均差别。不幸的是，湖南的三个差别都很显著：湖南农村占地广阔，城市化水平低；湖南与东部发达地区差距很大，与西部欠发达省份有些接近；湖南人均收入水平令人汗颜。农民收入水平和城市相比是个什么样子，不说大家也知道。
第四部分 不一样的风采湖南是培育各种人才的摇篮（3）
曾几何时，湖南南部的乡民，总是议论粤北人日子过得多么苦，逢年过节，会到湖南这边的亲戚家打个牙祭，临走还捎带上腊肉米粮。
现在，数以百万计的湖湘子弟南下广东打工谋生，学习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湖南人与南边的这位高邻过去是生死之交，现在又是现代化建设的同盟军。
率先对外开放的广东，给了湖南人新的机遇。湖南的人才群在扩大，湖南有更多的人才离开乡土，到外面广阔的天地去锻炼才干，施展才华。
湖南人有很多困难，但是湖南人都有勇气克服这些困难。
要说勇气，有什么比在闭关锁国、视西方先进科技为“奇技淫巧”的时代喊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更需要勇气？
要说胆量，有什么比抛掉头颅以坚持真理更需要胆量？
要说困难，有什么事比二万五千里长征更难？
湖南人的字典里难免“困难”二字，但还有更多藐视困难、排除万难的字眼。
湖南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品牌，湖南的人才正在自觉地成长。
湖南人在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狠抓教育，从事科学研究，发展科技产业。他们知道，湖南人的立身之本就是人才。
人才的基础在于教育。湖南近代人才群落的崛起，固然是风云际会，但教育使湖南人做好了准备，才能抓住机遇。
近代湖南的教育史，说明了湖南人才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岳麓书院的千年讲坛，在湖南形成了读书育人的风气，开创了实事求是、与时俱近的学风，造就了陶澍、王夫之、魏源、曾国藩这样一批顶尖级的人才。
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的崛起，唤醒了湖南人追求功名的野心和尚武的传统，为维新运动开了先河。
维新运动中湖南学会风起，南学会指点江山，时务学堂激扬文字，开创了湖南新学之风。
到20世纪初，湖南的教育水平已经领先全国。1902年，长沙设立省城大学堂，全省各地相继设立中小学堂。第二年，湖南在全国率先推行六至十四岁儿童的“强制教育”，明德、周南、雅礼等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陆续开办。
1906年，长沙设立了中国最早的省级图书馆——湖南图书馆。到1907年，湖南全省已经拥有七百多所各类新学校，数万名学生在校读书，不少学校兴起了外语教学。
与此同时，湖南开始了中国近代以来最大规模的留学风潮。数以千计的湖南青年东渡日本，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章士钊为代表的辛亥革命元勋集团由此诞生。
到辛亥革命时期，湖南已经成为中国内地西化程度最强的省份之一，教育质量闻名全国。在一代名师杨昌济和长沙教育大王徐特立的倡导下，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生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成立了新民学会，这个学会是五四运动的中坚组织之一。
1920年，湖南文化书社开业，大量新思想涌入湖南。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干，在新教育、新思想的熏陶下，开始凝聚。
湖南人才终于迈入了鼎盛时代。
湖南人才的鼎盛，在新时期有利于人才成长的条件下，继续延续下来。湖南作为人才摇篮，继续在为国家培育有用之材。湖南人要为湖南的振兴造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造桥。湖南人为此感到荣幸。
在今天的经济建设中，湖南人愿意鞠躬尽瘁，做中华民族的马前卒！
第四部分 不一样的风采人才是湖南的第一品牌（1）
人才是湖南最大的品牌，也是湖南的核心竞争力。树立强烈的人才品牌意识，能使湖南人认识自身价值，构建做人的尊严，懂得如何扬长避短，找到通向成功的必由之路。这种品牌意识，也是湖南人自立于中华民族之林的本钱。
湖南在近代涌现的人才，曾在清朝末年用武力暂时保住了摇摇欲坠的腐朽皇朝，在戊戌变法中为了唤醒国民而付出了头颅，接着在辛亥革命中与孙中山合作推翻了帝制，捍卫了共和，在北伐中打败了军阀，在抗日战争中英勇地抗击侵华日军，通过解放战争带领全国人民建立了人民共和国。要干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事业，他们不可能窝在湖南一地。他们的主体是一批军事家、战略家、政治家和革命家，直接作用于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对国家对民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湖南人在其他领域没有建树或建树很少。其他领域的湖南人才，也是十分繁盛，只是在影响上无法与上述人才相比而已。
在和平建设的年代，缺乏军事家、战略家和革命家产生的土壤，湖南的人才继续在其他的领域涌现。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中，湖南院士共有一百零四名，其中湘籍院士八十二名，其中长沙籍和曾在长沙就学的有五十二名，在长沙工作的院士目前还有二十二名。改革开放以来，文学湘军、出版湘军、电视湘军、体育湘军相继崛起，正是人才喷涌的标志。文学界出了古华、韩少功、何立伟、唐浩明、王跃文等一批奇才，出版界出了钟书河、朱正等一批著名的学者，广播电视界走出了一条星光大道，体育界在奥运会上为中国赢得了许多金牌。
这些领域里的湖南人，服务于湖南的文化出版广播电视体育事业，同时也在向外省流动，为外省的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例如海南省的文联主席是韩少功，作协主席则是湖南籍的女作家蒋子丹。一方水土养育一方的文人墨客，海南省不乏本土优秀的文学艺术家，湖南
人若非有真才实学，怎能坐上外省文联和作协主席的位子上？
再如笔者比较熟悉的出版界，广东省至少有两家出版社的社长是湖南人。湖南人肖建国先生现任花城出版社社长，另一位湖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