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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佐证湖南人最有血性的例子不胜枚举，湖南人的故事总是那么引人入胜。以上所举的几个湖南人的作为，说明在湖南人成才的因素中，血性和刚猛的意志是最大的驱动力。湖南人能够拼搏，能够吃苦，能够奉献，能够容纳外来的文明，都是因为血性使然。
湖南话中有一个方言词汇，叫做“霸蛮”，它的意思，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可以说，霸蛮就是一个人挑战自己的极限。湖南人很欣赏“霸蛮”二字，认为自己是“霸得蛮”的人。湖南在古代本是一块蛮荒之地，这里的居民被称为“南蛮子”。也许这是外省人对湖南人的蔑称。不过，湖南人本身并不以“蛮”为耻，而是以“蛮”为荣。因为这个“蛮”字之中，就包含着湖南人的血性。蛮，就是不信邪，不怕鬼。蛮，就是天不怕地不怕。蛮，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见了棺材不掉泪。
湖南人的霸蛮是有历史渊源的。湖南人的祖先是好斗的三苗。
在远古时代，炎帝与黄帝是同一时代的两个超级大部落的首领，炎帝活动的区域靠南，黄帝活动的区域靠北。炎帝是黄河以南各个少数民族的首领。他的势力先是比黄帝大，他想取得盟主的地位，和黄帝在阪泉打了一仗，结果自己打败了。他回到南方的老家，为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口尝百草，所以他又叫神农氏。他死后，葬在今天的湖南株洲市的鹿原坡，这个地方后来叫做酃县，近几年又改称炎陵县。附近的醴陵县和茶陵县，县名都和他有关。由此可见，湘中一带应该是炎黄时代南方少数民族的中心。
炎黄时代结束以后，中原地区最强大的势力是华夏部落联盟，而南方最强的势力则是活动在长江以南地区的三苗部落联盟。“三苗”，湖南人的祖先，在古代史籍中又称“苗”、“蛮”、“南蛮”，相传为颛顼氏的后代。三苗部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羁而好战的部落民族。尧、舜、禹在华夏部落联盟当首领的时候，他们率领自己的部落与三苗部落进行了长达一百年的战争。
尧与三苗在丹阳大战，打败了三苗，但尧并没有跨过长江“宜将剩勇追穷寇”，而是采用分化的办法，用本身的文化去同化南方的少数民族。司马迁说，三苗在江淮和荆州闹事，于是舜把三苗迁移到三危，变成了西戎。但是，司马迁的说法很难令人相信，因为将三苗变为西戎似乎是不可能的。西戎是指西北的各少数民族，要把三苗变成西戎，势必进行路途遥远的人口大迁徙。然而，当时缺乏有效的交通工具和道路，要做到这一点是无法想象的。因此，将三苗往南方和西南方挤压，才是可信的做法。
舜将三苗迁移到南方和西南方，也是有记载可寻的。舜为了检验自己实行教化的效果，曾经南巡狩猎，到达湖南永州，死在那里，被安葬在湖南宁远的九嶷山，而这个地方就是零陵。
第一部分 我本湖南人湖南人的血性造就了大批的人才（2）
禹是舜的接班人，看到三苗在汉江流域、两湖流域的势力仍然很大，便集中各部落的力量大战三苗，战斗相当惨烈。他对南方的作战最后究竟打到了什么地方，似乎无从考证，但是可以肯定，他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了江淮流域。三苗被迫继续向南撤退，开拓南方和西南方。相传后世在湖南、广西、广东以及云南、四川、贵州等地的苗族，其祖先就是三苗。由此可见，湖南人的祖先就是一个不肯服输的喜欢与命运抗争的种族。在战败以后，他们受到压迫，不得不在一块被封闭起来的蛮荒之地吃力地讨生活。他们当然会思考自己的命运，会对压迫者挣扎反抗，也要与自然环境相抗争，由此而形成霸蛮的性格，是不足为怪的。
湖南人的这种性格，在19世纪中叶，被一个名叫利希霍芬的德国人察觉到了。他是一个中国通，在中国的南方到处转悠，感觉到了湖南人与周边省份的人有所不同，有一种他所熟悉的西方民族的强悍之风，但又不尽相同。他把他的这个发现，用文字记载下来了：
湖南人是长期保持独立的一个种族的后裔，中国的军人主要出生于此，尤其是很多的官员也出生于此。忠实、正直、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粗犷、反抗心更是他们的性格特征。湖南不仅是中国最优秀军人的摇篮，而且也是政治家的摇篮，当代历史上扮演主角的人物有好几个都出于湖南。
利希霍芬认为湖南人是一个独特种族的后裔，或许是因为他在中国十八行省中确实难以找到像湖南人这样独立特行的人群。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利希霍尔的想法是有几分道理的。而且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湖南人是中华民族非常优秀的一个分支，他们曾在一个半世纪中成为中国的顶梁柱。“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杨度的话说得很狂，但并非头脑发热、空穴来风，他的话是对湖南人性情的一种豪迈的诠释。
我们知道了湖南人是三苗部落的后裔，由此也知道了湖南人一些秉性的来由，但我们还要弄清楚湖南人为什么现在仍然是以汉族人为主。湖南人的独特秉性，曾引得中外许多历史学家、民族学家苦苦思索：湖南人血管里到底流淌着什么样的血液？有人猜测湖南人是犹太人希伯来人的后代，一些德国人甚至一相情愿地想象湖南人是德意志民族的后裔。这些说法恐怕都是无稽之谈，比较中肯的说法是，湖南人这个独特的种族，可能是中国境内多民族杂交而形成的优良品种吧。
现在我们顺着历史的线索往上追溯。在汉代以前，湖南因为它的蛮荒，很少有人自愿涉足，通常是人们被迫逃生的地方。中原大地上每一次发生恶战，都有大量的人口迁徙到这里。
湖南是蛮荒之地，而居住在这里的民族，则被称为“蛮族”。在这里，我们两次看到了“霸蛮”中的那个“蛮”字，由此也就可以推想到“霸蛮”一词和它所代表的精神的由来了。
在商朝和周朝，天子将长江以南三苗后裔蛮族居住的土地封给了吴、楚两大诸侯国，这里成为两国的势力范围。太伯初到江南时，得到一千多家荆蛮的拥护，得以站稳脚跟，建立吴国。楚国立国的时间比吴国晚了大约一百年，是周成王把楚国封给熊绎的。
吴国和楚国建立以后，对商周文化和蛮族文化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吴国认同了黄河文明，其中特别是周文化。吴国在自己的文化体系中自觉地吸收了黄河文化。楚国的情况刚好相反。楚国在兼并周围的小国家时，打出蛮夷的旗号来吓唬对方，而在要求周朝给自己以王的称号时，也以蛮夷而自居，以此来要挟周天子。楚国人把蛮夷文化当成了自己的正统。这样楚国人发出了和周朝人不同的声音，作为周朝人的异己，不能不使周朝人有所戒备，甚至产生敌对情绪。这种情况，有点类似美国的印第安人和白人的关系。这样一来，楚文化受到周文化排斥，楚人受到周人的歧视。但是楚人并不以为耻，也不害怕，而是更加逆反，朝着“蛮”的方向继续发展下去。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司马迁在谈到吴国和楚国中的蛮族时，分别使用了“荆蛮”和“楚蛮”两个不同的名称。在现代人的概念里，荆与楚这两个地理概念大致相当，因此荆蛮和楚蛮似乎就是一回事。但是司马迁对吴国的蛮族只称“荆蛮”，对楚国的蛮族只称“楚蛮”。可见，司马迁将荆蛮与楚蛮划分开来了，而且划分得十分清楚，十分严格。在这里，我们看到一条时间的界线，那就是以太伯建立吴国之前和以后来做划分。在太伯建立吴国以前，江南的蛮族通称荆蛮，太伯建立吴国之后，司马迁就将他们改称“夷蛮”，或干脆把他们叫做“吴”了。名称的变换表明了实际情况的变化。变化是什么？蛮人中有一部分和吴人融合在一起，另一部分则向更边远的地方迁移。迁移到湖湘一带的，就构成了楚蛮的一部分。
楚蛮文化是湖湘文化割舍不断的前身，也就是湖湘文化的原始形态。原始的野性，可以用一个“蛮”字概括，其中有野生植物遍地的自然环境，所谓“沅有芷兮醴有兰”；有充满原始风趣的服饰，所谓 “被薜荔兮带女罗”；也有朴实蒙昧的民风民俗，就是“信鬼而好祠”；更有人类向大自然讨生存的辛勤劳作和开拓精神，就是所谓的“荜路蓝缕”。
在“蛮”文化原始的野性中，为了捍卫独立和自由，天生有一种反抗侵略和压迫的精神，后来在湖湘文化中发展成为爱国主义精神。楚人身上表现得最为强烈的爱国主义，不是教化的结果，而是根深蒂固的原始信念。楚人以自己的蛮性，执著着这种信念。“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说出这个预言的人，是非常懂得楚人的这种执著的。
楚人的原始野性中还渗透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先王熊绎立国荆山，是为了自强，此后楚人为了独立和自由，一直在奋发图强。楚人对于周王室的分封不公，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他们说，过去齐国、晋国、鲁国和卫国受封时，都接受了宝器，为什么唯独我们受封就没有宝器呢？为了争回公道，楚国多次兴师问鼎周室，不断开拓疆域，把楚国版图扩展到淮河、黄河流域，包括今天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的广大地区，变得强大起来。后来，楚国内部发生了矛盾，给秦国造成了可乘之机。秦国后来居上，统一了中国。否则，历史将会是另一个样子。但是，楚人并不甘心被人吞并。后来，“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预言果然应验，秦朝竟然正是为楚人所亡。历史告诉我们，湖南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蛮劲，特立独行、自强不息，虽九死而不悔。
这个时期来到湖南的人当中，有一个人的行为和他的作品对湖南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就是战国时代的楚国三闾大夫屈原。他是楚怀王的左徒，因为怀王听信谗言，把他贬到沅湘。他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后人司马迁高度称赞屈原和他的作品。1696年，湖南人吴楚材、吴调侯在浙江绍兴编辑了一本供全国各地私塾学习的课本《古文观止》，其中收录了湖湘文化的名篇佳句，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中小学语文教材。《古文观止》收录了司马迁的《屈原贾生列传》和屈原的《怀沙之赋》。许多学者认为，培育湖南人精神的湖湘文化，就是起源于屈原这位充满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的文人，而湖湘文化的发展，也将他的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贯穿了始终。
秦朝一统四海之后，凿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