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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君子，他的对手则是政治流氓，因此他必死无疑。
宋教仁是国民党的领袖，但他具有优秀的政治品德，与其他政党的领袖关系良好。他死后，民主党领袖汤化龙在挽联上写道：
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
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
这副挽联对宋教仁推崇备至，对谋害者极为愤慨，一时争相传诵。
对于过去的政敌梁启超，宋教仁专程去天津密访。他对梁启超表示，国民党与梁启超的政党，应走英美式两党轮流执政的路子。他说：“现在国家前途，是根据《临时约法》推行议会政治，走政党内阁的路子。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后，你上台执政，我愿在野相助；否则我当政，请你善意监督。”梁启超也有相同的追求，对宋教仁的态度，自然十分感激。他听说宋教仁被刺身死，痛惜不已。
宋教仁和袁世凯的死党也有密切往来。他在北京一度住在赵秉钧家里，和赵秉钧多次深谈。宋教仁在他们身上下功夫，希望把代表旧势力的实力派人物，以及梁启超这样的思想理论权威，都纳入他所梦想的宪政轨道，在政治上和平竞争。
宋教仁是国民党的政治明星，具有灵活的政治手腕和充足的政治常识，同时又有高度的政治热情和责任感。他有能力调和各政党的关系，消除偏见，共循轨道，踏上宪政道路。他被剥夺了生命，民国初年的中国无人可以替代他。其他政治人物缺乏他的风度与见识，结果被袁世凯这类专制政客玩弄于股掌之上，梁启超、熊希龄等人，在政治上都无法与宋教仁相比。
宋教仁的死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幸。他的死仿佛一个预言，告诉中国人，在他们生活的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还将经历许多艰难曲折，要有许多优秀儿女献出生命。宋教仁死了，把未竟的理想留给了后人。孙中山如此评价宋教仁：“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宋教仁一贯主张责任内阁制，他说：“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提名他任内务总长，临时参议院通不过，他改任法制院院长。有人为他抱不平，他则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
他主张的责任内阁制，是由内阁代总统对国会负责，总统不负责任。总统的命令，不仅要阁员附署，还要由内阁起草。责任内阁则应该由完全的政党组织，反对混合内阁、超然内阁。
他坚定地主张责任内阁制，也许是试图通过这一制度性的安排，由革命派掌握实际权力，排除旧官僚的影响。他自己没能领导武昌起义，使黎元洪掌握了大权，他十分后悔。所以他极力劝黄兴在南京另辟天地。他对不学无术的袁世凯更加鄙视，认为更有必要用可靠的制度来限制他的权力，使他无法脱离共和轨道。袁世凯已经高居于民国大总统的位子上，只有责任内阁制能够约束他。袁世凯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于是把鼓吹责任内阁制的宋教仁，当成自己的死敌。
第二部分 天生我材必有用一身存亡，国运所关（3）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大一统集权专制传统的社会，建立民主制度时，不得不在美国式的总统制和法国式的内阁制之间做出一种选择。由于专制传统根深蒂固，民主启蒙不够深入人心，如果采行总统制，任何人当上总统都有可能走向集权甚至独裁。内阁制在制度安排上能对最高权力进行约束，宋教仁对此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1913年3月的那一刻，宋教仁以鲜血染红了他所追求的民主理想。击中宋教仁的子弹，是罪恶的专制制度发射的。这个湖南人因此而定格在三十二岁的美好年华，永远年轻而光荣。
宋教仁二十来岁东渡日本，在那里接受了西方的民主思想，形成了系统的宪政观念。在同盟会中，唯有他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翻译有关的著作。他在革命时代就极为注重建设。因此，有人说他是民国蓝图的主要设计者。
宋教仁本人在1906年所写的日记中说，这一年他翻译的著作就有《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俄国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比利时、澳匈国、俄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等十来种。对各国的政治制度、政权组织形式等，他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他在日本对景梅九说过：“破坏容易，建设难，我看同志从事于破坏一途的太多，对于建设，很不注意，将来要组织共和国，不是玩笑的事！什么临时约法，永久宪法，都须乘此功夫，研究一番才好！所以我很想邀集精悉法政同志们，一齐干起来。”
1911年春天，宋教仁从上海到香港，参与筹备黄花岗起义，起草文告、约法和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机关的设施，有厚厚的三大本。熟悉他的《民立报》记者徐血儿见过这些文件，说他十年潜心建设事业，所有主张都写在这三巨册中。遗憾的是，这些文件现已遗失，内容无从查考。
武昌起义后，他与黄兴等人同赴武汉，起草了《鄂州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草案，规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同时规定了三权分立的基本结构。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在法制院长任上，起草了大量法律文件。《临时约法》虽非出自他的手笔，但无疑包含了他的宪政思想，融汇了他的智慧和思考。
袁世凯当上总统以后，有些革命党人腐化蜕变了，有些人悲观绝望。孙中山当时已退出政坛，主张把政权完全让给袁世凯，他自己专心去做社会工作。宋教仁却执著地想通过政党内阁来限制袁世凯所代表的旧势力，实现真正的共和民主。所以他主张把革命党变为政党，打算选择同盟会中的稳健分子另外组党。他认为，革命党和政党是有区别的，前者以暴力破坏旧社会，后者以和平手段建设新社会。
他在征得孙中山和黄兴同意后，在同盟会的基础上，联合其他政党，组成了国民党。他是主张两党制的，但他认为时事艰难，没有强大的政党作为中流砥柱，无法挽救危局。而真正强大的政党，没有社会扶持，没有各党的相互勉励，也不可能形成。各党政见不同，但不应猜忌离间，削弱对方。他在改组国民党的宣言中说得很明白，政党宜两大对峙，希望自党发达，也希望反对党发达，以致能旗鼓相当。所以他到天津密访梁启超，提出两党轮流执政的设想。
民国初年的中国，政党林立，至少有三百个以上形形色色的政治团体。真正在政治上有影响的，无非国民党、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这几个。宋教仁想造成两大党对峙的宪政格局，而他想要的格局似乎已初步形成。问题的要害是，大家都忽略了一点：袁世凯和他所代表的专制力量，不会愿意让中国出现这样的局面。袁世凯手里握着枪杆子，谈论多党制、两党制，还有什么意义？宋教仁悲剧的根源在这里，20世纪初中国悲剧的根子也在这里。只要袁世凯他们拿着枪，握着权，谈什么宪政民主，什么议会政治，统统都是痴人说梦。
1912年冬天到1913年春天之间举行的议会选举，尽管只有百分之十的人参加了投票，却还是中国第一次具有实质意义的直接、公开的选举。
宋教仁在家乡竞选参议员，众望所归，湖南省议会上，一声喊就把他选出来了。国民党在这次国会选举中，也取得了压倒性的多数。
不幸的是，国民党在选举中的胜利竟然敲响了宋教仁的丧钟。他不知道，袁世凯视他为“梁山匪魁”，要结束他的生命，要让中国短暂的宪政尝试寿终正寝。
宋教仁撰写的《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在他生前没有来得及问世，是他留下的最后的精神遗产。人们未必都认同他当年的思想，但他对追求的执著，他为理想不惜献身的勇气，他所表现出来的政治责任感，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人格，充分体现了湖南人的精神，具有永远不可磨灭的价值。
黄兴辞去了留守，蔡锷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宋教仁执著地追求宪政理想，不惜以身相殉，这三个同时代的湖南人，以他们顽强的奋斗和无私无畏的精神，永远留在中华民族的记忆里。
第二部分 天生我材必有用军人就是要为国民争人格（1）
在中国所有才子佳人的风流故事中，最令人怦然心动的是蔡锷将军与小凤仙知音恋情。这段故事说的固然是青楼风月，是男人与风尘女子的婚外恋，但由于他们的儿女情长，成为一位铮铮铁骨的军人为了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而演出的前奏，即便是道学家和守身如玉的贞洁女子，也会觉得故事中男女主人公的缠绵缱绻，谱写了风格高尚的千古绝唱。
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蔡锷，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一位军人。他是湖南邵阳人。
“无湘不成军”，湖南自然出过很多军人。
湖南的军人，固然因数量多而出名，但他们更以高素质的军人而著称。这种素质包括勇敢和谋略，但更重要的还是军魂。
曾国藩的湘军具有的军魂是世俗而功利的。湘军将领们为清朝政府卖命，是为了博取功名。湘军士兵们踊跃从军，则是为了不薄的饷银，为了从被他们占领的地区掠夺财富，运回家乡。
蔡锷是另一个时代的军人，他的肩上担负着民族的希望和人民的重托。蔡锷的军魂是由他的新思想所锻造的。毛泽东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军人应该具备良好的人文修养，时刻牢记自己应该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战，这就是蔡锷将军用他的壮举所诠释的军魂。他时刻都记着自己的历史使命，他说：“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一回不可！”
有了这样的军魂，军人的胜利才会有无上的荣耀，人们才会永远纪念他们的流血和牺牲。
湖南杰出的职业军人灿若繁星，他们也像蔡锷这样不追求权位利益，一心只为国民争人格。提到他们的名字，国人便肃然起敬。蔡锷将军的英魂，已经成为湖湘子弟兵心中的一盏明灯！
1897年10月，维新变法运动呼之欲出，年轻的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来到长沙，出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十五岁的少年蔡锷步行三百五十华里，从邵阳来到长沙，成为梁启超年龄最小的一名学生。蔡锷天资聪慧，学习勤奋，那时就立志“当学万人敌，不应于毛锥中讨生活”，透露了“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想法。对于这位年少志高的学生，梁启超甚为器重。从此，他们终生保持着密切的师生关系。
蔡锷于1899年东渡日本，在成城学校、陆军士官学校就学，被誉为士官“四杰”之首。1904年，他学成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地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