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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曾国藩行动不便，常常坐在地球仪前出神默想。有一幅图画，上面是曾纪泽兄妹陪伴父亲看地球仪的情景。不管曾国藩在想着什么，他的眼光在搜索中国以外的世界，在欣赏蓝色的海洋，却是无可置疑的。曾国藩看着外面的世界在想着什么，从他奏请派遣第一批幼童出国留学就可以猜出端倪。可以说，这是曾国藩继读书人带兵打仗、创建一支强大的地方军队之后，第二次开风气之先了吧。而这一次的开创，更需要开阔的思维、开放的心态，以及创新的勇气。
不过，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人都没有看到的是，外国列强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相对于中国的封建王朝而言所具有的优越性。而日本人却在大致相同的年代，在从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之前，就不仅已经看出了西方科学技术比自己发达，而且也看到了西方的政治制度胜过了他们的封建政治，因而在努力地学习和模仿。因此，日本很快就走在了中国的前面。
令人欣慰的是，湖南人不久就看到了自己认识中的局限性。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湖南人出国留学成风，其中以到日本留学的居多。湖南人发现，中法战争，中国打胜了，也要割地赔款开通商埠。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打输了，更要割地赔款。头脑清醒的湖南人对清廷失望了，不再对爱新觉罗的子孙抱有任何幻想。
曾国藩、李鸿章和奕訢经营了几十年的洋务运动，经过甲午战争的丧师折舰、割地赔款，竟然全部破产。洋务运动耗费了中国将近三十年积累的国家财产，单纯地追求船坚炮利，却不去触动落后的政治制度和封建思想。甲午之后，中国人痛定思痛，维新思想开始兴起，甲午是中国人特别是湖南人思想革命的一个转折点，湖南人开始把更大的热情倾注于国家的存亡。
用西方科技武装起来了的日本，是中国最大的威胁，而日本又是中国必须认真审视的国度。日本，同样是被欧美列强用军舰和大炮打开国门而走上维新变法之路的。从明治维新开始到甲午战争，不到一百年，日本就跻身世界经济军事强国的行列。日本为什么会在短时期内走上富强之路，个中奥秘有待中国人探寻。
甲午战争后，许多中国人，其中特别是湖南人，提出要像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那样，到我们敌人的国度去学习。这不仅符合曾国藩和李鸿章提倡的“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精神，也符合“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去日本留学有几个好处：路近，省钱，文字困难小，是培养学贯中西人才的捷径。
第一部分 我本湖南人湖南人是与国际接轨的先锋（2）
湘军将领刘坤一和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向朝廷奏请派学生留日，同时开辟了官费留学与自费留学两种途径，这两种方式至今仍被沿用。毫无疑问，这是对外开放的一个举措。1896年，清廷派出第一批留日学生十三名，此后赴日留学成风。湖南理所当然地成为留学热中最著名的省份。
1904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总计有二千三百九十五人，其中湖南籍学生占了三百七十三名，大约每六个中国留学生当中就有一个湖南人。1910年一年中，湖南留日学生达到两百人。他们当中有后来在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中成为中坚力量的黄兴、蔡锷和宋教仁等。另一些著名的湖南人程潜、谭延辏А⑿芟Ａ洹⒀疃群统绿旎捕际橇羧展槔吹摹５蹦晗婢浇〉氖焙颍庑┤嘶故侵赏缃袼亲魑婢暮蟠颂窖罢戎泄牡缆罚扇×肆硪恢侄氛姆绞剑こ龉帕粞В蘸螅墙晌傲海晌泄巴镜闹髟住！ �
湖南人走出国门之后，这些清朝皇帝的子民们，为维护清朝统治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湖南人的后代们，渐渐地悟出了本国国运衰败的原因，并不全是“船不坚，炮不利”，中国的封建制度才是最大的弊端。中国的落后，实在是因为政治制度的落后。他们喝着洋墨水成长，吸取了前人的教训。黄兴、蔡锷、宋教仁这一代人，把西方的民主政治当成他们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奋力追求的目标。他们发誓要把帝制埋葬。
这一大批湖南人，其中包括政治家、军人和学者，受到外来的先进文化和思想的洗礼，开始致力于创建新的民主政治体系。黄兴率先组织力量，要用武力推翻清朝的统治。宋教仁为议会制度鼓与呼，是第一个为确立议会政治流血而死的中国人。蔡锷是第一个挺身反对历史倒退的军人。湘西人熊希龄则竭尽全力组建中国的第一个责任内阁。护国运动也好，二次革命也好，护法战争也好，实际上都是为中国推行新的政治制度而战。三民主义革命也好，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好，还是在为政治制度而战。这是随着世界历史的潮流而迈出的步伐。湖南人以博大的胸怀，为新生事物在中国生根发芽而献身。
湖南人对于国外新鲜事物的接纳，没有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诞生在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很快就在湖南人这里找到了共鸣。一批更加具有远见卓识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湖南人，从《共产党宣言》中看到：“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他们决定和全国其他省份的有识之士一起，在中国推行共产主义运动。他们从俄国传来的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中感到了振奋。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找到了一条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正确路线。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其中包括许多杰出的湖南人，缔造了一支人民的军队，经过坚苦卓绝的斗争，打下了人民共和国的江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大地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得到了湖南人空前积极的响应。他们以巨大的热情，将全部的精力投入新时期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湖南人大力发展教育，培育各种人才，在文化出版电视体育各项事业中崭露峥嵘，湖南成为教育大省、文化大省、出版大省、电视大省和体育大省。许多湖南人出国留学，学习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的运作管理经验，更多的湖南人南下奔赴深圳和海南经济特区，奔赴改革开放的前沿，去从政、经商、求学和务工。如今，湖南人继续行进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
第一部分 我本湖南人霸蛮和灵泛，湖南人的两个法宝（1）
在湖南人中间，随时随地可以见到一种有趣的现象。当一个湖南人缺乏自信和勇气，或者遇到困难不敢迎面而上的时候，另一些湖南人往往会劝他：“霸点蛮罗。”但是，在另一种情境下，你会看到相反的情况。当两个湖南人在为一个问题争论不休，或者为利益冲突发生争执时，一方往往会对另一方说：“莫霸蛮罗。”
当湖南人劝人家“霸点蛮罗”的时候，是非常符合湖南人的霸蛮精神的。而当本身就很霸蛮的湖南人劝人家“莫霸蛮罗”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向对方呼唤湖南人另一种特质——灵泛。
在这里，所谓“莫霸蛮罗”，就是要对方“灵泛一点”的意思。“灵泛”是指灵活、机动、机智多变，也包含着识时务、懂得权变、见好就收、该妥协时就妥协的意思。
霸蛮和灵泛，是湖南人精神中两个相反的极端。湖南人永远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跳来跳去，或者徘徊不定，或者将这两种相反的特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真正了解湖南人的人，都会知道湖南人既是霸蛮一族，也是灵泛一族。湖南人对霸蛮和灵泛，从来就是既赞赏又有所保留。这就是否定之否定。湖南人有时候提倡霸蛮，有时候又借重灵泛，外省人也许看不懂其中的奥妙，但湖南人中的佼佼者最善于拿捏其中的火候。其实，湖南人很明白，霸蛮过度会走向霸道和横蛮，灵泛过度则会导致狡诈与油滑。所以，湖南人就会用灵泛来制约过度的霸蛮，用霸蛮来制约过度的灵泛。湖南人中的尖子，可以把霸蛮与灵泛结合得天衣无缝。当他们在很霸蛮地做着一件事情的时候，脑子里正在想着权变和计策；当他们用迂回的办法来到达目标时，骨子里却充满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
因此，在湖南人的言行中，霸蛮往往体现为做事的意志，而灵泛则体现为办事的方法。在湖南人执著地追求一个目标的时候，他不会不讲道理，不会忘记科学与民主，不会忽略方法和策略。湖南人的霸蛮，由于有灵泛在帮衬着，不会导致野蛮、霸道、愚蠢和鲁莽。
霸蛮的人多半气血旺盛，刚勇、劲直、强悍，有情义有担当，一身傲骨敲起来铮铮地响。这样的人，一般不会虚心受益。如果他兼有灵泛，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因此，霸蛮的湖南人，其实是兼收并蓄的。
有人说霸蛮的湖南人做不成生意。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商场如战场，往往也需要气魄和斗志，只是容不得莽撞。湖南人的灵泛可以适应充满算计的商场，而湖南人的霸蛮却能使他们在生意场上跌倒了又爬起来，百折不挠地打拼出一片天地。我们可以断言，有了霸蛮和灵泛这两个法宝，湖南人在市场经济中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当然，湖南人未必个个都能把霸蛮和灵泛两种气质调理得恰如其分。有些湖南人霸蛮的气质多一点，另一些湖南人则是灵泛的气质占了上风。每一个湖南人，如果想要成材，都要学会把霸蛮和灵泛这两种秉性调理得恰到好处。这就是意志的琢磨和性情的陶冶。
毛泽东把自己的性格形容为一半是虎，一半是猴。如果把这里的虎作为霸蛮的象征，把猴作为灵泛的象征，那么就是对霸蛮和灵泛相结合的一个很形象的注解。
湖南大文豪沈从文的所作所为，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出身于军人世家，祖父是湘军中一名骁勇的战将，后来做到了贵州的总督。沈从文本人也是很早就开始了军旅生涯。但他厌恶了军阀之间的杀伐，不愿糊里糊涂地在战场上卖命，去做无谓的流血牺牲。他放弃了家族的传统，执意要弃武从文，这就体现了他的霸蛮。
沈从文只有小学的学历，却偏要跑到京城去考大学。他住在一间堆煤的小房子里，忍受着潮湿阴冷，吃饭有一顿没一顿，靠着别人接济，才勉强撑持下来。他考了几次大学，都没有考上，终于知道没有了指望。但他还要奋斗，坚持走从文的道路。霸蛮到这个份上，就需要灵泛来找出路了。于是他开始写文章，这一写就写出了名气。出名后，他结交的都是京城的名流，居然成了三四十年代北方文坛的领袖。
沈从文一生最有戏剧性的事情，就是这个来自湖南乡下的因为学历太低考不取大学的小伙子，在成名之后，受大名鼎鼎的胡适之邀，竟然到上海当上了大学的讲师！他在上海中国公学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的现代文学选修课。当他第一次夹着讲义走进课堂，抬头一看，教室坐满了人，一双双眼睛都望着他，他顿时紧张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台上呆呆地站了十分钟，才渐渐地平静下来。但他已经忘了如何掌握讲课进度，一开口，就在十多分钟里把预定一个小时的讲课内容急匆匆地讲完了。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