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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沿河陈兵，并将这一带的所有船只、粮食和其他一切可被利用的物资器材，统统搜索拿走了。红军先遣队出发时，刘伯承、聂荣臻特别指示担负重任的杨得志等：这次渡河，关系着数万红军的生命。你们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难，为全军打开一条胜利的道路！先遣队冒着大雨，日夜兼程，经过160多里的急行军，于5月24日赶到这里。国民党守军两个连，根本没有想到红军来得这样快。这个突然袭击，使他们措手不及，守军全部被歼灭。先遣队缴获渡船一只，控制了渡口。
安顺场乡党委书记接着说：国民党军队为了防守安顺场渡口，在河对岸和这边周围驻扎了好几个团。但是，红军来得太神速，敌军还没有进入打仗状态。25日清晨，先遣队组织17名勇士组成渡河奋勇队，乘那只小船向对岸驶去。先遣队的战士打仗很积极，争先恐后报名，要参加奋勇队。个个互不相让，最后只好由营长指定人选。早七点，在红一团团长杨得志指挥下，在我军火力网的掩护下，强渡大渡河的战斗打响了。勇士们依靠八个船工的帮助，冒着对岸敌军密集的火力，在惊涛骇浪中翻滚；不顾生死，奋力拼搏，终于冲过弹雨，登上对岸，击溃守敌，占领了滩头阵地。见总馆的陈列室里，摆放着许多讲述当年战斗的回忆录。杨得志回忆17勇士抢占渡口的战斗，写道：勇士们占领了对岸渡口的工事，敌军发起反扑。我们的火力猛烈地对准敌人。17位勇士趁机扑向敌群。17把大刀对敌人左劈右砍，怕死的敌人溃不成军，拼命向山上逃命。强渡大渡河的战斗胜利了。书记说，17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英雄事迹，我们这里的娃娃都知道，小学课本有这些内容。这是我们这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独有的生动的实际教材。
书记、乡长还领我们在老街上参观了刘伯承的指挥所，是一幢土石结构有瓦顶的三层房，当地人叫“红军指挥楼”。指挥楼街对面小院有一两层破旧砖房，是毛泽东来此后的住房。这两处，目前都已成危屋，急需抢救保护。我们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向当年的渡口走去。当时为枯水季节，河水小些，也有200米宽，在湍急河水中到处可见旋涡。河床浅滩，露出大片鹅卵石块，我们在河边环视周围地形。那奔腾不息的激流从我们眼前咆哮而过。来过这里的红军老同志回忆当年长征的情景说：我们在长征中过的河很多，什么湘江啊、乌江啊、赤水啊、金沙江啊，都过过。但最难过的，还是要数这里的大渡河。它水流更急，旋涡更多，浪掀的更大。我们站在河滩上，虽然感受不到当年的气势了，但那刀劈一般地峻峰却仍高耸在我们面前。它们纹丝不动地肃立着，似乎跟我们一起向当年强渡大渡河的勇士致以敬礼。
我们不舍地离开了安顺场。历史在一年一年地向前跨越，但它会永远记住当年强渡大渡河17位英雄的名字。他们是：红一师红一团二连连长熊尚林；二排排长曾会明；二班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克表，战士张桂成、萧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四班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萧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明、张万清。
红军夺泸定，扬威泣鬼神（1）
先遣队不辱使命，渡河成功，打开了中央红军北进的通道。但是，河面太宽，水流湍急，不能架桥。找到的船只仍然很少，有的还需修理。船的最大容量可坐40人，一只船往返一次要一个小时。直至第二天上午10点，红一团才全部渡完。照这个渡法，全军过河要一个多月。此时，后面的尾追之敌正向大渡河逼进，形势仍很严峻。
5月26日中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到达安顺场。刘伯承、聂荣臻汇报情况后，经过研究，军委决定：兵分两路。红一师和干部团在这里渡河，为右纵队，归刘、聂指挥，沿大渡河东岸（相对泸定上游方向言，也是右岸）朝北前进；林彪率红二师和五军团为左纵队，沿大渡河西岸（左岸）前进。两岸部队互相策应，溯河而上，夺取泸定桥。安顺场到泸定桥，有340里行程，在两天内赶到。毛泽东说：军委纵队和其余部队，随左纵队走左岸，从泸定桥过大渡河。他特别指出：这是一个战略性举动，只有夺取泸定桥，我军大部队才能避免石达开的命运。假如两路不能会合，被分割了，刘、聂率部队单独走，到川西去搞个局面出来。
5月27日，刘伯承、聂荣臻率领右纵队向泸定进发。渡河部队成立指挥部，统一指挥渡河事务。三四只船由70多名船工分成四班日夜摆渡，一连7天将右纵队4个团全部渡过河去。右纵队沿途只有一条路，时而傍河，时而翻山，日行100多里，28日那天还翻越了一座上下60多里路的大山。目前的车道基本上是沿着这条路拓宽的。有的山道很窄、很险。我们车行至此能体会得到。左边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右边是峭壁千仞的高山。有心脏病的人到这里，既不敢俯视万丈深渊，也不敢仰视林立群峰。当年红军行军之艰难可想而知。他们先后还遭遇到敌军两道防线、两个多团兵力的阻击顽抗，在左纵队向泸定桥发起总攻击时，刘、聂右纵队离泸定城还有50里路程。
左纵队先头部队红四团，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下，也是于27日拂晓从安顺场出发的。他们在“和敌人抢时间，和敌人赛跑，坚决完成任务，拿下泸定桥”的口号下，不顾饥饿，不怕疲劳，昼夜兼程向泸定桥进发。聂帅对两支部队夹大渡河北上，互相照应的情景有生动感人的叙述。他写道：红四团以急行军的最大速度，一边走，一边消灭路途上碰到的敌人，行走如飞。他们在对岸边行军、边对我们又是喊又是比划手势，告诉哪里有敌人，要我们注意。我们这边也是一样。虽然由于河水的咆哮，大家什么也听不见，但战友的关怀鼓舞着每个红军战士，都加紧脚步，向泸定桥急进。聂帅说：“我看到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更坚信我们决不会做第二个石达开。同时，这次打泸定桥好在采取了夹河而上的办法，因为大渡河并不宽，越往泸定桥前进就越窄，只有百米左右，两岸的敌人都可以隔河射击，封锁我们前进的道路。”“我们夹河而上，就可以消灭和驱赶两岸的敌人，保障对岸同志的安全。”｛1｝红四团在菩萨岗的高山隘口也遇到敌军阻击。菩萨岗有似华山之险，那条通往隘口陡得像天梯的小道，犹如一堵石壁横挡在去泸定的路上。红四团一路正面佯攻，一路攀悬崖到敌军碉堡阵地背后发起突然袭击，摧毁工事，歼敌三个连。随后又歼灭了猛虎岗的守敌。他们冒着大雨摸黑前进。见对岸敌军打着火把向泸定桥前进时，他们利用被歼敌军的番号进行伪装，也打着火把向泸定桥赶路。两岸相互问话，敌军信以为真。红军和敌军的火把像两条火龙在大渡河两岸滚动。两军并行走了二三十里。红四团彻底轻装，只带枪支弹药，以一天一夜急行240里的速度，在泥泞路上小跑，于29日晨赶到泸定桥西岸。
泸定桥在泸定县城，泸定县过去归雅安地区，1957年改属甘孜藏族自治州管辖。甘孜藏族自治州党史研究室的王主任介绍泸定的历史说：泸定历为边地，史称“西夷”故里，建置多变。泸定是先有桥名，后有县名。康熙年间，派驻打箭炉（今康定）的蒙族部队“造反”，越大渡河东，攻陷了几个城池，进窥天全，威胁成都。朝廷派兵从泸定这里（当时没有建县）分三路出征，迅即平定乱局，史称“西炉”之役。为了稳定“西炉”边地，朝廷花了近两年时间，用了2万斤铁，在大渡河上架设铁索桥。桥西岸连接着海拔7000多米高的贡嘎山，东岸紧挨着海拔3400多米高的二郎山。两岸山势险峻，巍峨陡峭。桥头石碑上镌刻着：“泸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千里长”，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康熙皇帝取“泸水平定”之意，赐名为“泸定桥”。解放前，千里大渡河上，这座“泸定桥”是连接两岸的惟一大型桥梁。
陪同的泸定县委分管党史工作的领导同志说：泸定县是个小县。辛亥革命后，1912年建县，以桥名定县名，故曰泸定县。目前也就只有七八万人。大渡河流经县境200多里，在不同年代曾修了13座桥。新中国刚成立，为了解放西藏，还在县城内修了一座由苏联专家设计并援建的钢索桥，朱总司令题写桥名，并为新桥撰写了一副对联：“万里长征，犹忆泸关险；三军远戍，严防帝国侵。”这座桥目前已不使用。在这所有桥中，还是当年红军飞夺的泸定桥最为壮观。
红军夺泸定，扬威泣鬼神（2）
泸定县委领导同志向我们介绍说：当年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战斗，在战争史上是个奇迹。泸定桥横跨于咆哮如雷的大渡河上，长103？郾67米，宽3米，由13根粗铁链索组成。每根铁索由862—977个铁环套成铁链。13根铁链，共有12164个铁环，每根重1300—1800公斤，平均长度为129？郾17米。这13根铁链，表示当时中国13省募捐所造。桥身铁链9根，平行系于两岸。每根铁链相距1尺，上铺木板，以作桥面。左右两边各有两根铁链，作为桥栏。铁索桥高于河面数丈，悬于半空，人行桥上，左右摇晃，随桥起伏，俯视河面，波涛汹涌，头晕目眩，胆战心悸，甚感危险。东桥头与县城相连，当时城内驻有敌军一个团（缺一个营），另有两个旅在向县城增援。红四团到来前，敌人已将桥上木板拆除，只剩下桥头一点。光溜溜的铁索，空荡荡地悬挂在激流之上。红四团组织了22人的突击队，在29日下午四时发起总攻。杨成武等指战员对夺桥的惊险场面有具体回忆。在红军集中火力的掩护下，那22位突击队员，手持冲锋枪或短枪，背挂马刀，腰缠手榴弹，冒着密集的枪弹，在震撼河谷的军号声、枪炮声和喊杀声中，爬着光溜溜的铁链索一节一节地向东桥头匍匐前进；随后紧跟的连队，在铁索上爬着铺门板，顺好桥面；以便大部队通过。当突击队员们快冲到对岸时，守敌纵火烧桥头，猛然，火光冲天。勇士们神速地向火里冲去，后续部队也过来了。经过两个小时激战，两个团的敌军大部被消灭。红军全部占领县城，取得了飞夺泸定桥的胜利。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过了大渡河。中革军委给22名突击队员授奖，表彰他们的功勋，其中5人还被授予飞夺泸定桥的英模。毛泽东对指战员们说：我们的行动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不是太平军，我和朱德也不是石达开第二，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又打错了。
泸定县委领导说：红四团先头部队以超高速的急行军，翻山越岭，一昼夜走了240里，然后又匍匐于100多米长的铁链索激战，夺取泸定桥。这样的速度和意志力、战斗力达到了人类体能的极限，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急行军和在铁链索上匍匐战斗的吉尼斯纪录。他还说，前两年，深圳的三个学生来旅游，听了红军一天急行240里，飞夺泸定桥的故事，根本不相信，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无独有偶。在我离京走长征路前，听人民大学党史系的同志说过，有一个美国学者写的书，通过对人的身体各种指标的计算，也认为这是杜撰的故事。
我听到这些“新闻”后感到吃惊。美国人与我们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