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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这么告诉伊莱恩的。”
“伊莱恩？就是出庭作证使他入狱的证人？这事件乱七八糟的事要推到十二年前？”
“没错。”
“你难道不觉得他的作法就像阿拉伯恐怖分子吗？只要一有坠机事件，他们就会宣称是他们干的。”
“我不这么想。”
他又抽了一口烟，然后吐出来，“是啊，我猜也不是。好吧，就算是谋杀。我看不出你怎么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有人从落地窗掉出去，你怎么知道那究竟是谁的主意？”他走到门边继续推论，“托妮把门锁上了，门栓也锁住了。这能证明什么呢？这并不是密室案件。从里面转动门把就可以把门栓栓上，或者用钥匙从外面也可以栓上。他把她推出窗外，拿了钥匙，离开时从外面栓上门栓。但是，即使我的推论正确，仍然不能证明任何事。”
“的确。”
“我们没有找到能证明她是自杀的遗书。我最不喜欢这种不留只字片语的自杀案件。法律应该规定禁止自杀。”
“你认为应该怎么处罚？”
“罚他们回来继续活下去。”他又反射性找寻烟灰缸，最后还是把烟灰弹在拼花地板上，接着说，“以前曾有一段时间，自杀是犯法的，但从来没听说过有人因此被提起诉讼。这真是白痴法律，如果自杀成功就会犯罪，但若自杀失败却变成罪犯。现在出个题目考考你吧。警官考试里真的会出现这种愚蠢的问题。假如托妮跳出窗外，压死那个姓菲茨罗伊的小子，他因为分摊托妮的撞击力结果死了，托妮却幸存下来，你说她犯了什么罪？”
“不知道。”
“我猜如果不是过失杀人就是二级谋杀。真的有过这种案例，那次不是从二十几楼跳下去，大概只有四层楼高吧，不过，这种事情很少遭到起诉。”
“没错。”
“我猜只要提出精神异常的证明，就可逃脱法律。现在，我要做的事就是打电话请人来，看看能否在窗边采集到他的指纹。如果找到了，就算是老天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你说是吗？”
“房子里各处最好都检查一下。”
“各处。”他同意，“但希望恐怕相当渺茫，你觉得呢？”
“对。”
“我局里的制服警察最早到达现场，如果当真找到疑点，那真值得庆贺，因为这就成了我们自己的案子。我非常乐意把罪名直接挂在你那个仇人的脖子上。只是目前看来，那家伙似乎不是那种蠢到会留下指纹的人。你说他打了两次电话给伊莱恩，对吗？第一通电话只是喃喃低语。”
“对。”
“你拿到的电话录音也就是这通电话，无法辨识声音的男子在低语，说他送花给她，还有模棱两可的威胁，说还没有轮到她，可是却没有明说轮到她干嘛。这种案子谁办得了。”
他看看四周想把烟蒂丢弃，目光移向地板，又看看那扇敞开的窗户，最后走进厨房，把烟蒂放到水龙头下冲灭，再把烟屁股扔到垃圾桶里。
他说：“那家伙要伊莱恩关掉电话答录机，她照做之后，才改用正常的声音来威胁她，对吧？虽然伊莱恩告诉你曾遭他电话威胁，他也向她承认杀了托妮·克利里和迈克尔·菲茨罗伊，但这只是她的一面之词而已，我们并没有真凭实据证明他有罪，况且他并没有明确说出他做了什么，更没有指名道姓，对不对？”
“对。”
“所以，除非我们掌握了确切的证据，否则根本不能动他一根汗毛。我会大量印制莫特利的画像分发出去，不但要让刚才的那位门房指认，也要值日、夜班的门房一起帮忙。虽然希望不大，但或许几天前刚好有人看到那家伙在附近出现。不过最麻烦的是，即使他真的在这个地区或这栋大楼出现过，要证明他谋杀托妮，恐怕还得费一番功夫。首先得要证明托妮是被谋杀的才行，但这要如何才能证明？”
“医学证据呢？”
“什么证据？”
“托妮的死因。”
德金看着我，什么也没说。
《到坟场的车票》 第三部分体内找到子弹碎片
“没有验尸报告吗？”
“当然有。但你也想像得出人从那种高度摔下来的惨状。你想要医学证据？我告诉你，托妮·克利里头朝下摔下来，撞碎了迈克尔·菲茨罗伊的脑袋，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确实如此。法医没在她体内找到子弹碎片，报告中当然注明她是高处摔落致死。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认为他先杀了她然后才把她推出窗外。”
“很有可能。”
“好啊，你去证明看看。他也有可能先把她打昏，再趁她不醒人事的时候，把她扔出窗外。即使如此，你觉得你能找到什么证据？脖子的勒痕，还是头顶的伤口？”
“那么精液比对呢？那家伙在俄亥俄州那名受害女性体内留下精液样本。”
“对啊，但他们根本查不出那是谁留下的。马修，就算采集到托妮·克利里体内遗留的精液，想到她和那菲茨罗伊姓小子共享生命的最后一刻，弄不好也可能是迈克尔·菲茨罗伊的呢。再说，就算是莫特利的，又能证明什么？法律又没规定不准和女人上床，就算他从肛门进去也不犯法啊。”他又掏出一根烟，口气一转，“我告诉你，在这个案子里，我们抓不到他的把柄。不但找不到他指纹，就算找到，也不能以此定罪。就算他曾在现场出现，甚至到她房间去，也不能证明她是被谋杀，当然更不能说他是凶手了。”
“那到底要怎样才能抓住他？”我无视于他的目光，“难道我们就只能一直等，直到哪一天发现一具有他签名的尸体？”
“马修，会的，他总有一天会露出马脚的。”
“或许吧。只是我大概等不下去了。”
德金的确是位老手。虽然他不相信会有帮助破案的契机出现，但依旧进行彻底调查，丝毫不浪费时间。他立即调派鉴识小组到达现场，当天下午就打电话告诉我化验的结果。
坏消息是，他们并没有发现莫特利的指纹。还有一则不知能否称得上是好消息的发现，就是托妮·克利里跳楼的那扇窗台和窗框上竟然都干干净净，连她自己的指纹也找不到。这表示可能有人很小心，注意不留下指纹，或是已经仔细地擦拭过。这项结果并不能算是有力的证据，因为人们不见得在接触物体时一定会留下指纹，但多多少少可以证明我们的推测，即托妮不是自杀，而是有外力介入。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仍然是延续过去几天所做的事，到处向人打探，挨家挨户发送莫特利的画像，同时附上我那库存日益减少的名片。
我想到了吉姆·费伯，他替我印制名片当作礼物送我。“打电话给你的辅导员吧。”每次去参加聚会时，总会听到这句话。“你只要不喝酒，来参加聚会，一起读戒酒书，打电话给你的辅导员。”我现在并没有喝酒，也一直都准时参加聚会，戒酒书上大概没有提过如何跟一位满怀报复心的疯子捉迷藏，而吉姆显然也并非这方面的专家，但我最后还是打了电话给他。
“你已经尽心尽力了。”他说。
“你真会安慰人。”
“我不知道这能否安慰你，甚至可能连鼓励的作用也没有。”
“的确没有。”
“但也说不准。或许现在这样只是让你自己明白，你已经尽力采取所有可行的措施了。要在纽约这种大城市找一个刻意避开你的家伙，简直就像大海捞针。”
“是。”
“当然，你也可以请求警方协助——”
“我试过了，目前他们所能提供的支援实在有限。”
“听起来，你已经尽心尽力了，却仍然责怪自己不能做得更多。你担心这件事会失控？”
“的确是。”
“担心是必然的，人不是万能的，我们不能控制所有的事情。我们只能采取行动，至于结果如何就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了。”
“奋力一搏，然后听天由命？”
“对。”
我想着他刚才说的话，“要是我这一击不够有力，别人可能会遭殃。”
“我懂了，你无法放手的原因，就是这个赌注太高。”
“这个——”
“你还记得戒酒的《第三阶段》？”我当然记得，但他还是引用了其中一段话：“‘决定将自己的意志及生命完全托付给上帝，因为我们认识他、信任他。’你可以把所有的小事全部交给上帝，但是面临这种残酷的事实，你只能靠你自己了。”
“我了解。”
“我告诉你《第三阶段》的精髓所在，主要就是两个概念：第一，将所有的小事全部交给上帝。第二，所有的事情都是小事。”
“谢谢你。”我说。
“马修，你还好吧？不会开戒喝酒吧？”
“不会，我不会去喝酒。”
“那你就没问题了。”
“对啊，我现在很好，”我说，“你知道吗？我希望将来有一天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你能说些我想听的话。”
“没问题，不过倘若真有这么一天，你最好换一个辅导员吧。”
我回到旅馆大约六点钟了，柜台有我的留言，是乔·德金。但这时他已经下班了，幸好我有他家里的号码。我打到他家去。他告诉我：“我猜你大概急着想知道结果，验尸人员说咱们别作梦了，因为在这种状况下不可能分辨出因果关系。他还说：‘叫你朋友到纽约帝国大厦顶楼，拿一颗葡萄柚往下扔，然后再下楼到人行道上，看看有没有办法说出这颗葡萄柚是从佛罗里达州哪一个市镇运来的。’”
“重要的是，至少我们已经认真试过了。”我说。
挂断电话，心想吉姆一定会以我为荣，我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变，进步如此神速，随时都可能成为圣人最佳候选人。
《到坟场的车票》 第三部分终究改变不了事实
尽管如此，终究改变不了事实，我们仍一无所获，毫无进展。
当晚，我去参加聚会。
人真是一个习惯性动物，八点过后我就往圣保罗教堂方向走。当我走到附近时，一股莫名的情绪让我停下脚步。
如果今天我在那里出现，又会害了谁？
想到这里，一阵寒意从我背后升起，就好像有人拿着粉笔在天空那片大黑板上划过，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响。我的姑妈佩格（愿她老人家在天之灵安息），总是把这种情况比喻成一只鹅正路过我的坟墓。
现在，我好像是个麻疯病人，或是伤寒患者，全身带着恐怖的病菌，随时可能把无辜的人转变成杀人犯的目标。自从我进入那座教堂起，危险就降临了，但危害的不是我自己，而是那些和我参加同一聚会的朋友。
虽然我告诉自己这个念头很荒谬，但它仍盘踞心头挥之不去。于是我转头就走，回到五十八街和第九街大道路口，尽量让自己往好的方面想。今天是星期二，还有哪里有聚会呢？
我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东二十街的卡比尼医院，聚会地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