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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方式中部崛起（5）
蔡继明：高司长提出要走小城镇的道路。我的看法不同。在中国人多地少的情况下，中国的城市化应该走大中城市的道路，因为同量土地在大城市的经济效益肯定要高于小城市。发展大中城市虽然并不是让农民都涌到像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超大城市中去，但至少要以具有相当规模（比如10万人以上）县城作为中心。而现在小城镇，平均人口不过3～4万，既占用了大量农地，又没有基本的城市功能，这实际上是城镇乡村化。 林毅夫：这一点我赞成蔡教授的看法。在一个城市里面经济要有竞争力的话，一个要有比较优势，第二个要有规模效应，只有相当大的规模才有产业群，才有各种的辐射作用，才有竞争力。大中城市像月亮、像太阳，很多村像星星一样的星罗棋布。一般县城才只有两三万人，四五万人，主要功能不是工业的，而是政治的、商业的、文化的。全国有2000多个县城，县以下是很多的小村，将来农民收入提高了，每个人至少会有摩托车，进入到县城，二十公里、三十公里路不过就是半个小时——住在村里也可以享受现代化的生活。 （实习生李静睿参与整理） 后记：2004年12月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进一步明确“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同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中部崛起”由此成为我国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相关图表 分地区农业经济占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地区 人均GDP（元） 农业占GDP的比重 人均GDP（元） 农业占GDP的比重 人均GDP（元） 农业占GDP的比重 农村人口比重 年份 1990 1995 2000 1999 全国平均 1634 271 4854 205 7078 159 73 河 北 1465 2431 4444 2250 7663 1620 81 广 西 1066 3511 3304 2592 4319 2628 85 安 徽 1182 3911 3357 3002 4867 2410 81 江 西 1110 2939 3083 2692 4851 2422 76 河 南 1091 3525 3313 3124 5444 2261 82 湖 北 1556 3741 4162 2901 7188 1549 67 湖 南 1228 4105 3470 3009 5639 2126 82 重 庆 5157 1781 79 四 川 1105 2611 3081 2272 4784 2358 81 陕 西 1241 3453 2843 2917 4549 1681 7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 《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第一部分：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方式改革历史中透析“农民增收”（1）
2004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意见》，即所谓“一号文件”正式公布。“一号文件”年年都有，而竟成为农民的“专利”，缘于1980年代连续五个“一号文件”所产生的“转折性”效果。 1980年代，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使得农村经济从安徽的小冈村开始，突破计划经济的层层堡垒，短期内产生了巨大的爆发力。它不仅带来了连续七年的增产增收，更重要的是它在计划经济的墙角，凿开了一个缺口，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的中国经济从微观体制的放开开始，迎来了一轮难得的“黄金增长”，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又一次挽救了中国。 回眸历史，最初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当时的亲历者刘堪回忆，在1978年的文件中，还有明文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此后两年，集体经营和包产到户被冠以“阳关道”与“独木桥”，在全国掀起大辩论，支持走向“独木桥”的地方领导一度寥寥无几。 五个“一号文件”的颁布使得改革的成果迅速掩盖了辩论的激情。1982年，中央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宣布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但是，好景不长，随着价格上的调整，粮食产量开始下降，对农村的一系列改革也开始出现质疑，改革一度面临回潮的危险。 好在东方不亮西方亮，农民从粮食增量中获得利益减少的同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其数量甚至超过当年农村新增劳动力。这种增长也没有长期持续下去，随着竞争的加剧，宏观环境的恶化，乡镇企业的发展在1990年代之后迅速回调，大批的企业甚至面临倒闭。这之后，农民增收的另一条途径就是大量进城，只是农民工进城的路径在通货紧缩的压力下逐渐萎缩，成为近几年城乡差距持续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靠粮食增收注定难以解决9亿农民的发展问题，增产不增收几乎成为一个难以逾越的怪圈。1998年之后，通货紧缩、城乡差距拉大同步出现，这些情景让人联想起1929年美国的大萧条。以农民增收为代表的“三农”问题亟待解决。 2月14日下午三点整，华彬国际大厦二楼华泰厅，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刘堪、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副司长张红宇成为第3期“21世纪北京圆桌”特邀嘉宾，就农村改革的历史和农民增收的难题，展开讨论。
第一部分：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方式改革历史中透析“农民增收”（2）
“阳关道”与“独木桥”之辩 《21世纪》：1982年到1986年，中央在农业方面出台了五个“一号文件”，确立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了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一系列的农业制度安排极大地释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请诸位回忆一下，制定文件当时面临的主要争论和文件的实际效果是怎样的？ 刘 堪：当时中央关于农业的文件实际上是有八个，我都参与了制定。1982年“一号文件”之前，有过两个文件。第一个是1979年4月中央批准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主要讨论放开农村微观体制，包括农村经济的多种经营、生产专业化等问题，讨论最为激烈的是包产到户是否要施行，最终没有形成统一意见。会后纪要以“19号文件”的形式颁发。 第二个是1980年的“75号文件”。当时召开全国省委书记座谈会，主要解决省委书记的认识问题，当时，“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争论非常激烈，黑龙江的机械化生产模式和贵州包产到户模式、大农业与小农业的生产方式激烈碰撞，争论无果而终，中央也没有裁定，“阳关道”与“独木桥”同时得以存在。中央批准的会议纪要下发，成为第二个中央文件。后来，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司务员吴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整版文章《阳关道与独木桥》，在全国引起大讨论。 直到１９８２年的“一号文件”，包产到户的问题才算一锤定音，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得以肯定，而且说明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１９８３年１月，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在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和流动权的问题上，也从理论上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年的“一号文件”，主要解决的是土地承包期延长（15年）和土地的流转问题；1985年主要是农产品的流通体制问题，取消３０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1986年的“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了已有的农业政策必须执行。 最后，1987年还有一个“五号文件”，其实也就比“一号文件”晚发了几天，文件总结了改革开放后的农村改革，有一些告别的味道，却没有想到这一别就是17年。 《21世纪》：对当时的情况，林教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有过精彩的逻辑梳理。 林毅夫：当时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农业生产效率很低，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受到抑制。当时的八个文件就是解决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微观机制，取消了那些抑制生产积极性的制度性因素，把农民生产积极性恢复起来。 改革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从1978年到1984年，粮食平均每年增产达到48％，增长速度和前15年比较翻了一番，粮食产量上了一个新台阶，真正解决了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 刘 堪：当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1985年，“一号文件”主要讲农产品市场问题。之前中央的统购统销，包括一百多种商品。当时，“一号文件”只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有人甚至抱怨，步子迈得太大了。 林毅夫：原有的体制限制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问题到1984年基本解决了。此后农村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于市场环境和城乡二元经济方面。1985年以后，实际上面对的是，如何把农村经济跟城市经济的二元结构逐渐消除的问题。对这个过程，到底是用市场化的方式，还是说保留一部分政府的干预来调节，存在政策上的徘徊。1985年，统购统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