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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因素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2003年12月8日，温家宝访美时，提出了以“发展、平等、互利”为核心的中美公平贸易和经济合作五条原则，最后一条特别提出“不把经贸问题政治化”。 牛新春：从政治对经济的影响来看，我感觉随着两国关系逐步正常化，影响越来越弱。中美建交初期，经济关系的维系是在政治关系推动下产生的，1972年尼克松来中国的时候，没有人想到他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商业利益。 中国入世之后，特别最近一两年之内，双方政治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不断弱化，“9·11”之后，鲍威尔甚至表示中美关系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好时期。但是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没有减少，反而有不断增加的趋势。 隆国强：温总理讲不把经贸问题政治化，说明了中美两国间政治氛围并不好，对经贸发展不是一件好事。 美国一到大选，就拿中国说事，美国的战略家认为中国是其竞争对手，而不是公开说的合作伙伴。我在美国的时候，小布什的第一任国务院政策室主任就表示，中美是战略竞争关系。如果没有“9·11”，肯定小布什这一届政府要执行这一战略，基于反恐方面对中国的需要，才有所改变，但是在这些人的脑子里面还是这个观念，他们认为真正威胁美国霸主地位的，就是中国，也许还有印度等，但中国是最现实的挑战者。
第二部分：难得的历史机遇中美贸易博弈棋局（3）
宋 泓：本质上来讲，中国和美国之间历史上一直难以建立一种真正信任的关系。不像美国和英国以及其他一些盟国，什么问题都可以平和地处理。中美主要就是利益关系，没有稳固的政治基础，不可避免双方贸易领域的多变性。 隆国强：中美经贸关系实际是一种不对称的关系。所谓不对称，就是我们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远远大于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强者和弱者博弈的时候，只能采取不同的策略，强者的表现来得更直接、更霸气，弱的一方就会迂回，更加谦让，最后的结果还取决于双方的智慧，如同三国时期的曹操和刘备一样。 马 宇：美国的总统候选人虽然总说中国有可能成为竞争对手，但是现在不可能不跟中国发展关系，因为即便美国不跟中国发展关系，中国还是会强大起来的。所以每一位候选人竞选的时候，说得比谁都硬，但是他们上台以后，又很少有大的动作。 牛新春：这次大选中，中美关系可能是最不热的一次。在美国50个州中，有一些州是民主党的铁票，比如加利福尼亚州是不会投布什的，一部分州是共和党的铁票，其他都是二者竞争的，据我们估算有18个州。在这些州，一些关系失业率的行业，无论是农产品、钢铁，还是纺织品，都将是双方关注的焦点。虽然影响到的只有几千人，但对于一个小州来说却很重要。现在一般美国失业率至多达到5％，几千个工人所占的比例已经是很高了，可能会影响竞选的两三个百分点，那几个州的贸易额发生改变，是很重要的。 隆国强：同样是采购，我们可以选择边际效应大的项目，不要为了应对压力，盲目地去采购一些商品。如果做得巧妙，一个对我们影响不是很大的采购却可能发挥重大的作用。 “和平崛起”下的国际贸易策略 《21世纪》：迅速崛起的中国经济，对中美经贸关系而言，是否存在潜在压力呢？ 隆国强：从整个历史上来看，往往是一个大国的出现，要打破原有的平衡，处理得不好，就会发生很多矛盾，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都跟新兴国家的崛起有关。不管我国多么低调，如何韬光养晦，事实上的成长壮大都会给大家带来压迫感。 我们2003年刚刚提出来的新理论是“和平崛起”，就是要走出一条新路来，在不威胁他国的状态下发展，通过贸易的手段解决经济上的需要。比如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的45种战略型资源，到2010年，自给自足的只占一半，2020年只可以满足6种，有39种要依靠国际社会。如果不能通过市场的手段来解决，只能通过非经济的手段，但是在国际分工的大背景下，我们可以通过市场的手段去购买这些资源，经济上也能实现一种共赢。 《21世纪》：吴仪副总理即将访美，与美国贸易代表佐利克、商务部长埃文斯会面，就双方争执的贸易问题进行磋商。那么，在处理贸易问题上，我们可选择的策略到底有哪些？ 隆国强：在应对的策略上，我想关键是不要被美国人牵着鼻子走。 首先要肯定中国贸易顺差并没有什么错，这样从讲理的层面避免对方用政治化的手段来打压我们。 其次要对美国进行深入研究，虽然说美国是多元的民主社会，但最后施加压力的还是美国国务院，最终可能反映在执政党的利益上，我们如何减少这些环节上的压力，需要去研究。 还有，我们考虑双边问题的一个思路，就是不要限于双边来谈双边的问题，我们可以在很多层面上考虑问题，如在多哈回合的谈判中，美国对中方就有很高的期待。另外，我国还要主动提出有创意的解决方案，一个大胆的创意，就是建立两国间的自由贸易区。 宋 泓：从国内企业来讲，一些大的行业有共同利益，行业中介应该从这方面来发挥一些积极的作用。 隆国强：可以利用一些在华的美资企业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基于这些企业在中国的利益，他们不希望看到中美经贸关系恶化，所以我们应该尽量多地发挥这类企业的作用。
第二部分：难得的历史机遇中美贸易博弈棋局（4）
第十期 宏观经济调控之道 2004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研究进一步做好经济工作的政策措施。 会议指出，在充分看到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就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目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特别是一些行业投资增长过快，导致信贷投放增幅过大，造成煤、电、油、运供应趋紧。 会议强调，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中央提出的“统一思想、狠抓落实，明确重点、区别对待，深化改革、完善机制，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总体要求，集中精力抓好中央确定的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落实，特别要抓紧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适度控制货币信贷增长，切实加强土地管理，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坚决遏制某些行业中的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 之前，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争论已经迈入白热化的门槛。2004年4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年春季报告会上，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指出，宏观政策应该由“从松”转向“中性”，也就是适度收紧，既要防止通货膨胀又要预防通货紧缩。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年春季报告”课题组认为，目前上游产品的价格急剧上涨，其潜在的危险是客观存在的，由此可能引发的通货膨胀将主要是成本推动型的，最后是否导致全面的价格上涨，关键在于目前上游产品的价格上涨如何传导，以及多大程度上传导到下游产品的价格中去，如果对目前增长过猛的地方投资不加控制，那么，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内，目前上游产品的价格上涨趋势也有可能逐步传导下去，引发全面的价格上涨。另一种结果是，上游产品的价格上涨不能完全传导到下游产品中去，又会产生通货紧缩的压力。 风口浪尖的中国宏观经济，该选择怎样的调控策略？2004年4月23日下午两点整，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副司长彭志龙、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副院长刘福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部长卢中原和国家开发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王大用共聚“21世纪北京圆桌”第10期，把脉中国宏观经济。 经济是否已经过热 《21世纪》：2004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7106亿元，同比增长9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8799亿元，增长430％，宏观经济形势再度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我们对这种经济形势如何判断？ 卢中原：从学术角度上来讲，我不同意当前已经过热（即需求大于供给、出现明显通货膨胀）的判断。判断过热不过热，长期可以看现实增长率是否超出潜在增长率，短期可以看物价总水平和商品供求总格局。目前，物价总水平依然较低，600种主要商品的供求总格局基本平衡。当前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引发了资源瓶颈约束，这是一种新的结构性失衡现象，还不是总量热与不热的问题，因为这种新的瓶颈约束是在产能普遍过剩情况下出现的。 王大用：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经济计量模型测算，“十五”期间（2001年~2005年）我国潜在GDP的增长率平均约为88％。2003年尽管遇到SARS的很强的冲击，全年实际GDP增长仍达到91％，除了SARS冲击的第二季度，另外三个季度的实际GDP增长都高于潜在GDP，2004年，虽然国务院说要把增长目标定在7％，但一季度实际增长又高达97％。按这个标准看，当前我国经济确实是有点过热了。 彭志龙：今年一季度的经济指标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过快。与过去情况不同的是，当前物价总指数上涨幅度并不太高。比如，GDP缩减指数上涨了41％，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了28％。由于消费整体水平比较平稳，没有出现1988年那样的投资、消费水平的“双膨胀”。 目前的物价上涨，我认为是结构性的物价上涨，突出表现在部分上游产品价格涨得太快，但总体物价水平并不高。从粮食价格看，上涨的主要原因不是需求的问题，而是由供给跟不上引起的，再加上有中间商炒作，所以上涨幅度显得特别大。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主要是需求的带动，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带动。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3％，比上年同期加快152个百分点，投资的高增长一方面直接带动钢材、水泥等建筑材料价格的上升，另一方面通过拉动重化工业生产，进而增加煤炭、原油等产品的需求量。 王大用：投资热的同时，作为一种需求的其他部分比如消费不再更冷下去，不过增长率不高而已。那么，你怎么能说投资热了，总体经济不热呢，这不符合基本经济学逻辑。 其实，大家争论的一个焦点在于消费的增长率，消费连续几年增长不快是一个基本问题，这同样是衡量从1998年我国实行投资拉动政策是否最优的一个重要标准。 实际上，一项投资的支出完成以后，经过分配和再分配形成一系列的收入。在中低收入阶层，有一系列社会性因素，促使他们降低边际消费倾向，比如医疗、社保、教育等高投入项目。当然，即使边际消费倾向基本没有变，总收入增加，消费也会是增加的，只不过上升慢一点而已。
第二部分：难得的历史机遇中美贸易博弈棋局（5）
彭志龙：关于生产资料涨价向CPI的传导，理论上讲是有可能的，但这种可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现实还要取决于多方面因素。 按过去的情况，上游产品涨价传递到下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