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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易卜生主义》中集中表现了这一思想。四年之后，在根据英文演讲所作的同名文章中胡适继续强调“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并由此过渡到以人格自由独立、个性价值尊严为精神的核心的“救出自己，完善自己”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在那篇文章中，胡适还引用了易卜生尺牍中的语录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一：“我所期望你的是一种真益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二：“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成铸造成器。”三：“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四：“须使各人自己充分的发展——这是人类功业的最高一层。”胡适的全面之处在于他同时指出：“要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12＇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篇文章中胡适描写的当时的时代背景，他说：
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13＇
第二部 厚黑教主的厚黑思想《厚黑学》发表的时代背景（2）
这样的社会底色，可以看作是李宗吾发表《厚黑学》的社会背景。那么，当时的思想界又是一种什么情况呢，不妨再摘引一段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说的话：
清朝专制政体和有关传统观念、旧有价值的崩溃或动摇，使五四时期的注意中心由前代的船坚炮利（物质工具）和“鼎革之际”的改良、革命（政治体制）转移到思想文化上来。数千年“修齐治平”和“天地君亲师”的传统信仰和标准规范不再能维系人们，知识者在寻求着新的人生信仰、生活依据和精神支柱。这其实也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一直在进行着和具有着的心态模式，它也正是实用理性的传统心理在近现代的延续实现：用理性追求一种信仰以指导人生和现实活动。＇14＇
与之后的论述相比，李宗吾的厚黑学没有太多的理论色彩和价值层面的叙述，但是综合起来看，李宗吾的厚黑学和之后诸位先贤的表述可谓说是互为表里。胡适和新文化运动中的诸多论述都集中在理论上，李宗吾的厚黑学则是实施层面上表达了个人主义的声音。与诸多借助于西方语境的个人主义声音不同的是，李宗吾再一次把老祖宗的思想资源作为自己论证的材料，虽然他没有明白地提出个人主义这一个词，我们不妨看看他的表达：
凡人在社会上做事，总须人己两利，乃能通行无碍。孔孟的学说，正是此等主张。孔子所说：“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大学》所说：“修齐治平。”孟子所说：“王如好货，与民同之。”“王如好色，与民同之”等语，都是本着人己两利的原则立论。叫儒家损人利己，固然绝对不做，就叫他损己利人，他也认为不对。观于孔子答宰我“井有人焉”之问，和孟子所说“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语，就可把儒家真精神看出来，此等主张，最为平正通达。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舍去我字，成为损己利人之行为，当然为孔门所不许。＇15＇
看了这段表述，厚黑学之为个人主义思潮中的一脉，已经昭然若揭。
而且，如果把李宗吾的厚黑学中的“厚”视为“隐忍”，“黑”视为“坚毅”，厚黑学未尝不能视为要求“个性独立”的先声，何尝不是在个性萎靡的时代发出的启蒙之光？只不过，李宗吾的厚黑学的缺陷在于缺少一个合理的限制，那就是所有的一切都应该在“法”的框架之内。不过用法律的眼光去评判先人显然是超越了历史的语境，当时没有多少人具备法律眼光。而且，李宗吾的这种启蒙走在了时代的前面，按照李泽厚先生的说法，二十世纪上半叶，一直处于“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之中，除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段极短的时间内，启蒙和救亡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其他大部分时期，无一例外，都是救亡压倒启蒙。李宗吾的思想没有成为主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与他的叙述方式（过于戏谑）和文化身份（一直处于文化中心之外的边缘地位），这也是个极为重要的原因。诚如李泽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指出的：“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中心的一环，都有这种为时代所规定的特色所在。……在近代中国，这一环就是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燃眉之急的中国近代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把注意和力量大都集中投放在当前急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讨论和实践活动中。”＇16＇在辛亥革命以及之后中国动荡不安的局面这个巨大的背景之下，李宗吾的启蒙之声显得是那么微弱，以至于被淹没了。富有意味的是，李宗吾的这种思想，原本就是“把注意和力量大都集中投放在当前急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讨论和实践活动中”的结果，是因为身边诸多投身革命的朋伴相互探讨而激发出来的，这一点在前面已经有过论述，只不过，李宗吾走的太远了，甚至和当时辛亥革命的最高领袖孙中山的思想都发生了冲突。还得抄书，才能说明李宗吾的思想是怎么和当时的时代发生冲突的：
戊戌前王照曾劝康有为先办教育培养人才再搞变法改革，康有为回答说，局势严重，来不及了。辛亥前严复在伦敦遇到孙中山，严也劝孙中山先办教育，孙的回答也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一万年太久，来不及了。康有为是主张兴民权开议院的，但在戊戌变法的当口，却相反地强调要尊君权，要求光绪皇帝独揽大权实行变法。孙中山是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的，但他晚年却反复强调，“……欧洲当时是为个人争自由，到了今天……万不可再用到个人身上去，要用到国家身上去。个人不可太自由，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将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国家。在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了自己”，“如果时拿自由平等去提倡民气，便是离事实太远，和人民没有切肤之痛。他们便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一定不来符合。”＇17＇
这是思想家和执行家之间的区别，思想家着眼的是长远，执行家着眼的是当下。李宗吾最初走的本来是执行家的路数（参加革命），但是他身上的知识分子的气质却让他走到了革命的前面，以至于对于辛亥革命也开始有了自己的看法，这一点在本书的第五章曾经提及，不妨参照阅读。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与稍后几年中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是，李宗吾这种“个性独立”的意识，完全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而新文化运动中的那些知识分子，凭借的则是西方兴起的种种新理论。李宗吾用的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接着讲”，新文化运动中的那些知识分子则是“重新讲”，不过这种“重新讲”是一种割断了本身传统的对于“舶来品”的复制，是另外一种“照着讲”而已。
＇1＇梁启超：《三十自述》
＇2＇＇3＇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
＇4＇梁启超：《新民说》 以上均引自《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5＇ ＇6＇参见费正清 编《剑桥中华民国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7＇＇8＇ 陈独秀：《人生真义》；载《独秀文存》页184；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1988
＇9＇ 李大钊：《我与世界》，载《每周评论》，北京，1919年7月7日
＇10＇ ＇11＇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语》，载《新青年》，北京，1917年4月。；转引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12＇＇13＇ 转引自《胡适传论》，胡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96年
＇14＇李泽厚：《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载《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15＇李宗吾《厚黑丛话》载成都《华西日报》民国二十五年一月二月
＇16＇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后记，转引自《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17＇ 李泽厚《启蒙和救亡的双层变奏》载《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第二部 厚黑教主的厚黑思想重新认识厚黑学（1）
世人对于李宗吾的评论，大多集中在厚黑学方面，在所有的评论当中，比李宗吾稍晚一个时代的林语堂的评价大概是目前最高的评价。林语堂在评价中说：
（李宗吾）著书立说，其言最为诙谐，其意最为沉痛。千古大奸大诈之徒，为鬼为蜮者，在李宗吾笔下烛破其隐。
世间学说，每每误人，惟有李宗吾铁论《厚黑学》不会误人。知己而又知彼，既知病情，又知药方，西洋镜一经拆穿，则牛渚燃犀，百怪毕现，受厚黑之牺牲者必少，实行厚黑者无便宜可占，大诈大奸，亦无施其技矣！于是乎人与人之间，只得“赤诚相见”，英雄豪杰，攘夺争霸，机诈巧骗，天下攘攘！亦可休矣！亚李之《厚黑学》，有益于世道人心，岂浅鲜哉！读过中外古今书籍，而没有读过李宗吾《厚黑学》者，实人生憾事也！此时此境，我论此学，作此文，岂徒然耶？
……
李氏死了。要知李氏发布《厚黑学》，是积极的，并非消极的，不是只嬉笑怒骂而已；对于社会人心，实有“建设性”。旨在“触破奸诈”，引人入正！……
……
大哉孔子！三代以上有圣人，三代下圣人绝了种，怪事也！然则近代之新圣人，其唯发布厚黑学之李宗吾乎！（拍桌）＇1＇
大学者吴稚晖则认为厚黑学为“千古不磨之论”。同样被视为怪才的台湾作家柏杨则认为厚黑学表现了李宗吾作为“一位盖世奇才，对日非的世局，其内心的悲愤和痛苦，是如何的沉重。”“李宗吾先生一生为人做事，比柏杨先生不知道高级多少，真可惊天地而泣鬼神。而他鼓吹“厚黑”，硬揭大人先生和鱼鳖虾蚧的疮疤，其被围剿，自在意中。”＇2＇曾经写过《厚黑教主李宗吾传》的张默生则认为李宗吾是“思想界的彗星”。
以上的评价都是从正面立论，从反面来说的评论则基本上以曹聚仁的观点为代表，李宗吾去世不久，曹聚仁在一次朋友通信中谈到《厚黑学》，曹聚仁说：
重庆之行，我个人失望之处甚多；而李宗吾厚黑学这部名震一时的著作，使我看了，并无可喜之处，也是一件“大失望”。这类书，不过是别一型的东莱博议，爱用奇兵，专作翻案文章，像是大翻斤斗，其实离不了如来佛的手掌；倒替“日光之下并无新事”那句话下了注解。明末清初，如李卓吾、金圣叹都走的这一路子。（应该说李宗吾走的是李卓吾、金圣叹的路子。）看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做一个开天辟地的大好汉，毕竟落到夹缝中去，进退两难。这便是英儒培根所说的“洞穴的幻象”。
潘菽先生以为李氏的根本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