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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元年 三月淡然
谢绶青的跋曰：
“独尊先生厚黑学出，论者或以为讥评末俗，可以导人为善；或以为凿破混沌，可以导人为恶。余则曰：厚黑学无所谓善，无所谓恶，如利刃然，用以诛盗贼则善，用以屠良民则恶，善与恶，何关于刃？用厚黑以为善则为善人，用厚黑以为恶则为恶人，于厚黑无与也。读者当不以余言为谬。谢绶青跋＇9＇
据曾经和李宗吾接触较多的孙栢蔚记载：《厚黑学》写成之后……连续刊登近一个月。一般读者认为在沉重的精神压力之下，（读之）颇感轻松解颐。以后又印成单行本，销售很快，成渝各地书摊贩，竟恃它来兜揽生意。宗吾也初不料这种游戏笔墨竟会不胫而走若此。后来伪当局曾一度禁止印售，但也无效，因各书店竟大批翻印出售以牟利。某星期天，宗吾偶到草堂寺蹓跶，突见一军官迎面走过来，对他毕恭毕敬地行举手礼，并说道：“李先生，您恐怕不认识我吧，我正是您的一个忠实信徒啊！”宗吾含笑回答说：“那末，我就成为厚黑教主了，你们二天就给我修座厚黑庙吧！”自此宗吾常自称“厚黑教主”，而朋友们也竟以“教主”呼之，互相解颐。＇10＇
而另一方面，厚黑学一经发表，果然不出王简恒雷民心诸人所料，读者为之哗然。及至李宗吾做了审计院第三科的科长，果然就有人说：“厚黑学果然适用，你看李宗吾公然做起科长官来了。”＇11＇李宗吾那一帮要好的朋友，于是纷纷劝阻李宗吾不要继续再在报纸上发表《厚黑学》，李宗吾也听从了朋友的劝告，打算就此罢手。不料又有人出来说：“你看李宗吾，做了科长官，厚黑学就不登了。”从本性来讲，李宗吾本来是个书生气很重的人，对于官场上的种种龌龊，心里虽然如明镜一般，但偏偏就是做不出来。受了这番刺激，李宗吾干脆又写了“求官六字真言”和“做官六字真言”拿去在报纸上发表。
李宗吾第一次进入肇造不久的民国体制，是在民国元年（1912年），张列五出任民政部长之后，这一点本章已有提及。其时李宗吾的职务是审计院第三科科长，后来审计院裁撤，财政司又委李宗吾做重庆关监督，李宗吾把委任状退了回去，坚决不就，后来财政司委托李宗吾的老同学刘公潜去游说，李宗吾也未就。李宗吾的这一举动在当时引起了很多人的猜测：这等肥缺？他为什么不干？后来李宗吾被任命为四川官产竞买处理处的总经理，李宗吾才应命，不过要求把当时的薪金200元减到120元。李宗吾曾经戏谑地说：“当时我还不知道银元是用得的，又算害了幼稚病；幸而重庆关的监督没有就，否则不知还要闹出什么笑话。”后来因为种种关系，四川官产竞买处理处于民国二年冬（1913年）又遭裁撤。于是李宗吾无官一身轻，打算回老家安首田园。但是这位厚黑教主在任职期间，既不黑，又不厚，也不会中饱私囊，回家时，竟连路费都没有着落，还是写信向同乡陈健人借了50块银元。故事就出在这里。
陈健人接到李宗吾的求助信回复到：我现无钱，好在为数不多，特向某某人转借，凑足50元与你送来。信末还附了一首诗：
五十块钱不为多，借了一坡又一坡。
我今专人送与你，格外再送一首歌。
没了官职的李宗吾没有一点失落感，反而苦中作乐，立即复信：捧读佳作，大发诗兴。奉和一首，敬步原韵，辞达而已，工拙不论。君如不信，有诗为证：
厚黑先生手艺多，那怕甑子滚下坡。
讨口就打莲花落，放牛我会唱山歌。
信发出后，李宗吾还觉得不过瘾，又作了一首：大风起兮甑滚坡，收拾行李兮回旧窝，安得猛士兮守砂锅。
及至李宗吾走到成都东门至石桥赶船，望见江水滔滔，这位厚黑教主又来了兴致：风萧萧兮江水寒，甑子一去兮，不复还。就这样，两袖清风的厚黑教主回到了家乡自流井。
回家没有多久，民国三年正月（1914年），李宗吾再次被起用，涉身教育，一直到民国九年（1920年），经历了宦海沉浮的李宗吾决意官场，辞职回到老家自流井钻研他的厚黑学去了。也是在那一年，李宗吾将厚黑学在学理上完善补充，写下了被吴稚晖誉为“千古不灭之论”的《心理与力学》。
＇1＇李宗吾自己说，自从改字宗吾后，读一切经史，觉得破绽百出，是为发明厚黑之起点。
＇2＇张默生：《厚黑教主李宗吾传》，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
＇3＇＇4＇＇10＇孙柏蔚 ：《记李宗吾》 载《李宗吾研究》创刊号自贡市李宗吾学术研究会2004
＇5＇＇6＇＇11＇李宗吾：《厚黑丛话》 载成都《华西日报》民国二十四年九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
＇7＇＇8＇＇9＇转引自张默生：《厚黑教主李宗吾传》，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
第二部 厚黑教主的厚黑思想《厚黑学》发表的时代背景（1）
李宗吾发布厚黑学，本来是想为“事事革新”的新局面提供一种新思想，这种被他命名为“厚黑学”的思想，如果不戴上道德评判的眼镜和价值判断的过滤器，原本可以看作是个人主义的先声。在李宗吾之前还曾经有一个人提出个人主义的呼喊，那就是梁启超。维新运动失败之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在日本期间， 梁启超“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1＇他认识到，在政治制度背后实际有一种更广的文化支持，具体表现为国民素质或曰国民性。因此，他提出要造就“新民”，并以“中国之新民”作为自己的笔名。为此，他在1902年2月创办了《新民丛报》，发表了约11 万字的总题为《新民说》的系列文章，连载四年。在那一系列文章中梁启超第一个发出了带有浓烈个人主义色彩的呐喊：“今日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为我也，利己也，中国古义以为恶德者也。是果恶德乎？”“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立而者也……故人而无利己之思想者，则必放弃其权利，弛掷其责任，而终至于无以自立。”“盖西国政治之基础在于民权，而民权之巩固由于国民竞争权利寸步不肯稍让。即以人人不拔一毫之心，以自利者利天下。观于此，然后知中国人号称利己心重者，实则非真利己也。苟其真利己，何以他人剥夺己之权利，握制己之生命，而恬然安之，恬然让之，曾不以为意也。”＇2＇ “昔中国杨朱以为我立教，曰：‘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吾昔甚疑其言，甚恶其言”，＇3＇但是现在却认为这是至理名言。因为“一部分之权利，合之即为全体之权利；一私人之权利思想，积之即为一国家之权利思想。故欲养成此思想，必自个人始。人之皆不肯损一毫，则亦谁复敢撄他人之锋而损其一毫者，故曰天下治矣，非虚言也。”＇4＇与梁启超同声相合的还有维新变法运动的第四位伟大的鼓动者严复，严复之所以提倡把盎格鲁阳—撒克逊的自由主义注入中国政治，就是因为他把它特有的“个人主义”看作推动先进的科学和工业文明运动的的“心力”。当他考察亚当•；斯密的时候，也是强调个人开明的自利行为借以有效满足社会长期经济需要的功利主义的“无形的手”。＇5＇随着1905年革命党以及其宣传刊物《民报》等报刊的兴起，维新变法中的诸多人物的“改良”思想显然不能适应“革命”的需要并且成为阻碍。“正当改良舆论变得坚定的时候，它开始遭受到一种新的攻击。1905年以后，改良渐进主义受到了革命的同盟会的攻击。”＇6＇这种攻击让严、梁等人言论迅速地在主流阶层消失了影响，取而代之的则是排满革命的声音甚嚣尘上。不过，在反映比较迟缓的民众层面，严、梁的思想显然还发生着影响，李宗吾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李宗吾一生虽然和梁启超、严复素未谋面，但是他的思想却受到了严、梁的影响，其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点在稍后的章节中会给出文字的证明，再此不多赘言。中国是个具有深重的传统文化包袱的国家，这些传统文化在经过了历朝历代的层层筛选之后，把重点落在侧重道德评判和价值取向这两个维度之上的儒家文化之上。不可否认，这种经过筛选的文化因子，在几千年中国社会进展中曾经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在很大限度上限制了中国个人主义的发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果说维新运动中诸多鼓吹者的言论为辛亥革命提供了心理基础，那么则可以说，在此之后的数年中，他们的声音在民间依然产生这巨大的回响，并继续为之后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动力，虽然之后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也许不这么认为。在七八年之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儒家文化这个沉重的包袱，并企图通过批判建立起“个体独立”的文化因子。再一次希望通过文化建设、运用改良的手段来改造社会。比如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在《新青年》4卷2号上发表的《人生真义》写道：
（一） 人生在世，个人是生灭无常的，社会是真实存在的。
（二） 社会的文明幸福，是个人造成的，也是个人应该享受的。
（三） 社会是个人的集成。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所以个人的意义和快乐，是应该尊重的。＇7＇
……
在同一篇文章中，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接着说：
（一） 一切宗教、法律、道德、政治，不过是维持社会不得已的方法，给个人乐生的原意，可以随着时势变更的。
（二） 个人幸福，是人生自身出力造成的，非是上帝所赐，也不是听其自然所能成就的。若是上帝所赐，何以厚于今人而薄于古人？若是听其自然所能成就，何以世界各民族的幸福不能够一样呢？＇8＇
不用太多的引用，这位新文化旗手在文章中关于个人主义的表达是多么清晰！还有李大钊：
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性的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和世界中间的国家、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碍，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步废除。＇9＇
不惟如此，连日后成为中国人民共和国最高领袖的毛泽东，当年对于个人主义也有过相当精确的表达：
道德非必待人而有，待人而有者，客观之道德律；独立所有者，主观之道德律也。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也。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故客观之道德律亦系主观之道德律，而即使世界上只有我一人，亦不能因无损于人，而不尽吾之性，完吾之心，仍必尽之完之。此等处非以为人也，乃以为己也。＇10＇
所以，“个人有无上之价值，有百般之价值，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11＇
这里说的又是多么明白？！值得注意的是《厚黑学》发表两年之后的1914年，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受到易卜生的影响，提出了“健全的个体主义”，他在那篇用英文写成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