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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桩吊打校长的奇案的最后结局也正像李宗吾建议的那样，另委校长，令其查明行凶的学生。那位新任的校长到任后很快就了差，递上了四个学生的名单，并呈说已经将四生勒令退学。这四位被勒令退学的学生，其中两位就是李宗吾在三师查案时开除的学生，另外两名，也是之前早已经被斥退的。在校的学生，无一人受到处查。这种态度，也是当时一般掌管者对待当局的常见办法。
此案没有彻查之时，报纸上的批评，省议员的质问，都说黄肃方王校长太野蛮，都替学生鸣不平。自省署接到李宗吾的呈文，抄付报馆披露，社会人士才明白了此案真相。当时成都川报，对于李宗吾彻查此案都作为重要新闻加以报道。至此之后，吊打校长的风波才算是风平浪静。
第三部 李宗吾的教育经历及思想涉身教育之李宗吾挨打（1）
维新变法失败之后，中国知识界发生了巨大的分野，一部分开始寻求暴力手段转向革命，一部分继续寻求温和的手段转向改良。在后面的一部分人之中，分化出了大部分报有教育救国理念的人士。中国的新教育就是这样的背景之下，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发生了数次变革：1902年制定但是却没有实施的壬寅学制为中国的新型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04年颁布并实施的癸卯学制则宣告了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儒学教育体制的结束，之后又经历了壬子学制（1912年）和壬子癸丑学制（1913年），一直到1922年，一批留美学生已经陆续回国并在教育界任职（以蒋梦麟为代表），使得美国教育模式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影响也体现在学制上，早在1917年，国内就有人提倡美国学制，1919年和1920年的全国教育联合会的两届年会都讨论了学制改革，1922年出台的“六三三学制”，也称“新学制”或“壬戌学制”（中间虽历经波折，但是一直延续）就是这种背景下产生。1922年的学制的主要缺点是“在移植美国学制上脱离了当时中国的实际，因而在实行中困难很大。”（《简明中国教育史》，王炳照等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那一年，李宗吾正同四川省视学游子九奉命赴各省考察教育，针对当时教育的现状，李宗吾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即实行考试制，以救其弊。关于这一点，在孙柏蔚的遗作《记李宗吾》中也有一段记载：“甲寅乙卯（即1914、1915年，笔者注）以后，宗吾任四川教育厅督学（当时称省视学）。鉴于中等教育的质量低劣，各校的成绩率多虚报。他建议中学应届毕业生除了学校考试外，厅里应派督学复试，以核实成绩”。1923年下学期，成都召开“新学制会议”，这是对1922年9月教育部召开的全国学制会议的相应，在那次会议上，李宗吾同几位省视学以及会员多人，提出考试案，开会讨论，却没有通过。会后，李宗吾单独上呈一文，主张各校学生毕业，应由政府委员考试，这就是十年之后（1932年）教育部颁令全国的会考制度的发端（注释）。李宗吾在呈文中列举理由十六项，并请在原籍富顺试办，经省署核准，委他为主试委员，于1924年（民国十三年）暑假进行，后来推行于川南各县。并由此引发了一桩李宗吾挨打的故事。
对于李宗吾这次挨打的经历，曾经写过《刘文彩真相》的我的朋友笑蜀先生在进行刘文彩的研究中，顺带勾连出了李宗吾的挨打的详细经过。据张默生在《厚黑教主李宗吾传》中记载：自民国十六年至二十三年，李宗吾先后充任刘文辉刘湘部中顾问及编纂委员。李宗吾在当时最具势力的二刘军阀幕府中到底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现在已经无从查考，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出任二刘智囊之前，他与刘氏家族己有交往。李宗吾提出考试制时，全国各地学生正在积极酝酿废除考试，教育界同行对此也漠视不理，成都召开的“新学制会议”更是直截了当的否决了全面推行考试制的提案。失望之余，李宗吾转向了游说实力军人刘文辉，幻想借助实力军人的权杖，为考试制杀出一条生路。
1924 年，在刘文辉大力支待下，考试制在川南各县施行。这年暑假，李宗吾从成都赶到川南重镇——刘文辉、刘文彩兄弟的卧榻叙府〔今宜宾市），亲自主持叙府最高学府——叙府联立中学的期末考试。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现在终于可以沙场秋点兵，李宗吾不免意气风发。自恃“尚方宝剑”在手，完全撇开了校方，一切自做主张，对考生不稍姑息。考生在突然袭击之下考了个一塌糊涂，自然是怨气冲天；校方大权旁落，对李宗吾自然也要侧目。四面树敌，李宗吾却是无所畏俱。
1925 年冬，他又昂首挺胸地来到了叙府，主持叙府联立中学的毕业考试。
前度“刘郎”今又来，这马上轰动了联中校园。李宗吾所到之处，常有学生在背后指指点点，冷言冷语。李宗吾便向校方大发了一通脾气，说联中学风太嚣张，非好好整治不可。监学查鸣皋、古文伯和多数教员，也被他连带着教训了一通。为了兑现“整治”，李宗吾制定了极为严格的考规。各种试题，必须由他核实；各班复习，不许提示考试范围。临考前又宣布：不许伙带传递，不许交头接耳，违者，该科成绩以零分计，不得毕业。考生们隔离编号，相互间隔三四尺。除监考老师外，还请来叙府学界的头头脑脑，如宜宾县督学、宜宾县教育局局长，在考场中穿梭般来回监视。造成大兵压境的阵势，令考生和校方紧张万分。
这届毕业的是十六、十七两个班共计一百五六十人，第一场考植物，不仅题量大、而且刁钻占怪。四道大题都是必作，内容涵盖四年所学的动物、植物、矿石、生理卫生等全部课程。这些课程考生们都视为冷门，平时不甚在意。同时天长日久，学过的许多东西都还给了老师。仓促之下，哪拣得起来，一个个急得抓耳挠腮。第一场考下来，大多数考生都没有及格的把握。便有吴中儒、刘家权、周鸿义、刘义民等登高疾呼：赶走李宗吾！考生群起响应。一场学潮已是呼之欲出。
考生们议定之后，曾派代表到校长办公室请愿。出面接待考生代表的是遭李宗吾当众训斥过的监学查鸣皋。查鸣皋对考生代表的要求未置可否，实则等于默认。校方如此态度，考生们也就肆无忌惮了。李宗吾成了“独夫民贼”。
李宗吾却是毫无觉察，依然我行我素。第二场考英语，考生们防不胜防。没有及格希望的考生又占大多数。眼看文凭就要从手中滑掉，学费等于白交，考生们忧心如焚，对李宗吾更是恨之入骨。
学潮终于不可遏止地爆发了。
考英语的当天晚上，灭灯号吹响不久，一股人流从联中本部涌出，悄无声息地向设于宜宾东街文庙后殿启圣祠的联中分校涌去，李宗吾就住在联中分校，左右两个大间，他住右房，他的四个轿夫住左房。
这天是腊月二十九，正当严寒，李宗吾和轿夫都早早地上了床。从联中本部赶来的一百多名考生，或手持木棒，或扛着球竿，仍然是悄无声息，将李宗吾住处团团围住。见屋内漆黑，估计李宗吾已经入睡，就分兵两路，左路对付轿夫，右路对付李宗吾。“左路军”先上阵，搬来桌椅，将左房大门堵死，使轿夫无法出来为李宗吾援手。轿夫听到响动，刚刚开门打探，迎头一排棍棒。一个个吓得直往被窝钻，哼也不敢哼一声。李宗吾失去援军，右路就好下手了。一人将球竿从窗孔伸入，不小心戳翻了桌上的煤油灯，“呕嘟”的响声，把李宗吾从梦乡中惊醒，大喝：“谁？！ ”考生们听了大喜：果然是他。也不回答，破门而入。学潮领袖刘家权一马当先，将昏头昏脑的李宗吾从被窝中拎出来，拖到地上，考生们蜂拥而上，把李宗吾围在核心，拳打脚踢。蚊帐衣物，也被愤怒的考生撕成碎片。李宗吾毫无招架之力，一迭声地喊“救命”，同时双手死死揪住“元凶”刘家权的衣领不放。好在不远处有校工宿舍。骚动声呼救声惊动了校工。考生们见有校工向李宗吾住处赶来，不敢恋战，纷纷择路而逃。刘家权也想逃，却被李宗吾缠住无法脱身。情急之下，在李宗吾胯下使劲一捏。李宗吾万万没有料及，赶紧松手护私。刘家权趁机溜走。待校工赶到，室内只剩下一个浑身哆嗦的李宗吾，考生们踪影全无。破衣烂布、木棒球竿丢了个满地狼藉。
第三部 李宗吾的教育经历及思想涉身教育之李宗吾挨打（2）
“钦差大臣”受辱挨打，刘文彩拍案而起，严令叙府联立中学校长邓迪斋限期破案。在刘文彩这也是不得已。1925 年夏，乃弟刘文辉出任四川省军务帮办，移师成都，将叙府城防交给部将覃小楼，行政财政诸权则悉数移交原任叙府船捐局局长的刘文彩。刘文彩成了名副其实的“叙府王”。对乃弟派往叙府的“钦差大臣”李宗吾自然负有保护之责。如今李宗吾竟在他的卧榻“光荣负伤”，他可怎么向乃弟刘文辉交代！刘文彩上了火，邓迪斋也就不敢儿戏，当即派人给李宗吾验伤。不过，虽然不敢儿戏，邓迪斋也不会为李宗吾卖命。李宗吾与邓迪斋本来交情不浅，两人中学曾同窗数年。出于同窗之谊，邓迪斋在李宗吾与刘氏兄弟之间联络，使李宗吾在走投无路之际得刘氏兄弟臂助，继而可借叙府联立中学为其“教育革命”的试验田。邓迪斋并非迂腐之辈，他能为李宗吾在刘氏兄弟面前说项，能接受李宗吾来联立中学试验，说明他至少不是李宗吾“教育革命”的反对派。但他对李宗吾也不是一点看法没有。李宗吾不讲策略，急于求成，行事极端，邓迪斋本来就不以为然。更何况李宗吾“革命”革到了邓迪斋的头上。 试想，联立中学绝大多数学生拿不到毕业证，他这个当校长的怎么向父老乡亲交代？所以，在1924 年李宗吾主持叙府联立中学期末考试之后，两人的关系己经很微妙了。现在李宗吾到联中杀“回马枪”，学生的日子不好过，邓迪斋的日子更难过——学生怪他“引狼入室”，李宗吾埋怨他配合不好——里外不是人，邓迪斋悔不当初。对李宗合一肚子怨气。李宗吾受辱挨打，在邓迪斋看来便是咎由自取。况且凶手都是他的学生，一旦查出来，他这个当校长的也脱不了干系。所以在不抗命的前提下，他的办案原则是能敷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