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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李宗吾。但是如果你去问人“李宗吾”这个名字，或进一步询问他的事迹，大概十有八九会一无所获。他与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生于同年，比名重一时的大学者吴稚晖要小14岁，比大名鼎鼎的胡适则要大上10岁。后面这些人，都曾经在近现代思想史上留下浓重的痕迹，虽然在1949年之后他们一度被主流话语遗弃，但是在学术界和思想界中，他们所留下的资源依然占有主流地位，而且在这之前，他们曾经一度是时代思想的弄潮儿，主流意识的创造者。与这些人物不同，本书的主人公虽然也处于那个伟大的时代，但是却从来没有登上过大雅之堂，并且在以后的学术史和思想史中，他的名字依然是名不见经传。
他是学者，曾经写下《中国学术之趋势》，对于古今学术加以爬梳，所引资料都是人人可见的书，而观点却别出心裁，暗合史学大家陈寅恪“由史实出史识”的话；他是教育家，曾经写下《考试制之商榷》，对于他所处时代的教育制度圈圈点点，至今读来仍有启示；他更是一个思想家，于万千词语中拈出“厚黑”两个字，使古往今来的思想皆成为这两个字的注脚。因为“厚黑”，他的名字流之久远，骂之者称其“败坏世道人心”，誉之者称其为“思想史上的一颗彗星”。但是无论毁誉，厚黑学影响之广是的的确确，至今仍有不少人依然奉“厚黑”为自己的处世之道，还在内心深处依然供奉着这位“厚黑教主”的牌位。殊不知，这恰恰违反了这位“厚黑教主”的本意。
他就是李宗吾。但是如果你去问人“李宗吾”这个名字，或进一步询问他的事迹，大概十有八九会一无所获。
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所以，我想写写李宗吾，不仅写他的事迹，而且写他的思想。怎么写，抄书而已。但既然是抄书，就希望能字字有来历，有出处。但是即使这样，恐怕也非处于地下的“厚黑教主”所愿，因为这位教主在生前常以孔子自比。我们平时所看的，多是“子曰”如何如何，何尝看过“子”如何如何？究其原因，想来是圣人期以传世的，是其思想而非其人其事。但是我们人人有一个大脑，可以自己去思考，何劳凭借所谓“圣人”？倒是作为一个对历史素有兴趣并以此为乐的人，对于这个“厚黑教主”的来龙去脉更感兴趣。
他外表自傲，骨子里却有些自卑。他的思想，让某些人成为战无不胜的常胜将军，但是却正是这些人，提起他来常常嗤之以鼻，而他却要凭借这些人使他的思想流传，这是他的悲哀所在；那些了解他的人，无论是在他生前身后，他大概都不会视之为“同道”，这是他的寂寞所在。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的思想到底怎样？这些，都会陆续出现在这本小书当中。
他是这本小书的主角，但是我却把他放在了一个更大的背景当中，虽然他生前跟当时的思想界和学术界的接触并不多。这是一次尝试，我希望是成功的。
第一部 成长愧对子由（1）
人上一百，五艺俱全；人上一亿，千奇百怪。四川是中国第一大省，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按人口比例，也应比小省的人才出得多。量中求质，四川的好人、坏人、奇人、美人都往往在全国“盖帽”。且说当代，四川第一好人，就是全国第一好人。谁？“小平，您好！”盖了帽喽。
再举四川好人，文学大师巴老如何？他老人家是文革后提倡说真话，且有忏悔诚意的代表人物，可钦可佩。文革前呢？大文豪郭沫若也是四川人，此公有两个“盖帽”：２０年代宣称叛逆精神之最，50年代渐变为文化悲剧之最。四川人变化两极的幅度惊人，可悲可叹。我早年喜欢四川同乡郭老的青春叛逆，现在敬仰四川同乡巴老的晚霞真诚。
我与余秋雨笑谈：你们上海文坛圣者巴老，是我们四川老乡。还有，黄浦外滩的上海市长巨大塑像，也是我们四川人陈毅啊！共和国十大元帅，四位说川话。四川人文武全才，文到魁首，武到元戎。
众所周知，大画家张大千是四川人。但世人罕知，还有一位四川人陈子庄是“梵高”式的大画家。他生前受尽政治运动折磨，穷困潦倒，沦为街头苦力，死后才被国内外画坛发现其作品的巨大价值。
还有一位四川自贡人，幸好只活到花甲之岁得以善终，如果活到古稀之年必定惨死！此人便是“厚黑教主”李宗吾。他佯狂创建“厚黑学”，戏言与儒教孔子、道教老子、佛教释迦牟尼并列。其愤世嫉俗的揭露批判影响，到下个世纪仍有生命力。不仅传播全国，还覆盖海外华人社会。
再想一想：现在还有哪些四川人在全国“盖帽”？啊！影后或称“妖后”刘晓庆；首富或叫“首骗”牟其中；武林大师或“夸大之师”海灯，以及其高足严新；其同乡胡万林……三教九流，十妖八魔，褒也“盖帽”；贬也“盖帽”；奇奇怪怪的四川人！
呵呵；谈笑间，强弩灰飞湮灭！
四川鬼才魏明伦在这篇《奇奇怪怪四川人》中用了最多的笔墨所说到的“厚黑教主”李宗吾，是我这本小书的传主。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知识分子当中，李宗吾不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但却富有典型性。他最初的理想，大概是投身革命，但最终半途而废，他一度想跻身学界，但是时代却没有给他一个机会。他大概无心做一个思想者，但是富有强烈的独立意识的他却在无意中发明了厚黑学，厚黑学又在无意中流布，但是正统的思想史上，从来也没有他的一个位置。于是他成了一个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在两千年来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中，他是一个典型代表。在他所处的时代里，他是一个畸形的人物，在他身后的世界中，也没有多少人真正了解他。要研究民间思想史，李宗吾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个案。
李宗吾，四川富顺自流井人（今属自贡市），生于1879年3月3日。父亲最初给他起名世全，后改为世铨。1894年自己改名为李世楷，字宗儒。随后又改为李宗吾，遂以此行。在他的自传体文章《迂老自传》中，李宗吾把自己的出生与宋代的诗人苏子由进行了一番牵强的联系：“我父生于道光乙未年八月，光绪乙亥年八月，满40。我生于己卯年正月，正是我父闭户读书时代所生的，故我天性好读书。世称：苏老泉，27岁，发愤读书。苏老泉生于宋真宗祥符二年己酉，仁宗明道二年乙亥，满27岁。苏东坡生于丙子年十二月十九日，苏子由生于己卯年二月二十二日，他兄弟二人，正是老泉发愤读书时代所生的。苏老泉27岁，发愤读书，生出两位文豪；我父40岁，发愤读书，生出一位教主，岂非奇事？我父同苏老泉发愤读书，俱是乙亥年，我生于己卯，与子由同，事也巧合。东坡才气纵横，文章豪迈，子由则人甚沉静，为文淡泊汪洋，好黄老之学，所注《老子解》，推古今杰作。大约老泉发愤读书，初时奋发踔厉，后则入理见身，渐归沉静，顾东坡子由二人，禀赋不同。我生于我父发愤读书之末年，故我性沉静，喜读老子，颇类子由。惜我生于农家，无名师指点，为学不得门径，以是有愧子由耳。”＇1＇
厚黑教主的这个“有愧子由”值得注意，因为他的“愧”有点没有原由，跨历几朝几代的巧合若让李宗吾感到有愧，也未免过于牵强附会。但是我说值得注意，是因为后世——不识其贤者，以为他是又黑又厚的小人；识其贤者，则以为他是狂妄不可一世的狂生——鲜有识其全者。其实，无论李宗吾抑或其他别的名人，都不过是普通人而已，一样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一样有普通人的悲欣交集。只不过后世写传者，或为传主塑造光环照人眼目，或为传主涂抹油彩扮成小丑，把活生生的人变成一个毫无个性的标签，目的无非只有一个，就是让人不识传主庐山真面。视李宗吾又厚又黑是误读，视李宗吾佯狂，同样也是误读。因为这个世人眼中佯狂的李宗吾，骨子深处实实在在有一些自卑的成分存在，否则便不会拿跨越千年的古人附会，不了解这一点，便不能了解厚黑教主“狂”的来处。这一点在后面的第二十二章还会叙及。
一个人的家世会对这个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很难确凿地说清楚。大学者潘光旦曾经专治谱牒，其中应该有道理在。但是从远祖一直追溯到这本书的传主李宗吾对于这本书来说显然毫无意义。所以姑且割弃，但是李宗吾说：“我生在偏僻地方，幼年受的教育极不完全，为学不得门径，东撞西撞，空劳心力的地方很多很多，而精神上颇受我父的影响，所以我的奇怪思想，渊源于师友者少，渊源于我父者多。”＇2＇
他的父亲，自然不可不说。
第一部 成长愧对子由（2）
李宗吾的父亲名李高仁，原来在外学做生意。李宗吾的祖父李乐山去世之后，李高仁便从外面回到故乡务农，与妻子共同操作、终日勤劳，因此家道逐渐富裕，到后来又能购置田产，算得上是小康之家。不料在他40岁那年，竟因劳成疾，医生让他赶紧把家务丢下，安心静养，“否则非死不可！” 李高仁于是把家务完全交给妻子处理，自己则专心养病。在他专心养病期间，才有了大片空闲，也才得以看起书来。李高仁先从《三国演义》、《列国演义》看起，后来又看四书讲章。以其子推断其父，这李高仁也是个好学深思的人，这看来看去，便从书中看到一个“书即世事，世事即书”的道理来。（这个道理到底是李高仁看书得来，还是李宗吾在叙述自己身世时总结出来的不得而知，根据目前的材料所示，应如上所述。）明了这一点之后，李高仁其他各种书都不看了，只看三本书：一是《圣谕广训》，此书为乾隆所著，颁行天下时后附《朱柏庐治家格言》，二为《刿心要览》，但是李高仁看的并非全部，而是其中一本，“我查其卷数，是全部中之第三本。中载古人名言，分修身、治家、贻谋、涉世、宽厚、言语、勤俭、风化、息讼九项，我父呼之为格言书”。三为杨椒山参严嵩十恶五奸的奏折，后附遗嘱（是杨椒山死前留给儿子的，所写的都是居家处世之道）。据李宗吾《迂老自述》中说，李高仁在去世的前几天，还在看这几种书。李高仁所读的这些书，大多为处世之道，与之后李宗吾所著的《厚黑学》显然存在联系。不过，李高仁对于儿子的影响显然不止这些曲折而又隐秘的联系，更直接的联系随后在第四章里还会写到。
顺便说一句，李宗吾虽然出生在四川，但他的祖籍并不在此，其祖上为广东嘉应州长乐县，于清代雍正年间迁至四川富顺自流井（今属四川自贡市）。广东人祖宗观念及乡土观念十分厚重。据说外省人来川，常常被本地人欺凌，所以李家自迁蜀以来曾经相约：凡广东姓李的人家，成立一会，叫做“棒棒会”，有人受了欺负，“棒棒会”就一起同那欺负人的去拼命，那种情形，跟若干年前北京的“浙江村”无异。后来因有人说棒棒会是违法的，才改立宗祠。广州人入川，嫁女娶媳，必须选择广东人；偶然破例娶本地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