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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国际意义，和市场潜能。一战后，远离战场的美国电影业进入大发展时期，将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甩在后头。成为主宰世界市场的唯一国家。与此相随的是，美国电影的霸语权开始受到其他国家的抗议和抵制。电影中的国际问题引起了美国电影界的重视。 到1920年代中期，美国电影在世界事务中作用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被看作是促进贸易和向全世界传播美国思想的一种力量。1923年，英国的威尔斯亲王曾在英国国家电影联盟的会议上发表演说，现在看来，他的认识具有相当的预见性，他告诫英国人贸易是跟随电影而来的。电影可以促进语言不通的国家彼此接近。当时的《伦敦晨邮报》评论说：“今天电影之与美国，犹如当年有一度国旗之与英国一样，就是用这一工具，山姆大叔将来有朝一日是有希望把世界美国化的，如果不及时加以阻止的话。”20年代中期，某些伦敦人士把美国电影看成是大英帝国的最大威胁。议员牛顿在上议院讲话中强调： “美国人差不多很快就了解到了电影是宣传他们自己、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制度、他们的商品、他们的思想、甚至他们的语言的最好方法，而且他们已经抓住电影，把它当作是说服全世界的一种方法，让全世界相信美国确实是唯一了不起的国家。” 基于美国电影越来越大的影响，当时的墨西哥、法国等国都相继出台限制美国电影进口的法令条例，迫使美国的相关机构重新反思制作思路，“避免触犯其他国家逐渐成了电影界业务上一条最基本的规则。”美国电影制片人和发行人协会主席惠尔•；汉斯曾在这个时期说过： “几千尺胶片装在铁盒子里，就可送到世界各个角落，它的语言人人都能懂，不论是野蛮人或文明人因为这是图画的语言。”他希望电影起到消除隔阂，增进了解的工具。使这一现代发明的伟大工具成为人与人、集团与集团、国家与国家之间和平相处的纽带。到1930年代，电影业开始有了正式的法规，严格规定：任何一国的正当权利、历史和感情都必须加以极其认真的考虑和尊重。具体指出：凡他国之历史、制度、著名人物和一般公民均应加以善意的处理。 本书梳理了电影在国际事务上的经历以及人们认识上的种种变迁，当然是基于对世界市场的重视，这份调查报告的目的并非针对电影艺术本身，更多的是提供决策依据。冷战时期，美国花精力研究这一现象的确令人深思。因为当时由于朝鲜战争和台湾问题，两国的关系完全处于敌对状态，美国电影登陆中国的可能性已经变为零。提出这一问题，显然是针对国际外交思路的调整。 据此书统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在银幕上的关于亚洲国家的故事片，以中国最多，从1947年6月到1954年底，这个时期，描写中国的各种不同影片达40部以上，可以想象得出美国对这个国家的注意。
《影像史记》 遥远的目光美国银幕上的中国形象（3）（图）
中国形象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详细梳理了美国银幕上的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演变，时隔五十年，我们仍然能从中体悟到一种历史的穿透力。 从早期的默片时代到现在，美国银幕上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它们与两国之间关系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但是，由于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美国的文化和思想在发展上表现出很强的连续性，早期美国社会某些对中国人的简单化看法似乎有很强的生命力，一直主宰着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华人形象。 美国公众对中国人的认识有相当长的历史。早期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是通过美国商人和传教士之口。随着移民到美国的华人不断增加，美国公众对中国人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印象和看法。１９世纪末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中国是落后、愚昧、腐朽的象征。而中国在美国的移民，也是当时美国种族主义文化的牺牲品之一。美国影片中的中国和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丑恶思想倾向的产物。 早在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的默片时代，美国电影就开始了对华人形象的刻画。默片时代的电影对东方世界的态度带有很强的猎奇性，着力夸大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而唐人街也几乎成为所有与华人有关的电影的选景地。 １８９４年，美国就曾拍摄过一部近半小时的无声片《华人洗衣铺》，以闹剧的形式展示了一名中国男子如何想方设法摆脱一个爱尔兰警察的追捕。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形象具有极度的漫画倾向，拖地的长辫和伸长的指甲是被着力夸大的特征，他们十有八九是恶棍和罪犯。 默片时代对中国人惟一比较正面的刻画是好莱坞早期的电影大师D•；W•；格里菲斯完成的。在其１９１９年的影片《花朵》中（上映时又名《黄种人和少女》），格里菲斯塑造了“黄种人”形象，一个代表着尊严与和平的中国人。值得注意的是，该片引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东方男人对西方女子的追求。有评论说这事：“一个中国人眷恋和关怀一个受虐待的少女的深刻而浪漫的悲剧。”这在当时是西方人无法接受的。为了避免过分的争议，通常是让一对东西方恋人双双死去。《花朵》也难脱窠臼，但这部影片开了许多先例，比如，1919年首次公映时创造了每张票三元的票价纪录；受到美国评论界的一致赞扬，连保守的《纽约时报》也称颂它是一部杰作；开创了采用唐人街为背景的先例；对中国的哲学和生活方式给与极其推崇的描写。渐渐地，东西方异国情恋的主题产生了一个新的变形。身材娇小、一头乌发的东方女子，对白人来说是所谓“异国情调”的化身。在西方的大众文化里，“异国情调”包含着强烈的性暗示，而性爱和色情本来就是好莱坞电影招徕顾客的看家本领。好莱坞早就把中国女子与白人男子的性爱和恋情故事作为表现异国情调的一个重要素材，而且也有一定的套路。这类影片有《砸碎的脚镣（又名《黄种人和白种人》）》（1916年）、《东方与西方》（1930年）、《神明之子》（1930年），在二十和三十年代，这种黄种人和白种人的爱情在美国银幕上一直是流行的题材。 同样在20年代的美国银幕上，神秘的唐人街成为中国的象征：邪恶的阴影、滑动的窗棂、在窗口窥视的东方人的脸庞、抖动的窗帘后面暗藏着的身份不明的人物，这些意象营造了一个恐怖神秘的中国氛围。
《影像史记》 遥远的目光美国银幕上的中国形象（4）（图）
关于中国的影片里，诸如中国海盗、中国军阀、中国侦探、中国仆人等形象给美国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傅满洲的形象更是家喻户晓。 30年代，中国发生的满洲问题引起美国和全世界的注意，那两年的新闻头条经常是这个问题。傅满洲博士就是在这时候出现在美国的银幕上。“傅满洲博士”在好莱坞时起时落，宛如中美关系和美国政治的晴雨表。早期美国银幕上，贯彻“黄祸论”思想最彻底的形象，便是“傅满洲博士”（Dr。Fu Manchu）。自１９２９年，三年中好莱坞曾经连续拍摄了一组以“傅满洲博士”为主角的电影，在美国公众中影响极大，“傅满洲”也由此成了一个众人皆知的银幕形象。他集中了当时美国白人对东方华人世界所有最恶劣的想象，这也是好莱坞在塑造这一形象时的用意所在。当时的宣传材料曾这样描写“傅满洲”：“他的手指一动就是一个威胁；他的眉梢一挑就是一个恶兆；他的斜眼一眨就是一种恐怖。”在电影海报上，傅满洲的人像高高矗立，男女主角被傅满洲的巨影吓得缩成一团。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民的事迹曾激起美国公众的同情和仰慕。为了不冒犯公众的情感，好莱坞在某部影片中安排“傅满洲”自然死亡。但１９４９年以后，中美关系急剧恶化，好莱坞电影密切配合官方的反共反华宣传，积极扮演着冷战意识形态宣传战的急先锋角色。“傅满洲”这个十恶不赦的恶魔形象便再次复活，并且更加邪恶恐怖。直至１９８０年，好莱坞仍不放弃这个形象，拍摄了《傅满洲的阴暗计划》。该片激起美国华人世界的一片抗议之声，加之其粗制滥造，主题又是老掉了牙的故事，因此并无票房价值。 “傅满洲博士”这个精心打造的脸谱化形象，成为好莱坞刻画东方恶人的原型人物。这个“中国妖魔”的隐秘、诡诈，他活动的帮会特征，以及作恶手段的离奇古怪，都被好莱坞反复利用、修改、加工。直到今天，任何力图妖魔化中国的好莱坞电影，都不断地回到“傅满洲博士”这个原型人物，鲜有偏离和创造。 查理•；陈作为正义和法律的象征，一直未被美国华人世界认可好莱坞电影对中国与华人形象一贯的恶意丑化和诬蔑，不但受到美国华人社会从未间断的抗议和抵制，也曾引起当时中国政府的不满。一段时间里，好莱坞似乎有所收敛，并试图做一些弥补的工作，其结果之一就是另一个中国原型人物的产生。 从上世纪２０年代中到３０年代，在美国银幕上另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中国人形象就是侦探查理•；陈（ＣｈａｒｌｉｅＣｈａｎ）。据说，其生活原型是一名活跃的华人侦探，经作家加工、改造，从２０年代起流行美国。好莱坞据此拍摄了近５０部系列电影，塑造了又一个较完整、统一的中国人原型，他是正义和法律的象征。 中国侦探在美国银幕上曾经风靡25年以上，这个穿着讲究、并彬彬有礼、态度和蔼、温文尔雅、风趣幽默、机智灵活的东方人赢得了美国人的广泛爱戴，先后有六个不同的演员扮演过陈查理，一点也不逊色于后来中国人家喻户晓的“007系列”中的神探邦德。 好莱坞银幕上所描写的陈查理是美国对中国式的智慧和古老的一种尊敬。虽然影片中国他动辄引用的孔子言论，未必是孔子所说，如：“仓促的结论很容易做，但却像一个泡影。”、“怕死得人死得更快”、“没有名字的人就像没有跳蚤的狗”、“机智有时比利器更有用”等等，都成为陈查理得名言而被广为传颂。
《影像史记》 遥远的目光美国银幕上的中国形象（5）（图）
纪录中国 傅满洲和查理•；陈是好莱坞早期电影史上两个最重要的中国人形象，折射出当时美国主导社会势力对华人移民的基本态度。３０年代后期，尤其是在中日进入战争状态后，美国曾一度视中国为自己的同盟。相应地，美国媒介对中国及中国人的刻画也有所改善，昔日华人的恶魔形象暂时甩给了日本人。好莱坞为迎合战时需要，开始拍摄以中国本土为背景的电影。 30年代，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美国银幕上的中国纪录片开始多了起来。1932年，明星公司发行了一部名叫《中国在发言》的新闻纪录片，对中国的抗战给予极大的关注。为了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当时的美国几个重要的影片公司都制作了关于中国的纪录片，其中大部分是风光旅行片，如1932年的《东方之鼓》和《上海》；1936年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发行的《香港特写》，1937年米高梅公司发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