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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史记》 言说的魅力《重庆大轰炸》（10）
今天的重庆分江北、渝中和南岸三个城区，60年前，江北和南岸还是一片荒芜，持续五年的轰炸使这个山城向南北悄悄的延伸。 1940年到1943年的档案显示，原本是郊区和农村的江北区和南岸区人口在快速增加，那些被当地老百姓统统叫作下江人的外地难民，也大多在这些地方安定了下来。从上海、武汉、北京迁到重庆的几十家外地商号远离了城市中心，在沙坪坝，重庆人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理发店、裁缝铺、钟表店也在这些地方陆续开了张。
叶泽民
那时候吃点猪肉，卖肉都卖不出去。平时下了市，挑个肉担子，去卖肉，卖点肉都不容易，我们家要吃点肉，都是难得吃一回。
刘贤清
当时有个叫“心肺”的，是一个汤锅，里面放的油又麻又辣。上面就放几块心肺，当时心肺是一分，还是两分钱一块。大家饿得没办法的时候，就去吃一块心肺，把他们拿到锅里去烫了以后，拿来吃，就稳住了心。当时我们好象没有人吃过心肺。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重庆的街头开始流传一首民谣：不怕你龟儿子轰/不怕你龟儿子炸/老子们有坚固的防空洞不怕/让你龟儿子凶/让你龟儿子恶/老子们总要大反攻等着。质朴的方言里透着重庆人的乐观和坚强。食物越来越少，物价一天比一天昂贵。饥饿笼罩着这座城市，但人们倔强地活着。像一棵棵不屈的黄桷树顽强地生长着。
高健文
我们当时阳春面什么的就是一碗白面，混沌一碗，抄手一碗，那些就来做饮食生意，都是下乡的，卖烧饼的，解放前我们不吃油条、馒头，四川人不喜欢这些，早上就吃稀饭、干饭，这一来就改变了生活习惯，市场上有卖油条的，有卖豆浆，有卖包子，卖烧饼的，过去四川烧饼拿锅盔的饼子，没有烧饼，原来荷包饼子加凉菜，由于外省的来了，这些人来了，生活习惯也改变了。
刘管如
重庆人早上原来不习惯稀饭这些，不习惯花卷馒头这些，早上都是吃干饭，一天三顿，早上吃早点，是下江人带来的。
杨鸿年
吃的还行，饮食方面，因为那个时候重庆的饮食都是下江人带上来的，跟汉口的饮食很像，北京馆子也很多，所以在饮食方面还是没有感觉的。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讲麻辣，那个时候重庆菜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那个时候川菜很好，现在的川菜就讲麻辣，把什么味道都弄没了。
陈亚雄
像当时的冠生园，各个纱厂，玉华纱厂，都是由武汉搬起来的。所以他们吃饭跟四川有些不同，像我们四川人，重庆人喜欢吃辣味多，但是下江人，北方人他们吃得比较清淡，但是好象逐渐逐渐也习惯起来了。下江人也要吃辣椒了，但是吃得很少。
1941年以后，通货膨胀境况开始恶化，重庆市场上出现了全家人排队采购的情形，这个城市似乎越来越离近崩溃的边缘。
1943年8月23日，日本轰炸机投下151枚炸弹，炸死市民18人，这是5年半大轰炸中日本飞机最后一次空袭重庆，然而在当时，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肯定大轰炸到此结束了，人们还要坚持再坚持。
1945年8月，一夜之间，人们被一个喜讯惊呆了。经历过漫漫长夜的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是当年国民党中央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段影片，记录了当天晚上重庆的表情，这是一个不眠之夜。
1941年12月30日，重庆市中心建成“精神堡垒”纪念碑
1942年“精神堡垒”被炸，人们竖起高大的旗杆以示精神不倒
1947年，“精神堡垒”改建成“抗战胜利纪功碑”
1949年6月，重庆解放，改名“人民解放纪念碑”
《影像史记》 快意恩仇与忍辱负重纪录中国20年（1）（图）
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值得仔细审视，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与梦想 ——基斯洛夫斯基 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 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 默默地永生，默默地死去。 北岛 时间是最好的“见证” 2003年5月，央视的一系列改革举动无疑会给中国的电视传媒界带来强烈的“地震”——国家新闻频道横空出世，俯盖面最大、影响力最大的一套综合频道强力改版。仅就央视内部结构而言，其震动幅度已经相当之大，近20个栏目被剔除，它们或者消失或者被整编到专业频道，这一改版是在充分论证、调研的基础上地整合。值得纪录片人欣慰的是《纪录片》栏目在剧烈的竞争中被保留下来，执行改版的总编室相关人士手中握有全球各大电视传媒的节目编排表，其中绝大部分为纪录片留有一席之地。普遍的说法是，纪录片的水准是一个国际大台的标志。配合此次调整，《纪录片》栏目酝酿已久的改版方案也适时推出。取名《见证》。显然更多的是为了突现纪录片真实的本质，颇有点赤膊上阵的味道。改版首播节目的选择，似乎也颇具匠心，再次发挥央视的号召力，将近20年来涌现的一批优秀纪录片的导演组织起来，策划了一次“经典再纪录片”行动，取名《时间的重量》。很明显，如此大规模的纪录行动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媒体事件”，而成为对中国新纪录片成长史的再梳理。 1989年，纪录片导演康建宁走进沙漠深处的一户牧民家里，开始记录他们的生活、观念和状态。与此同时，另一位导演高国栋则记录了海岛上的一户渔民的故事，后来这部名为《沙与海》的纪录片获得1991年亚广联大奖，成为我国第一部获国际大奖的电视纪录片。2003年，康健宁第五次走进沙漠。刘泽远已经去世了。他就安睡在不远处的沙漠里，十年前后的影像交替出现，给我们一个错觉，刘泽远还活着，其实，他的确没有走远，我们从他儿子身上仍然可以看到他的影子。不过，在他们的生活中出现了电视，这是一个许多人不会忽视的细节，也许改变生活的日子真的不远了。康健宁将十年前的影像抽去了颜色，变成了黑白画面，编辑上采用了大幅跳跃的剪辑手法，蒙太奇的艺术效果凸现出时间的纵深感。我能感觉到康健宁是在探寻他们的内心，就像鲁迅心目中的闰土，刘泽远一家在风沙里依然如故。他是想告诉我们，生活如同他们周围无处不在的风沙，一直在改变。无论幸福与苦恼，都要持续下去。 正像《见证》栏目提出的口号“真实就是力量”一样，这些经典纪录片中留存着中国近二十年的真实，它们一直在散发着不易被人感知的、深远的影响力，经过时间的磨砺，再次出现在镜头里的人和事大都已经悄然改变。这是中国和中国人生存状态的变迁，对于这批纪录片人来说，这种忠实于记录生活的责任感令人感动。 10年前的影像被许多作者抽去了颜色，变成了斑驳的黑白画面，仿佛是对历史的一次重读和梳理，这次艰难的回访和再纪录对许多人来说，是在穿越时光隧道，从现在回到过去，再经由过去观照今天。真实成就纪录片，这次再回访是把深度交给时间，透过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积淀，掂量出时间的重量。
《影像史记》 快意恩仇与忍辱负重纪录中国20年（2）（图）
他们用这样的方式聚集 2002年秋季，央视“纪录片”栏目制片人陈晓卿向他全国的同行发出了一封邀请函。 “咱们有日子没见了！ 这些年来，你我每日忙于各自的快乐的以及不快乐的所谓事业，相互之间的联络渐渐少了。想想还真的怀念多年前一起对酒当歌的岁月。 10月31日在杭州西湖岸边的刘庄，我们有个小小的知己好友的聚会，叙叙旧，谈谈天，说说事。有空来坐坐吧，不见不散。” 信中流露出的温情和怀旧情绪打动了许多人，于是在西子湖畔，一群当年志气相投的纪录人再次聚集到了一起。 他们酝酿出的行动似乎并不惊世骇俗：选择自己的一到两部纪录片进行一次再纪录。每个人都很激动，这些已经功成名就的，东西南北的“大腕”们重新燃起了创作的的激情。这是一次不同凡响的联手行动，因为他们个个身怀绝技。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关注记录的对象又千差万别，几乎每一部作品的背后都是一连串的荣誉，这些作品大都已经走进纪录片史，成为大学讲堂分析的经典。 10年前，一个身处异乡的女子，为了拥有家的权利，不惜和不满周岁的女儿一同将孩子的父亲告上了法庭。对于拥有一千多万人口的上海来说，像这样的诉讼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了，但一部纪录片使得原告母女引起了许许多多上海人的关注，也改变了她们的命运。那部轰动一时的纪录片叫《毛毛告状》，在父母之间，在法庭上，那个叫毛毛的女婴和她无辜的眼神赢得了无数人的同情。10年过去了，毛毛已经是一个10岁的小学生，而导演王文黎已经退休，这些年她和她的同事一直在关注毛毛一家的生活，于是有了一部新的纪录片《毛毛十岁》。从片中可以感受到这是个幸福的家庭，应该说，时间改变了这个家庭。对谌孟珍来说，很难说后悔，虽然她觉得当初只是为了一口气，“我偏要进这个门，真正进了这个门也是蛮辛苦的。”但一家人是如此珍惜这平凡的幸福。就像毛毛劝妈妈说的那样，“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都不哭，你哭什么？”。 半个世纪前，一个叫肖淑明女人嫁到泸沽湖，那是一个一直保留着母系社会风俗的女儿国。在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中，她由少女变成母亲，由汉族变成摩梭族，命运的安排一直改变着她，如今，肖淑明已经70岁了，老人说，“人如三节草，不知哪节好”，三节草是当地的一种植物。这部片子获得了法国真实电影节的特别奖，获奖版本的开头是七分钟的独白，但这没有妨碍许多人对它的接受。作者梁碧波是个讲故事的高手，善于从平凡的生活中发现戏剧性，当他再次回到泸沽湖的时候，主人公已经不是肖淑明老人，而是她的孙女拉珠，这个走出泸沽湖的姑娘正在创造自己的生活，肖淑明老人说，今天拉珠走出泸沽湖，正象54年前她走进泸沽湖一样，都是人的命。不过，要说到改变的话，那就是泸沽湖的女人们已经能够主掌自己的命运了。 时间的流逝让纪录片充满令人感慨的沧桑。几十位导演联手解开尘封已久的记忆，共同去激活纪录片的本性历史性证言的功能。 对艺术而言，这是一次冒险的举动，名著续尾鲜有成功。 对历史而言，这又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毕竟历史在前行。 这一代纪录人大部分是在1980年代后期进入纪录片创作领域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并非受过专业训练。那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思想界的活跃开启了他们独特的认知视野。决定了他们走向民间的坚实路径。 那也是一个充斥着宏大叙事的文化环境。他们开始厌恶那些道貌岸然的说教，开始喜欢讲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应该是一个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