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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史记》 言说的魅力《重庆大轰炸》（1）（图）
《重庆大轰炸》：一个口述史学的影像文本 中国在移动 绕过山口，眼前这座笼罩在雾中的城市是重庆。水陆入川抵达重庆停靠的最大码头是朝天门。现在这里是一个8万平方米的船型广场，层叠错落，依然保持着古渝雄关的遗风。旧时的朝天门码头，飘着高吭的川江号子，混杂着脚夫、水手和乞丐的喧闹。半个世纪前，重庆被定为“中华民国陪都”，政府、工厂、学校陆续西迁，重庆成了当时全国的中心，度过了它无比荣耀的8年时光。然而，陪都时期的重庆也是中国遭受日本飞机野蛮轰炸，损失最为惨重的城市。对于所有在重庆的人来说，那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灾难岁月。 九•；一八事变后，一直隐隐笼罩在中国上空的战争阴云终于变成现实。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29日，北平沦陷，战火自北向南迅速蔓延。大多数中国人的苦难记忆是那时开始的。 胡品吉： 从上海到南京有几百公里吧，结果火车就走了三天多，才到南京，路上别说吃，就是拉屎、撒尿都没得法。当然，就这样，那个时候，你没吃东西，大便很少了，小便就是男的问题不大，女的很恼火。就这样，哦，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有，反正挤得很。 靳琪 “七七事变”就是我的生日，也是我的逃难之日，七号就开始逃难了，我舅舅把我们从老家接回来，就开始逃难，衣服没有两件换的。七月份从老家把我穿的农村的土布衫、短裤衩带出来，我们就开始跟着舅舅、外婆开始逃难了 杨鸿年 在温州是坐的汽车，到了金华才上的火车，火车嘛，就拉到九江，九江又蹬车赶火车，这样才到长沙，都是挤的人，没有座位，都是货车，都是蹲着挤上去的。 贺嘉寅 但是这个时候到重庆的交通已经是很困难的，我是坐的民生公司的民源轮到重庆的。我在武汉生长，离开武汉的时候，坐上这个船的，就大哭了一场，这就是从武汉到重庆，我是坐水陆的，要走两天半，一个轮船要走两天半。 1937年的11月，庐山上飘起了这年的第一场雪花，就在这个初冬的夜晚，左作孚被父亲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他父亲是国民政府海关中的高级职员，此时全家正在庐山休假，当天晚上，左家老少七口连夜下山。这一年左作孚刚满九岁。 左作枹 那时开饭开到舱里来吃饭，走廊上全是人，那栏杆上，拿绳子把人被裹卷上，然后就拿绳子吊在栏杆上，绳子上就是被裹，被裹里就装上人，就连栏杆人吊着人，地上睡满了，栏杆上也满了，出门都出不了，非常挤。 很少有人知道，几乎在同一时间，另外一支神秘的队伍正在悄悄行动。1937年11月17日凌晨，在严密的保安措施和新闻封锁下，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一千余名官员，携带中华民国印信旗幡，穿过挹江门，在月光中登载装甲兵船“永绥舰”，撤离南京，“永绥舰”的方向是重庆。
《影像史记》 言说的魅力《重庆大轰炸》（2）（图）
三天后，国民政府对外宣布政府机关移驻重庆。 川东重镇重庆位于长江中游，层层叠叠的大巴山脉像一道天然的屏障，把重庆和长江下游隔开，长沙失守后，中国沿海各大城市相继落入敌手，重庆成为国民政府抵御日军的最后依托。 贺嘉寅 难民车的船就是这样的，不是按部就班地，尤其是在重庆到汉口，汉口到重庆最麻烦的，一下躲警报，一下白天开了之后晚上停。结果从汉口到重庆走了半个多月，到了重庆已经是10月份了。 靳琪 那个车我也觉得高不可攀，高得不得了，可能我人小，爬不上去，都是舅舅先把我的小姨推上去，然后再把外婆拉上去，然后舅舅把我抱起来，小姨就在上面拉，就把我这样拽上去，上去坐到火车上面，都不容易，在火车侧面，要从这辆火车肚皮地下爬过去坐那辆火车，还不知道这个火车什么时候开，只要一开我们就没命了，所以我们都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从火车底下爬过去，到另外一辆火车上。 难民越聚越多，到了1937年年底，难民潮席卷整个中国大地， 一位正在中国采访的西方记者被汹涌的难民潮所震撼，他写道：“中国在移动，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集体移民，令人诧异。大批衣衫褴褛的人民，通过公路和山脉向西移动，这景象是游牧时代以后绝无仅有的。” 靳琪 我路上看到的那些流浪的儿童，在逃难的路上，就看到很多的伤兵，我很害怕，还看到这些小娃，印象很深刻，因为我就是小娃儿，所以我很注意他们，穿得破破烂烂的，像叫花子一样。头发也是短头发，手里边拿一个碗，一方面乞讨，一方面唱歌，可能边乞讨，边逃难，在唱歌。歌我还记得几句（唱歌）。 1937年，国民政府从战略考虑作出“厂矿内迁”的决议，华北、华东、华中的上千家企业开始沿长江向西部的重庆移动。 长江进入四川之后被习惯地叫作川江，宜昌恰好位于川江的顶端，川江经过宜昌开始进入三峡，三峡在巫山和大巴山的夹击下，河道陡然变窄，江水如巨龙，桀骜不驯，这期间暗礁丛生，漩涡密布。1938年10月下旬，战况骤然紧张起来，从沦陷区撤离的30万吨物资、上万名工程技术人员、大批机关人员和数十万难民汇集在了宜昌。进入11月长江水位开始枯落，原本拥堵的河道变的更加狭窄。宜昌两岸物资器材更是堆积如山，难民如潮水般涌动。从宜昌到重庆的船票是20圆，黑市里很快就买到了100快。人员和物资在这个拧成了一个死结。 杨鸿年 比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的交通还要混乱，只要你有个难民证，你不限制我，我不限制你，大家都爬上火车，大家堆在一起，什么都有。但是难民车开开停停，停停开开，所以很困难。 潘士豪 从宜昌到重庆的客票是20块钱，黑市卖到100块钱，所以，我们根本不能逃难，没有办法。后来亏得我进了轮船公司，我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未成年的妹妹，都坐了。我的直系亲属没有花钱紧急关头，卢作孚成为控制局势的关键人物。国民政府紧急成立的“军事委员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任命卢作孚为主任委员，全权处置长江水运入川事宜。此时的卢作孚是一个手中握有46只船只的大实业家，卢作孚临危受命，飞抵宜昌，亲自指挥运输。 1925年卢作孚靠8000元股金创办民生实业公司，12年后的1937年民生公司已经是川江上最大的航运企业了
《影像史记》 言说的魅力《重庆大轰炸》（3）（图）
杜仁杰 宜昌往上走的吨位要小一些，滩险又太多，所以上行的船就少一些，有的船，像走下游的船就好，一个是他的马力小，上不来，再一个吨量小。所以说在宜昌的人越来越多。宜昌到上海下一段，轮船的吨位大一些，在宜昌往四川这个方向，轮船的吨位就小一些，因为一个大客船，由宜昌往上面运的时候，就往上装。这个情况，你想不管逃难的难民也好，必须内迁的商客也好，一个船的东西，需要装好几个船的东西才能上来 临近12月，寒风不断的袭来，长江的水位越来越低，货船能够装载的物资越来越少，而日本飞机轰炸的次数却一次比一次频繁。民生公司的24条轮船和1200条木船，在40个日日夜夜中，冒着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昼夜兼程，途经十余县、跨过百余处险滩、行程上千里，拼死溯江西上。日后人们把长江上的宜昌码头誉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40多天的抢运中，民生公司16艘轮船被炸沉、116名船员遇难自1937年11月起民生公司运送难民60余万人，军事物资近20吨，伤兵1万多人 重庆敞开怀抱迎接疲惫的流亡者。市中区挤满了新来的人和机关，市中区所有的空地上，都建起了宽大的住宅和密密麻麻的小屋，街道和公园变成了苦力和乞丐们栖身的地方。外地人和本地人很容易区分，外地人大都穿西装，或着是国民党军服，本地人戴传统的礼帽。到1939年5月，重庆人口已达70万，3年间人口增加了一倍。那时候歌声《嘉陵江上》成为许多人熟悉的旋律：“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光，我也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江水每夜无言地流过，都仿佛流在我的心上。我必须回到我的家乡，为了那没有收割的菜花和那饿瘦了的羔羊。” 恐怖的天空 二十世纪末，一批当年日本随军摄影师在中国拍摄的电影胶片，被陆续发现。这批影片真实记录了抗战期间日本航空兵在中国施展的空中屠杀，从1937年到现在，这段被淹没60多年的史实真相才逐渐被世人关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用于侵略中国的海军航空队和陆军航空队的各式飞机有800多架。而中国空军能用于作战的飞机不过300架，空军装备及补充要依赖美国等海外援助。日本空军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占有绝对优势。制空权的丧失决定了整个战局。随着中国华北、东南沿海、长江中下游地区相继陷入日军控制中，国民政府和各地的工厂、学校纷纷迁往西南，近百万的移民来到重庆及其周边地区定居。许多移民在重庆结婚生子，最后成为重庆人。在许多外地人眼里，这座城市的居民大都闲散，茶馆比任何城市都多，他们从早到晚喝茶吸烟，摆龙门阵。在这个以山崖石梯闻名的城市，很快出现了小汽车、公共汽车。作为一种交通工具，当时坐滑杆的人仍占大多数。 随着大量人口的迁入，1939年，重庆已经是中国抗日大后方最重要的城市。从沦陷区迁来的300多家工厂大多重新开始了生产，散落在重庆周围的27家大专院校和研究所相继招生授课。似乎在一夜之间，重庆就从昔日的农产品集散港埠，变成热闹的大都市，商业也开始繁华起来。 没有人预感到，战争的硝烟正逆着长江，向上游的重庆弥漫。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迅速修建了空军“w基地”，积极进行远程航空作战和轰炸训练。日军侵华总司令部调集了几乎全部在中国的空中力量共321架飞机，其中105架为杀伤破坏力极强的轰炸机，准备攻击的目标是重庆。 几个月来，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司令官冢原二四三少将一直在研究重庆，他指挥的第十三、十四航空队正在等待时机，准备轰炸重庆。 1938年12月2日，天皇裕仁召开的御前会议就已经明确下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