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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不是说不幸和灾祸能产生幸福，我的意思是人们可以因此明白幸福不光是通过金钱、感官享受或漂亮的外表就能得到的，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有一定意义才是得到幸福的关键。
如果我们想让孩子幸福，现在就行动吧。各种书籍和研究试图解释幸福的含义，而我们可以相信真正的幸福在于孩子的心灵、美德、在于为他人的服务。很多理论证明幸福的人一般都有如下特征：
他们喜欢自己；
他们感觉可以掌握自己的生活；
即使不能掌握，他们也抱有希望；
他们有开放的心灵……
如果我们能培养孩子这方面的性格，会比“逼迫”他们去追求物质的成功更容易让孩子幸福。
荧屏上的生活就是榜样
从古到今关于如何生活的模本在不断变化。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是传播生活方式的重要手段，既然电视、杂志上的人可以拥有成功稳定的生活，我们为什么就不行呢？
上个世纪早期和中期我们从邻居、牧师、文学作品、老师和朋友那里获得对生活的理解。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一些基本的为人处世之道依然受人推崇。诚实、正直、善良、富有同情心、勤奋以及勇敢等美德，从乡村到城镇无不受人赞赏。社区每个成员都是别人品格的试金石，无论在邮局、婚礼还是在教堂、市议会厅，人们可以听到对该社区成员的种种议论。邻居的女儿出门九个月，长大了不少；某个懒于家务的母亲，酗酒不归的丈夫……如果翻一下50年代的周末晚报，你就会发现那时人们的生活是多么狭窄，不是报道某人获爱荷华州的“最佳教师”，就是某人夺得了“伊利诺伊州4－Ｈ赛”的冠军。
电视改变了这一切。电视使名人和明星成为我们崇拜的对象，同时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态度。电视带给我们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们不再和邻居，而是同电视上坐在咖啡桌旁侃侃而谈的名流相比。有的人甚至觉得与电视人物的关系比朋友、家人更亲近，对那些素未谋面的人更比对邻居还要熟悉。
现在电视推出的“真实生活”类节目更让我们很容易把“现实”和“屏幕”混为一体。ＮＢＣ的“今天”节目调查表明，脱口秀明星的人气年年攀升。我们并不是被节目本身吸引，而是想认识主持人，邀请他们去家里聊天、喝茶，观察她们的发式，挖掘他们个人生活的小秘密。脱口秀明星们和观众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类朋友”关系，和活生生的陌生人相比，她们给我们的建议似乎更富有同情心、更真实有效。举奥普拉为例，她从这种关系中受益匪浅，她的杂志和节目使她成为宣扬女性自主独立的福音传播者。而另一位著名主持人罗西·唐奈尔则对这种盲目崇拜表示质疑。她说，在超市里，当人们发现她不像在电视上一直保持微笑就流露出失望的神情，对此她深感烦恼。在电视里她的笑脸是“工作的脸”，但当她再三坚持屏幕上的罗西并不是真正的她时，人们感觉好像遭到了背叛。
显然，我们并不真正，也没有必要理解凯蒂·克瑞尔失去患癌症的丈夫时心情如何；我们也不了解凯蒂和她孩子的关系到底怎样。当漂亮大姐朱丽亚·罗伯茨参加谈话节目时，我们忘了她不是因为喜欢我们、想同我们交谈而来，她其实是为了推销自己新拍的电影。我们也没想过某本父母指南的编辑在电视上介绍育儿常识，不是因为她真有解决婴儿晚上啼哭的良方，而是希望我们信任她，买她的杂志。
因为电视上的生活比我们现实的生活美好得多，我们喜欢在电视前一坐就三五个钟头。我们看到电视里的人有时间在早上运动，而且有教练陪着；家里永远干净整洁，他们不用刷马桶；他们和配偶的关系和谐美满，遇事总是逢凶化吉。为什么我们不能有一个像梅尔·吉布森那样的丈夫，有百万美金、充满魅力，能出国旅行，还有丰富的照顾子女的经验？或者是一个像苏珊·萨兰登那样的太太，事业美满、政运亨通、家庭幸福、面无皱纹、溺爱丈夫。难道我们步入中年时的生活就不该如此吗？
尽管荧屏上的生活不是现实，却令人向往。靓丽英俊的男女主角、崭新整洁的厨房、还有迷人的天气、海滩。毫无疑问，电视剧《肖恩·福雷德》里的克拉莫和杰瑞·肖恩福雷德无所事事，却住在纽约的豪华公寓，真是不可思议。我们从未想过去看看幕后的情况，电视已经很精彩了。我们理所当然地以为《奇妙夫妻》里的奥斯卡和菲力斯将会幸福地过上一辈子，而《老友记》里的好朋友们也无须工作，至少不用太辛苦。
事实上美国社会也在向电视上展现的虚幻世界靠拢。曾因“切中实际”而名声雀起的一些节目，如“索普拉诺家族”揭露的同性恋、堕胎、癌症等等已成为普遍现象。默非·布朗，著名的新闻主持，曾酗酒、未婚先孕，这些行为现在已司空见惯。也许隔壁街区的一个女人做了同样的事我们会有微词，但如果像朱丽亚·罗伯茨饰演的单身母亲坎帝斯·博靳那么有毅力，单身母亲的形象顿时便高大起来。
电视并非毫无益处，它可以起到教育工具的作用。一些只在家庭内部谈论的问题可以在电视上得到公开讨论，从而给人以启发。但不可否认，电视对我们如何看待自己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判断自身行为的标准逐渐受到电视人物和明星们的影响。一些主流社会唾弃的行径，如麦当娜的大胆表演、迈克尔·杰克逊的双性恋等，从不同角度改变了我们对社会普遍奉行的道德标准的看法。过去在一个社区内部，集体的看法可以左右人们的生活，而今天则是电视的力量改变着我们，这力量巨大无比。
当然，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所设想的名流的生活有巨大不同，要赶上他们决非易事。女儿不像电视中的女儿那样崇拜地看着我们，我们的怀孕经历也不像辛迪·克劳馥那样美好。
对我们来说，要像名人一样为时已晚，于是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天才儿童的例子让我们又妒又羡。塔拉·利普因斯克在她12岁生日刚过3周的时候获得奥运会滑雪冠军，消息传来，《纽约时报》、《体育周刊》等蜂拥而至。13岁时她就有了为她打理签约及个人事宜的经纪人。其他超级儿童的故事也屡见报端。我们看到音乐神童、奥运会种子选手、童星，他们不仅有突出的特长，而且学习优秀，热心社区服务。我儿子打算参加的夏令营提前寄来了一份通讯，上面介绍新营员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梅格·琼斯，来自新卡那，她热爱骑马，是空手道的褐带高手，会拉小提琴、吹笛子，正在学习滑水。”梅格是个可爱的小女孩，但认识她的人会觉得这篇介绍很不真实，这更像是比赛中对选手的极力渲染，而不是普通的营员介绍。
某种程度上说，当我们的头脑被各种天才儿童填满时，我们会逐渐忘记真正的儿童生活是怎样的。如果赢得音乐神童赞誉的玛丽只是我们邻居的一个孩子，我们就会知道她为此奋斗了许多许多年，放弃了其他所有擅长的事情，多少次，她都怀疑这种付出是否值得，这就是成为名人的代价。仅仅一年以后，我们可能就会看到玛丽在给别人做代课老师，没有固定的工作。这就是成名的全过程。但当我们看电视或阅读《人物》杂志时，经过精心剪裁的画面和文章显示的只是名人生活光鲜的一面。陌生人一夜之间成了封面人物，一切看起来那么容易、完美，让我们不由得心驰神往。
随着媒体影响的日益加剧，我们开始怀疑为什么自己的生活总是那么平淡灰暗，我们的孩子为什么总是那么普通。我们觉得该给他更严格的管教，这样他才能进步，达到我们心目中“好孩子”的标准。最糟糕的情况是，我们不再关注孩子本身，而只关心他的成绩，赞美、奖赏越多越好。总之，我们不再瞧得起已经得到的生活。
有时不仅父母无意识地接受着电视灌输的观念，孩子会比我们更快地就沉浸到了电视文化中。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孩子一天看多长时间电视，电视对他们最明显的影响就是他们说的话。你记得孩子把“喜欢”这个词作为每句话的停顿语有多久呢？在贝佛利山90210节目播放以前，至少孩子讲话还是成句的。现在他们只说，“喜欢”、“不”、或者“随便”等等。过去孩子们也有他们的“俚语”，如曾经很流行的“山谷话”，但都不仅是简单的几个词，而是一些修改了的讲法。我不想评判这种简单的词汇会有什么正面或负面的影响。我想说的是现代年轻人的口语结构在逐渐变化这一事实正象征着媒体力量的强大。
孩子们乐于模仿电视明星的行为举止、观念、和打扮等等。很多让父母不能理解的行为举止可能就是从电视上学来的。你是否注意到十几岁的孩子甚至一些初中生在开生日晚会、参加舞会时要雇豪华轿车接送，而女孩子涂指甲的动作已经非常专业。还有小女孩子学着ＭＴＶ大跳热舞。最近广告里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玩具——穿在手指上的迷你鞋，可以用手指大跳‘肚皮舞’，大受孩子欢迎。
除此之外，电视过度渲染的暴力对孩子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无法估量。无论是电视剧、儿童卡通、或“真实再现”等节目，孩子们往往把自己想像成片子里的英雄或坏蛋，对暴力造成的伤痛则毫无感觉。电视暴力使孩子觉得暴力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有效手段。也许，电视上这个“狗咬狗”的世界，很快也会变成现实的。
那么父母该如何做呢？关掉电视？没那么简单，也并不容易。但我想，认识到电视和媒体对我们教育子女的方式和对待孩子态度的影响至少是没有坏处的。社会在变化，电视在这个变化中推波助澜，我们无一能避免。但至少，我们能决定自己的思想，我们能坚持用自己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孩子和家庭。
毫无疑问，我们在努力“提高”自己的孩子，试图把孩子提高到“全国平均偏上”的水平时，我们放弃了以自己的方式抚养孩子的乐趣。正如我在讨论金钱和幸福问题时所说，金钱的多少并不真正影响我们的幸福感。真正有作用的是我们对自己收入的满足感。这和我们对待孩子的态度一样。重要的不是孩子的情况，而是你对孩子的感觉。如果我们总是将他们和理想的孩子（由电视创造的虚假的偶像）做比较，孩子一旦达不到要求，我们便会失望气馁。如果我们认定孩子该什么样就什么样，有时好，有时不那么完美，不去挑剔，不去攀比，想来我们会是最幸福最好的父母。
克服“管”孩子的冲动再管管，孩子就“完美”了（1）
父母把孩子和自己看作一体，将孩子的需要和自己的需要混为一谈，把孩子的成功看成自己的成功，因此对孩子实行“逼迫”式教育，而且欲罢不能。
格林·克罗斯在现代版的《白雪公主》里扮演的那位“邪恶的王后”是个极度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