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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最关心的就是孩子的健康和幸福。如果你问一个怀孕的妈妈希望孩子怎么样，她通常会说：“只要孩子平安健康就好。”她也的确是这样想的。孩子大一点儿时，如果你问同样的问题，得到的答案通常是“幸福”，但这个答案已经不那么明确了。随着孩子逐渐长大，“幸福”代替了“健康”成为父母对孩子最大的期望。但“幸福”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从哪来？图书馆里充斥着试图回答这一问题的书籍，而每个人的答案都是不同的。停下来，思考一下幸福和我们为孩子定立的目标到底有何联系，这是非常有益的。
首先可以肯定，即使追求幸福不像球场里的球童捡球那么简单，幸福仍旧是值得人去追寻的目标，而且《独立宣言》也宣布，幸福是人人享有的权利之一。那么我们要问的就是如何才能幸福？或者更重要的是，如何让我们的孩子幸福？如果说注重营养、运动以及良好的医疗都不一定就能保障孩子的健康，那幸福就更是无可寻迹。我们只好把幸福分解为可以看得见摸得着，能应付的东西。比如学习成绩可能影响孩子未来的工作、薪水甚至最终的“幸福”，家长就会觉得该在这方面下些功夫。
我们常常用最明显、最容易的方式来理解幸福。对5岁或10岁的儿童来说，幸福就是能用很多的钱买想要的东西：比如好吃的糖果、玩具、大电视、迪斯尼乐园旅行、新衣服、电脑……孩子逐渐长大，对金钱的认识也愈加清楚。到了五年级甚或更小的时候，孩子就知道和周围的人攀比了。他们可以如数家珍地说出各种知名品牌，或跟母亲说：“马克家里有个大撞球桌和JACUZZI按摩浴缸，而我们只有一个小游泳池。”“杰西卡有一个越野山地车，而我只有一辆普通车。”“约什坐私人飞机去杰克森·霍尔滑雪了，马克去的是佛蒙特。”
这种“攀比”给孩子造成的心理压力随年龄的增大而加剧，父母也很难置之不理。四年级的邻居小孩背着最昂贵的小书包可能无所谓，但五年级孩子盛大的生日晚会却让人不敢忽视。我见过一个四年级学生参加的生日晚会，晚会在购物中心举办，活动是给每个小孩50美金，让他们在里面疯狂采购。你也许听说过FAO施瓦特举办的“超级不眠之夜”，花上1．7万美金便可以邀请15个孩子去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他们提供的精彩活动绝对会让你的孩子成为朋友中的宠儿，如应有尽有的糖果、午夜探宝、DVD影碟和价值100美金的商店购物券。“攀比”心态严重影响了孩子的交友行为，一位家长六年级的女儿不邀请同伴来家里聚会，她吃惊地发现是孩子觉得自己的家不够气派。
现在的孩子处于一个充满竞争和贪欲的时代，名牌、别墅、豪华轿车……孩子们耳熟能详，尽管家长也许对此漠不关心。电视上，各种物品充斥着屏幕，如果现在他们还不知道MUDD，GUESS，CK，或BIG STAR牌牛仔裤的区别，很快就会明白的。
一次，一个15岁的孩子被母亲带到我的诊所，她担心孩子饮食上出了问题，但孩子看起来健康、美丽。谈话后我了解到，上学后孩子体重增加了10磅，母亲为此极为生气。“我给她买衣服已花了几千块钱，要不把那几磅减掉，休想让我再给她买衣服。”母亲的话让人不安，因为这孩子还在发育，体格定下来之前，体重还得增加好几磅。孩子对体重倒不怎么在乎，却继承了母亲强烈的消费意识，她偷偷告诉我最喜欢的香水是“DONNA KARAN”牌的，其次是“DKNY”。
最近《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开列了一个18岁高中毕业生的购物清单：PRADA背包，KATE SPADES、GUCCI、PRADA皮带，几条SISLEY牛仔裤，一大堆倩碧化妆品，BOBBI BROWN眼线笔，MAC润唇膏，天使香水。这些名贵商品并非是有钱的父母或亲戚送的，而是用她暑期当救生员挣的钱买的。
苏珊·法露迪女士关于女权主义被商业化有一段议论，发表在《新闻周刊》上。她说：“在消费社会，经济独立意味着‘向上爬’，人的潜能便是努力‘拥有全部’。”孩子给父母的“攀比”压力可以让最坚定的朴素主义者改变对金钱的看法。毕竟，当从工作、生活的社区或配偶那里期待幸福已不大可能，那么如果金钱可以给自己宠爱的孩子换来一点儿幸福，有什么舍不得呢？况且这样还能减轻我们因工作或离婚而不能和孩子在一起的负疚感。
毫无疑问，利他主义的社会风气已不复存在，诸如“不要问这个国家为你做了什么……”的话已被遗忘。新世纪是“赢者为王”的天下，人们关心的是：“谁是有最多玩具的孩子？”
消费至上的风气弥漫在美国大大小小的城市。现在，尽管家庭在逐渐缩小，我们平均占有的住房面积却是50年代的两倍。家里是琳琅满目的商品，房子里安装着环绕音响和连接互连网的ADSL、DVD机、刻录机、笔记本电脑、迷你CD播放机、登山装备、汽车缺一不可。
60年代美国人的信仰是“建立正确的生活哲学”；到70年代末，人们开始追求“财富上的成功”；今天，人们对金钱的欲望更加强烈。据美国教育部统计，70年代有一半学生认为上大学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了能赚更多的钱，而1990年这个比例是3／4；认为自己一定要有钱的比例也从39％上升到74％。
尽管作为新移民的后代，家长们相信生活哲学对人生意义重大，然而在教导子女时，他们的威逼利诱传递的信息却是模糊不清的，因此孩子们的思想也会在“要热爱工作，做出成就”和“为社会做贡献”之间摇摆。
不仅孩子告诉我们金钱的魅力，社会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席卷更让我们认识到金钱可以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幸福。发达的传媒行业似乎就是为了让我们认识自己的生活多么可悲——家具、汽车、牙膏、咖啡都是那么平凡，而我们只要多花点钱，就可以拥有一切美丽、时尚、气派的东西。有了金钱，就有选择，但问题是钱从哪儿来？
我们努力奋斗，但成功的人又有多少？大多数美国人相信，一个人的成功不是靠种族或阶层，而是自我奋斗的结果。只要你多读点成功励志书籍，收看CNN金融评论，奉行成功理财的12条定律并且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你会很富有！但事实并非如此。据1995年梅克家庭基金调查显示，有1／4年收入超过10万美金的家庭声称自己买不起真正需要的东西。注意，他们谈的并不是奢侈品，而是“真正需要”的东西。
如果父母不做出实质性的努力，孩子们对金钱的认识会一直朝不健康的方向发展下去。
金钱对我们的吸引力显而易见。如果金钱是通往幸福的惟一途径，那么把孩子推上一条“黄金之路”就很重要。如果一张常春藤大学的文凭真能确保孩子过上特权阶层的生活，那么从幼儿园就应该将他送上正轨。但现在，请让我们暂时忘记这些，认真想一想，什么才能带来幸福？
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有钱就幸福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幸福是靠金钱得来的。当然，一定的钱是必须的，贫穷不是幸福的姐妹。只要我们生活的基本需要得到保障，与周围的人建立起和谐融洽的关系，我们就有了幸福。而对生活在饥饿状况下的人来说，钱可以让他们离幸福更近些，因为他需要的就是食品和健康。
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艾德·第爱纳先生研究了财富和幸福的联系，他指出，在人均年收入低于1万美金的不发达国家，只要保障并改善一些基本需求如教育、营养、医疗、人权，人们就会觉得非常幸福。而对发达国家的人来说，情况却相反。正如大卫·Ｇ·梅耶在他的《追求幸福》一书中所说的：一旦摆脱贫穷，经济的发展就很难增加人们的幸福之感。可见，并不是越有钱就越幸福。
从我的工作经历中，我感到太多的金钱还是造成人们心理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我有一个病人才15岁，他吸毒、偷窃、光顾夜总会，是个严重的问题儿童。他母亲是家公司的高级主管，因工作去了巴黎。为了不必换学校，孩子被送到前夫那里。而他父亲要经常出差，结果除了一个尼加拉瓜籍的管家照顾，孩子一直无人管理。
根据政策计划中心做的2000年妇女调查，现在的母亲没有10年前幸福。该中心的负责人林达·塔维兰女士说：“1992年经济滑坡很厉害，但美国妇女表现出乐观的情绪。10年后，我们的经济有了顺利发展，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然而妇女的情绪却是“‘生气’、‘糟糕’、‘厌烦’。大家在问：‘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追求财富却难以感到幸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适应能力”太强。当我们的钱多了一点时，我们很容易就会适应这笔钱带来的新享受，很快，快乐蒸发了，我们转而寻觅下一个目标。比如我们增发了奖金，刚开始可能欣喜万分，但当我们把这笔钱换成一件名牌衣服或新车或者存进银行后，我们就觉得应该得到更多的钱。我管这叫“钱包理论”——无论你的钱包有多大，你也能将它塞满。很明显，一个5岁儿童玩倦了刚买的芭比娃娃就渴望别的玩具也是出于同样的心态。
我想大多数读者应该是衣食无忧的。对我们来讲，究竟有多少钱才算够呢？有了奔驰，是不是就比有本田更幸福？是不是要尽我们所能让孩子过上舒适的生活，并帮他们获得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罗马的赛内卡在2000多年前就说过这样的话：
“我们的前辈……自力更生，以天为被、以地为床，他们不像我们贪慕金子和宝石，……他们的生活给我们启迪，让我们富有的是思想而非数字……我们只要有了足够的东西，就不是贫穷的。即使拥有超过需要的，也不算富有。
我们先辈留下了无数这样的箴言。从哲学家的思想中，从宗教传统中，我们都可以汲取这样的营养。希伯莱文的《上帝的伦理》有这样一句话：谁是富有的人？对自己得到的一切满意的人就是富人。
克服“管”孩子的冲动有钱就有幸福（2）
阅读这些箴言并不能让我们有什么改变，我们还是想尽可能地得到最多的东西。但只要家长意识到能够让孩子幸福的东西不一定是金钱，而是我们能力之内的事，就很有意义了。毕竟幸福更多的是人的一种感受。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我们碰到“有惊无险”的事时，我们都感到很高兴、幸福。比如刚好避免了飞机失事或车祸；我们所爱的人被诊断为患了严重的疾病，但后来又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在那几分钟、几小时、几天，我们会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
密歇根州对因车祸致残的人士的调查发现，他们在瘫痪三周以后就恢复了对生活的希望。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教授雪利·泰勒和丽贝卡·考林斯发现，患上乳腺癌的病人经常说经历过此症后，她们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
当然我不是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