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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个条子，告诉他发生的事。护理监控器是个有用的发明，孩子生病或我们离他有两层楼远时，监控器既可以方便我们行动，又可以随时知道孩子有什么事。然而就像很多高科技发明一样，我们逐渐离不开它，即使就在隔壁，孩子的声响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到。以前孩子有点动静是很自然的事，现在却让我们时刻处在焦虑中。
类似的婴幼儿护理产品让我们产生了一种错觉：尽管不在孩子跟前，但通过这些工具，我们一刹那就可以知道他们的情况，似乎孩子的一切都在可控制的范围内，这让我们颇为安心。这种用高科技产品把自己和孩子联系在一起的现象我们称为“高科技纽带”联系。
当孩子长大一点后，他们开始用ＢＰ机或手机，“高科技纽带”联系达到了顶点。有了手机，即使离得再远，父母也觉得孩子总在可触及、可掌控的范围内。因为有了手机，十几岁的孩子便可以做家长本不会答应的事，如去某些不适宜的夜总会、很晚回家或单独搭乘火车，等等。家长觉得反正打个电话就会知道孩子的去向，因此无须担心。这种错误的安全感使父母把孩子置于一种危险的境地而不自知。“高科技纽带”确实能把我们从一些麻烦中解放出来，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节省不少时间，它还会缓解因为不能常和孩子在一起而产生的内疚感。但问题是，当我们相信手机可以让我们随时掌控孩子的同时，也让我们无法明智地判断什么时候该对孩子采取适当的限制和安全措施。
另一方面，尽管“高科技纽带”可以使父母给孩子更多的自由，却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孩子更大的依赖性，使他们失去了独立解决问题的机会。婴幼儿监控器使你的孩子不能自然入睡，因为有任何动静你都会过去哄他；小孩子一旦意识到监控器的叫声意味着妈妈马上赶到，他们还会故意引起监控器的反映。我的一个病人最近提到这样一件事：一个十年级的小女孩，老师在课堂上批评她调皮捣蛋，结果五分钟内，有两个孩子借口上厕所给他们的母亲打电话报告这件事，表示对老师的不满。又过了5分钟，校长接到一个家长的电话要求解释这件事。
没有手机，孩子们很可能在午餐时讨论这件事，还可能觉得老师的批评是对的。或者他们会当面跟老师说出他们的不满，或者发现那个挨批的孩子根本不在乎。无论如何，15岁的孩子不会有那么过激的反应，而是自己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
另一个小病人告诉我，当她和朋友争吵时，她打电话问母亲怎么办；妈妈很高兴，给了她很多建议。问题是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我听说很多大学新生常给父母打电话，询问如何处理和室友的关系、如何应付繁重的学业。以前大学生们很少问这些问题，而是自己解决。
“高科技纽带”使父母觉得对孩子无所不知，因而产生一切尽在掌握的错觉。《华尔街日报》登过一则故事，一个15岁的女孩在购买一件145美金的ＧＡＰ牌皮夹克时，她的妈妈打来电话，问她干吗买这么贵的东西。尽管母亲在几百英里外的办公室，但通过ＰＡＣＫＥＴ ＣＡＲＤ公司的电邮服务，她对孩子花钱的情况一清二楚。尽管电邮服务可以让父母控制孩子的花销，却剥夺了孩子学习了解物品的价值，培养良好消费习惯的更为适宜的方式：信任和预先的建议。孩子也许觉得事先谈论自己要买什么不是件愉快的事，但他很快会发现这对自己更有帮助。比如说在母亲的建议下，花很少的钱就买到了可心的东西，节约的部分可以存起来做零花。确实，高科技手段让父母节省了时间，避免了与孩子讨价还价的痛苦，却也错失了与他们正面沟通的家教良机。
子女教育的外包
当母亲们奔波于工作、慈善事业、社会活动和家庭之间，她们可能觉得应付与“工作”相关的事情非常容易——如打电话、上网调研，但手把手地教育子女却是件令人头疼的事。首先她没时间；另外，她不是个好厨师，不会做道具服装或成功地组织生日晚会，她觉得专业人员可以做得更好。像在工作中一样，她想到“外包”的办法，她开始外包自己孩子的教育，每一步努力都受日益发达的家庭教育产业的鼓励，现在这个产业兜售的恰好是专业技术。我们送孩子去学餐桌礼仪、参加ＳＡＴ辅导班，相信在专家的教育下，孩子将举止优雅、聪明乖巧、无所不能。家长的职责就是遥控这一切，这样不仅容易，还因为专业而更加有效。
《纽约时报》曾报道过温彻斯特的一名职业自行车教练，他教孩子们如何骑自行车，深受家长欢迎。他的事业进展得很顺利，现在不仅给小学生开班授课，还教大一点儿的孩子和大人骑山地车（另外给孩子传授如何让家长给自己买山地车的秘诀），还有三两个孩子组成的自行车表演课程。文章指出，在当今这个社会，既然孩子们功课上有辅导老师，打球有私人教练，音乐艺术上有指导老师，那么学骑自行车也要有教练就不足为奇了。正如一个母亲说：“孩子从专业老师那儿学得更快。我会骑车，但我不一定会教孩子。”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很多父母迫切希望凡事都为孩子做到最好。但无论是跟父亲学骑车还是帮妈妈做蛋糕，对孩子来说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的：能够与父母在一起。可惜很多父母忽视了这一点。孩子在十几岁前总是渴望和父母在一起，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心智健全、表现优异。二战中德国空袭伦敦，很多父母为了子女的安全把他们转移到郊外，但也有的孩子与父母一起经受着空袭的苦难。后来的调查表明，那些与父母在一起的孩子比那些离开父母的孩子心理承受能力更强。
我们外包家教的另一个理由是，我们不愿干涉孩子获取独立生活能力的过程。我们以为与孩子一起旅行比不上某些所谓更有“意义”的经历。9月开学，我站在孩子学校门口时，与一个我认识的12岁女孩交谈起来。她告诉我暑假她去了日本，学习艺术，然后参加锻炼领导才能的夏令营。尽管她说这个暑假过得很棒，但谈到具体细节时，就不是那么有趣了，孩子说她在日本时讨厌泡在公共的大池子里，而一个暑假她都非常想家。
如果孩子和父母一起度过这样的假期，他们会很快乐，但独自进行则让他们害怕、恐慌。
家长们把孩子打发走时，从未考虑这些负面因素，这很让人吃惊。孩子单独旅行时，我们的担心被希望可以借此锻炼他们独立自主能力而抵消。允许孩子独自坐飞机已经十几年了，航空公司尽全力替我们照顾着他们。然而在飞机上女孩子第一次来例假，小学生尿了裤子或者在吃饭时烫了嘴还是常事。等孩子到了家，他们往往不提这些痛苦的事情，被为父母视为“成长经历”的想家感觉也被抛到脑后。现在航空公司已经开始拒绝让小孩独自搭乘飞机，他们比父母更了解路上会发生什么事。
“高科技纽带”和外包子女教育究竟错在哪里？因为父母无法和孩子保持快乐而富有意义的联系，因此无法分享孩子生命中一些重要的时刻；更为有害的是，父母无法了解什么对孩子才是最重要的，过度看重结果和目标，使我们忽视了养育子女时最值得珍视的部分：过程本身。
为了达到给孩子设定的宏伟蓝图，我们还不断给自己加码。毕竟一旦有了目标，你就不由自主地要考虑如何去实现它。然而通常情况下，孩子成长过程中无数料想不到的事情使目标看起来遥遥无期。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比如，看到孩子和以前关系密切的球伴们日益疏远，突然你觉得不应该让孩子退出足球队；镇上最好的钢琴老师已经招满了学生，而你才意识到应该让萨姆去学琴。很多母亲都心存焦虑，担心某些地方“赶不上别人”，给孩子的未来造成不利影响。
每当孩子犯了错，父母都要怀疑是不是自己造成的。随着对孩子的责任感越来越强，这种怀疑也越来越严重。我们关心孩子所有的事情：学业、课外活动、交的朋友。从日程安排到吃喝用度，只要和孩子的成功有关就得管。无论在课堂、球场还是生日晚会，我们都惟恐失败这颗炸弹的袭击。
当我们把所有的精力、时间以及金钱投入到孩子身上，我们自然希望这一切会有所回报。正如一切生意经，投了资就要有收益，我们要的是成功的果实。有时，花在孩子上的钱我们都无法告诉自己的父母。花无数个周末带孩子去练球，我们不想看到孩子永远坐在那当替补。
一位女儿在一所著名女校读书的母亲告诉《纽约》杂志记者：“现在孩子申请大学时，经常要雇请私人咨询师。‘包装’这个词在家长中非常流行。‘我们在包装女儿’，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父母把子女当作投资的生意一样。”文章中引用《普林斯顿观察》主持人约翰·卡兹曼先生的评论：“这类家长非常实际，只重结果。就像他们在工作时要求下属加班完成任务一样，他们给孩子的任务就是进哈佛念书。每当孩子偏离轨道，如去约会，他们就会跑过来制止他，‘你这个样子怎么能进哈佛呢？’”
儿童可以感受到我们威逼他们获取成功的决心。孩子小的时候，他们非常想取悦大人。看到小孩子毫不开心地参加某项活动，但因为畏惧不敢告诉父母内心真实的感受，这真让人怜悯。我认识的一个骨科医生经常告诉我他的小病人的事，他说，球场上的争斗强度是孩子们还未成熟的身躯难以承受的。父母不在场时，孩子会表露自己再也不想打球的愿望。孩子承受的这种压力到了青春期时会变成叛逆行为的导火索，后面我们会更具体地谈论这个问题。很显然，家长这种投资和希望回报的心态让孩子和家长本人都陷入攀爬“成功之梯”的怪圈而不能自拔。
由此产生的焦虑和罪恶感最终的后果就是使子女教育成为家长一个毫无乐趣的、巨大的负担。如果惟有你能使孩子成功，那么失败的话，也只有你去承担。难怪家长偶尔会对孩子产生恨意。为子女的成功我们承担的责任越多，失败的打击就越大。《纽约时报》上登载过一个母亲，她说当得知女儿被常春藤大学联盟的学校拒绝后，她感到的打击“像死亡一样沉重”。
当孩子因为专家的帮助、旅行经历、各种课程而变得“完美”时，家长却感到疲惫不堪，愈加焦虑。即使孩子成功地得到金光闪闪的履历表，我们依然感到无法满足，因为在内心深处，我们知道自己牺牲了亲自教育、保护孩子的机会，我们换来的只是：时间。
克服“管”孩子的冲动有钱就有幸福（1）
我们希望子女幸福。怎么才能幸福呢？几乎不用想，似乎最便捷的途径就是金钱。
父母最关心的就是孩子的健康和幸福。如果你问一个怀孕的妈妈希望孩子怎么样，她通常会说：“只要孩子平安健康就好。”她也的确是这样想的。孩子大一点儿时，如果你问同样的问题，得到的答案通常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