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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做手术美容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整鼻手术在青少年中流行已久，现在孩子们接受下巴、唇部整容甚至隆胸手术也让人见怪不怪了。美国人对美容整形手术的热衷程度逐年上升。据美国整形美容手术协会公布的统计数字，仅从1997年到2000年，美容手术的数字就增长了173％。尽管青少年接受手术的比例没有增加（约3％），但在成年人美容大幅增加的情况下这个比例依然很能说明问题。
几乎所有的外科医生都会告诉你，“没有一个手术是小手术”。他们的意思是说麻醉有危险性，术后的并发症虽然很少见但它的确存在，而且还可能很严重。
克服“管”孩子的冲动再管管，孩子就“完美”了（4）
美国面部整形和修复协会反对18岁以下的儿童做隆胸手术。但是，很多高中毕业生都在做，往往这手术还是她们期待已久的毕业礼物。在美国所有唇部美容的手术中，有2％是青少年做的。
当孩子进入青春期后，他们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对身体的某一部分尤其留意。他们讨厌自己的头发、眼睛或鼻子。她们嫌自己的胸部发育不够，或肚子太胖、小腿太粗。而社会的影响更让他们的烦恼火上加油。我曾有一个女病人，她对社交活动极度紧张。当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已经做了鼻子整形手术，但对效果很不满意。她相信要是她的鼻子能再小点，就会拥有更多的朋友，她的生活也会更好。可以肯定的是，没有手术可以解决她的问题。但只要有美容手术存在，孩子们就有可能认为外表的缺陷是限制他们成功的重要因素。
有时候，过度追求外表造成了一种矛盾的结果：长得越好看的孩子对自己的感觉越糟糕。不可否认，整形手术曾让不少孩子生活得更好、更自信，但很多手术不过是为了“锦上添花”，是家长追求完美的结果。很少有人会反对给长有龅牙的孩子做牙齿矫正手术，但17岁的女孩子做隆胸手术你会怎么想呢？我们自己年轻的时候会喜欢做这种手术，而且一辈子都得忍受不适吗？
当父母让孩子接受整形手术时，他们的意思很明确，“你那样子不够好”。显然，这会给孩子造成不利影响。我想，只要你认为一个美容手术可以真正改变你或孩子的生活，那你大可以尝试。但要注意的是，在你为孩子安排这种手术前，要慎重考虑手术的后果。因为孩子，即使是处在青春期的孩子对自身的认识也依然是不全面的。
我们如此追求完美，不仅改变着孩子的身体或学习成绩，当对孩子的要求逐级上升时，一些本应是正常的行为也被我们看成了禁忌。我记得我小时候的一个邻居，他有6个孩子。他的二女儿非常得顽皮，他每次提到那个孩子都会摇头、叹气、瞪眼睛，然后用慈爱的语气说：“这孩子真是个疯丫头，早晚我得气死。”今天的父母很少这样随意地对待自己的孩子了。我这样说并不是赞成家长纵容孩子，但过去我们对孩子的各种行为的确有更为健康的包容心态。那时的父母也不会人为地制造压力，觉得要为孩子的行为特性负责。
我们对孩子的要求越来越多，对他们的行为大加限制。即使是一些健康、正常的表现，也被我们用药品改变着。医疗是将我们的孩子推向成功之路的另一种武器。
1990年以来接受“注意力缺乏性多动症”（ADHD）治疗的案例迅猛增加。据估计，在1989年全美有75万儿童接受ADHD治疗，到了1995年，这个数字增长了一倍，达到150万。一些研究证明，接受ADHD治疗的孩子多来自中上层家庭。
同样，服用治疗焦虑和抑郁药的儿童和青少年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尽管没有确切的数字，但据《时代周刊》1999年5月一篇文章的估计，每年大概有50万～100万的孩子吃抗抑郁的药。自上世纪末至今，抑郁症患者的数量一直在增加。目前，估计1％的学前儿童，2％的学龄儿童和5％的青少年患抑郁症，部分正是因为家长的过度要求而造成的。
百忧解（Prozac）是一种流行的治疗抑郁症的药。该药品含有的SSRI成分，对各种抑郁和焦虑都有效，但它也有一些不太严重的副作用。一位在曼哈顿工作的实习护士告诉我，“很多30多岁看起来没有一点忧郁症的人来开百忧解，而我们认为一些年纪大的应该服用该药品的人，他们甚至不想尝试。”当然，年纪大的人代表的是不会因为情感或心理问题而服药的老一辈人。他们挺过了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世界大战，对抗抑郁药嗤之以鼻。也许他们有点极端，但年轻人如此依赖抗抑郁药不能不让人注意。
据估计1999年有3500万人服用百忧解。彼得·克拉莫博士在他的《倾听百忧解》一书中以绝妙的语言描述了服用百忧解治疗心理和情感障碍的尴尬，我想我们在子女教育过程中存在同样的问题。尽管最近人们加大了儿童精神病理学研究的力度，我们对这一领域还是知之甚少。每当我给孩子开这种药时，我不仅担心药品的副作用，更害怕我们难以估量的东西。它会不会影响孩子的个性发展？没有别的什么坏作用？我们真正了解这东西吗？
杰罗姆格·泼曼曾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篇谈论行为、个性，尤其是错乱的行为和环境的关系。他发现一些著名的科学家把行为的错乱归因于医疗的失当。他采访了波士顿儿童医院神经心理学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心理学家简·赫尔姆斯·伯尼斯坦博士。伯尼斯坦博士在治疗一个有学习障碍的孩子时，亲身实验了这个孩子接受的心理测试，她发现结果和这个孩子完全一样。她问，“为什么我没有心理障碍呢？因为我只要精通一个领域就可以，所以更容易调整自己。”但孩子在学校，却不得不样样精通，因此很难应付。她的发现有什么意义呢？尽管我面对的也是一些需要用药物才能应付日常生活的孩子，尽管我会开药为他们减轻心理负担，但我还是认为用药物使孩子达到某种普遍的行为标准不值得提倡。正如伯尼斯坦博士所说，“不要管，人类可以接受各种行为方式”。孩子需要的是家长能控制对孩子的期望，教导他们如何处理问题，而不是一有问题就求助于药物。
不幸的是，不管我们是利用药品、手术、训练或仅仅用压力使孩子走向“完美”，造成的后果却是孩子自信的丧失和自我价值的贬低。用外力改变他们的生活并不是难事。但在敦促他们拿Ａ之前，请先停一下，想得长远些。当孩子靠自己了解到应该做什么，怎么去做，并且努力实现时，他才会真正感受到成功的快乐。用爱和包容对待我们的“近乎完美”的孩子，让他们自己去干，总有一天，他的成功将超出你的想像。
“管”的恶果良好的成长环境被破坏
一个健康平衡的家庭系统因为成员之间的忍让互助而维持着。如果母亲太累，父亲会做晚饭或至少买外卖回来；而当父亲为打破的玻璃发火时，母亲则会清理并安慰哭泣的孩子。母亲经常是情感润滑剂，协调各种矛盾并抚慰受委屈的心灵，她会说：“爸爸最近没有时间和小苏西在一起，因为……”“比利最近有点沉默，因为他最好的朋友转学了。”等等。而家庭运转的动力往往来自父亲，父亲会说：“曼迪，你要提高跳远成绩，必须得多练习。”单亲家庭则会依靠亲戚、朋友来消除诸如3岁的孩子不吃蔬菜，或9岁的儿子没有入选足球巡回赛带来的烦恼。当一个家庭的平衡被打破，或者失去看待问题的正确态度，家里的每个成员都会有所感觉。我发现，现在常见的那些牺牲了正常的家庭生活，把孩子的“成功”作为惟一目标的家庭，他们所经受的心理折磨，与那些有孩子生病的家庭非常接近。
有个孩子生病时，父母的全部注意力都会放在病孩子身上，家里充斥着紧张情绪。其他孩子感到的不平衡往往会使他们变成“沉默的病人”，他们的痛苦不亚于生病的孩子。一方面他们为自己兄弟或姐妹的疾病担忧，另一方面，从父母身上感到的紧张和焦虑让他们更加难受。有时他们还会被一种罪恶感折磨，不知在玩耍时他们曾对病孩子说过多少遍类似“掉下来摔死”这样的话。
这些孩子还要面对家里发生的明显变化，比如父母不再精心做饭，日常的活动也被取消。面对这些变化，有些孩子会做出强烈的反应，另一些孩子的表现却会好得令人难以置信，但实际上他们也非常紧张不安，不过本能告诉他们现在不是发脾气的时候。这些未被承认的“病人”独自经受着恐惧、担忧、焦虑，而父母却毫不知情。
我们所说的“被分裂的家庭”情况更为复杂。孩子生病的家庭经受痛苦的时间是有限的，而“被分裂的家庭”更像在经历一场拉锯战。有这样一个家庭，父亲发现儿子萨姆对冰球很感兴趣，就花大笔钱买球具，送他去儿童冰球队，还专门请教练每周对他进行几次训练。比赛、训练成了这个家庭的头等大事。萨姆的姐妹很快就发现周末她只能在球场做作业，或者为了避开看球的无聊而去朋友家。惬意的周末早餐已变成“冰球时间”。用不了几年，父亲又会考虑儿子获取大学奖学金的事（不管冰球奖学金有多少见），冰球统治了整个家庭。假日旅行贡献给了巡回比赛；家里的谈话、来往的朋友无不与冰球有关；甚至萨姆的学习也被放到第二位，尽管没有公开声明——大部分父母至少口头上承认学习很重要——但实际上可以感觉到父母的默许。考试、学期论文、专项调查都不能干扰训练和比赛。父亲开始吹嘘萨姆在打球时还能做数学作业，即使写论文到午夜也不困。父母姐妹都成了围绕萨姆和冰球旋转的卫星。
这样的家庭把重心放到一两个表现突出的孩子身上，其他的孩子只能是“落选者”。他们也会成为“沉默的病人”，要么用激烈的行为告诉家长他们受到了伤害，要么暗自神伤，被痛苦、焦虑、恼怒日夜折磨。而在有的家庭，所有的孩子都被家长逼得喘不过气来。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和孩子们被各种活动、课程、训练限制起来，家庭生活不复存在。
重视体育运动或其他竞争性活动的家长或许会说，这样可以让孩子茁壮成长，或者说这是体验真实人生的一种训练。另外，给孩子安排各种活动可以教会他们“如何管理时间”。而在我看来，这么做就如同把孩子放在燃烧的火炭上，试图以此让他学会走得快一些。
此外，日常生活中很多不可控制的因素也使家庭成员的联系不再紧密，比如工作，这是今天的家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不论经济是好是坏，工作占据我们越来越多的时间，人们不得不加班、起早贪黑。
同时，技术的发展也使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时间工作。我们甚至可以在海滩上查看电子邮件。过去，在这种情况下我，我们很难和同事、客户取得联系，因此也就不再去想。但现在，我们知道五秒之内就能上网了解一笔大生意的进展情况，那我们就会无时无刻不被这件事统治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