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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罗汝才）、过天星（惠登相）分屯荥阳、氾水之间，守黄河一线，防御开封、归德、河南、汝州诸府之兵；
闯王高迎祥、张献忠东向出击；
老回回（马守应）、九条龙等作为机动部队，策应各部；
后又担心横天王、混世王敌不住陕西过来的洪承畴诸部，便又以射塌天、改世王作其后盾。
于是，众头目于正月壬子日，杀牛马祭天誓师，约定所获金帛子女均分，然后分头出击。
这一史料的作者，是江南名士吴伟业。吴伟业虽是明末清初人，但始终没有真正接触过农民军。不过，他倒是撰写了一本专记陕西农民军的书，名叫《绥寇纪略》。上述的记载，就是出于此书，并入了《明史》，影响很大。
不过，如果参照一下当时农民军的水准和一贯做法，那么，这样一个有模有样的军事会议，是否真得召开过，就很值得怀疑！
不少人认为，这次会议根本就不存在，上面的记载只是个附会。具体的理由有这样一些：
按理说，像吴伟业这种当时与农民军毫不相干的人，都能把此事了解得清清楚楚，那么，当时在前线的朝廷将领们也应知道此事。但奇怪的是，当时的河南巡抚玄默（后著有《剿贼图记》）、河南巡抚御史金光宸（崇祯七年底至九年春在任，后著有《两河封事》）、以及当时的兵部尚书张凤翼（后也把任职期间的有关军务的题本编成《枢政录》一书）等，都没有提到此事。既然连吴伟业都能知道，那么他们为什么反而不知道？
从时间上来看，荥阳大会也有问题。据称，荥阳大会结束于“壬子”日，这一天应该是崇祯八年正月初一日（西历1635年2月17日）。由此可知大会应该是在崇祯七年十二月底召开的。但史料表明，农民军入荥阳是崇祯八年正月初的事，攻克荥阳是在正月初六日。正月初一尚没有到达荥阳的农民军，又怎么能开荥阳大会？
从会议背景来看，荥阳大会也不能成立。按照吴伟业的说法，农民军之所以要召开会议，是因为他们已获悉了朝廷即将向河南征调关宁、天津等地精锐之师的消息。但根据当时朝廷的机要来看，崇祯帝接到给事中常自裕奏章的时间，以及兵部（尚书张凤翼）议兵、户部（尚书侯恂）议饷的时间，都是在崇祯八年正月上旬、中旬。而皇帝最终批准的时间，是正月二十三日，那时凤阳城早被农民军攻陷了。既然是八年正月下旬才确定下来的，而且又是当时最为机密的军事方案，农民军又怎么能在崇祯七年十二月底侦知？
另外，后来农民军各部的实际攻击方向，与荥阳大会上议定的分兵安排，也大有出入。如按会议决定，横天王、混十万本应迎击从陕西杀来的洪承畴诸部，但实际上这些部队后来却南下攻到了汝宁府的上蔡等地，然后又向东攻击南直隶颍州府境（今安徽阜阳地区）。又如本应南下抵挡湖广之兵的革里眼，以及本应策应各部的老回回、九条龙等部，后来也攻到了今安徽境内，其中老回回部又于二月间杀向了湖广的麻城。再如曹操、过天龙等部，本应留在荥阳、氾水等黄河一线，拖住河南的官兵，但这支农民军后来并没有留在河南，而是南下杀入南直隶的庐州、安庆府，攻打霍山（属庐州府，今安徽霍山）、英山（属庐州府，今安徽英山）、太湖（属安庆府，今安徽太湖），然后进入湖广境内，攻破罗田（今湖北罗田）。由此可见，除了闯王等部东击之外，农民军各部实际的作战路线，与荥阳大会的所谓定向分兵进击的方案，根本不符。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吴伟业所记的荥阳大会，是漏洞百出。其实，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当时河南的情况，就会发现，云集河南的农民军，无论开不开那个大会，都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向东南方向挺进。
原因很简单，就是其他的去路皆已被重兵堵死。向西推进肯定不行，因为洪承畴诸部足以让他们心惊肉跳。往西南也不行，因为卢象升等人才把湖广郧、襄地区的农民军逼到了河南。那么往北呢？更不行！因为左良玉的部队守在新安、渑池一带，张全昌、曹文诏所带的山西兵，也由北往南进军。农民军最怕的就是左良玉、曹文诏等人。往东北方向，农民军则更是无路可走，因为最精锐的关宁铁骑、天津兵正是从这个方位的畿南、山东开过来。
因此，农民军只有向南、向东南方向挺进，进入河南东部、东南部，以及南直隶的凤阳、庐州、安庆等地。相对而言，朝廷在这一带的防守力量，要薄弱得多，活动的余地也大。正是因为如此，河南地区的各路农民军才要一齐杀向东南。
如果从农民军当时的构成、素质和作战的习惯方法来看，荥阳大会之类的说法，也是不太实际的，说得难听些，是过高地估计了农民军的档次。
说到这里，就有必要再来回顾一下农民军的一些基本情况。
陕西的动乱，虽开始较早，但最早发难的几乎都是些饥民。这些饥民，参加动乱的最基本、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生活困难，活不下去。因此，农民军在开始时，无论是组织方面，还是战斗力，都很幼稚，遇到战斗力强的正规官兵，还不是对手。
不久，随着边兵、边盗等人员的加入，农民军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边兵、边盗本已有之，虽人数不众，但战斗力很强。崇祯二年（1629）十月，由于后金军队大规模入侵，崇祯帝急令各地勤王。山西巡抚耿如杞和总兵张鸿功，率5千人入卫勤王，陕西三边总督杨鹤、陕西巡抚刘广生和甘肃巡抚梅之焕也遣五镇总兵吴自勉、尤世禄、杨麒、王承恩和杨嘉谟等率兵1万8千人赴援京畿。耿如杞的部队在北京附近哗变，一哄而散，逃回山西。延绥总兵吴自勉率领的榆林兵，也在中途逃归。甘肃入援部队在金县也发生哗变。这些士兵，不少都加入了农民军。这些边兵的入伙，加上先前已经加入农民军的逃兵等人员，大大加强了农民军的战斗力。
尽管如此，农民军还是处于劣势。陕西境内的农民军虽一时风起云涌，人数众多，但相互之间并没有统一的组织。民间流传着的《水浒》故事和戏曲，当时也是农民军汲取知识的主要来源。因此，此时的农民军，还处于低水平的层次上。
农民军在崇祯三年（1630）春进入山西，尤其是在崇祯六年（1633）冬渡过黄河、杀入河南后，情况开始有了很大变化。如果用一句话来加以概括，那就是“流寇主义”迅速发展。
户部主事张缙彦，曾在崇桢十一年（1638）上疏谈到了他对农民军的看法。他认为：
“贼之得势在流，而贼之失势在止；贼之长技在分，而贼之穷技在合；贼之乘时在夏秋，而贼之失时在冬春；贼之得计在以塘马战而老营避，在以火光近而真营远，贼之失计在行营不知备，截杀不相救。”
张缙彦依据其亲身经历，精辟地论述了他对兵情贼势的看法。
第五章 步入深渊的内乱中原大乱（2）
具体而言，渡河后的农民军的“流寇主义”，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不建立根据地或政权，到处流动作战，流动不居。农民军的一切人员都随营流动，归附的饥民也入农民军，妇女也是乘马以从。因此，号称有数千或上万人的一营农民军，能打仗的实际上只占一小部分，而大部分则是老弱妇女之类的人。在战斗不顺利时，被官军冲散、俘杀的，也往往是后者。真正的战斗人员却往往能伺机逃逸，不太容易被俘杀。这也是官军屡报大捷，而农民军精锐仍在的主要原因。
农民军通常是以一大股一大股的形式活动的。一大股往往被称作一营或数营，每营有一头目，其名称不一。有的称掌盘子，意思是管营子，下面设总管、掌家或管队等职。有的营称总头目，下面设头目。随着农民军人数的增多，不少营达到几万人，其组织形式也随之改变。有的营被分成若干哨，分设大领哨、领哨、大哨头和哨总等职。有的营则将管队分成老管队、小管队、管队三级。也有的营则分成老掌家、大掌家和小掌家。
农民军还设置老营，来安顿家属，管理粮食、器械、旗帜等军需品。每逢战事，农民军往往让老营远远避开，以免受到敌军的冲击，损失家属和辎重。有些农民军还把依附的饥民分成若干专业队。一般而言，农民军对愿从者一律不杀，有手艺者分别被编入各类专业队。
由于流动作战的需要，农民军很注重骑兵即塘马。作战时，骑兵担任主要的攻击任务。每一骑兵都有二三匹战马，轮流换乘，终日疾驰，犹如急风骤雨。撤退时，骑兵的速度也很快。塘马强大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往往令马少步多的官军措手不及，处于被动。
农民军各营之间，时分时合，各自为战。早期在陕西时，农民军尚处于一伙一伙的自发形式，数目众多，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很松散，。因此，朝廷也很难弄清楚其具体的情况。进入山西后，一度有王自用（紫金梁）等所谓的首领，但这些首领实际上也名不副实，绝不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拥有很大的权威。
农民军从山西突围后，这种分散性进一步加强了。有些营是单独行动，有些营则采取临时的合营关系，但很不稳定。渡河后的农民军，甚至连一个名义上的领袖都没有。高迎祥虽有相当大的号召力，但各营并没有正式推选他做首领。他之所以有号召力，是因为实力较强、人缘不错。
不过，到了崇祯八年（1635）春，农民军已出现了比“营”更大的一种组织形式，即“家”。据说在河南荥阳开会时，就有“十三家七十二营”的称谓。自此以后，“十三家”就成为流寇的通称。“家”的出现，表明农民军开始出现合股之势，并最终形成了李自成、张献忠两支农民军主力。
正是由于这些特点，后人甚至是当时的人，包括与他们作战的朝廷将帅，都无法真正掌握农民军的详情。其中最令朝廷头痛的，就是那些农民军的头目。
那些头目们，本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员，在平时实在是上不了台面，要不是造反，根本没人会提起他们。但偏偏是这些本不起眼的小人物，还要学《水浒》中的英雄，起那些让人弄不清的名号。况且这些名号，也不是某一人的专利，因为一旦原用某一名号的人死了，还会有新人顶用。再加上那些头目的人数本就很多，几达百人，情形就更复杂了。
当然，现在能勉强弄清楚的，还是不少。自崇祯六年（1633）至崇祯九年（1636）秋的主要农民军首领，大概有这样一些：
高迎样：号闯王，崇祯八年（1635）七月拥有部众7万，十一月增至12万。
高应登：号闯天王（撞天王），崇祯八年十一月拥有部众约17万。
拓先龄：号一字王，崇祯八年十一月与张献忠等部一起，拥有部众20万。
拓养坤：号蝎子块（或称刘哲，亦号蝎子块），崇祯八年十月拥有部众3万，崇祯九年（1636）发展最速，部众最多，人数在高迎祥之上。
张胖子：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