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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杀降激变、持异激变，是陈奇瑜的说法。开始时，崇祯帝相信了陈奇瑜，并下令逮捕了李嘉彦等人。而朝廷上下却都说这是陈奇瑜推诿责任，自己犯下大错，却要别人承担责任。
其实，陈奇瑜抚局的失败，在当时有一定的必然性。
对农民军方面而言，诈降仅是一种手段，目的只是为了摆脱困境。在汉中求降时，他们或许是真心投降，因为当时不投降也只有死路一条。但一旦逸出绝境，他们肯定会重操旧业。这些不安分的农民，在起事以前，或许还会逆来顺受，过着非人的生活。起事后，他们已尝到了叛逆的甜头，尽管这种甜头是以生命为代价的，却仍有吸引力。要想再让他们回乡种地，重过挨饥受冻的那种不死不活的日子，恐怕是难上加难了。
对陕西地方当局而言，招抚这么一大批降卒，也有实际困难。当时陕西正逢天灾人祸之后，仓储空虚，官军尚且不能保证粮饷的供给，哪里还有余力来供养这么一大批人。况且在当时许多人眼里，这些农民军都是些杀人放火、不讲信用的可怕人物。一般州县避之犹恐不及，哪里还敢去招惹？闭城不纳、甚至武力驱逐，便也是情理中的事了。
事实上，当时对朝廷危害最大的那几股农民军，一出汉中栈道，便杀掉了监察的安抚官，开始攻掠。这也说明，农民军在汉中投降时，就计划了这一手。
农民军的降而复叛，使陕西的局面顿时严峻起来。整个陕西给搅得翻了天。
高迎祥、李自成等部先后攻掠巩昌府（府治在今陇西）、平凉府（府治在今甘肃固原）、临洮府（府治在今甘肃临洮）、凤翔府（府治在今凤翔）等地几十个州县，先后打败贺人龙、张天礼等部，并斩杀了固原道陆梦龙。在这年的闰八月，李自成还一度把悍将贺人龙包围在陇州（今陕西陇县）。贺人龙与李自成有老乡关系，所以李自成曾派高杰劝降贺人龙，贺人龙不干。后来因洪承畴率兵解围，李自成才率兵退去。
当时活动于庆阳的另一股农民军，也乘势南下，攻到西安附近的三原（今三原）、泾阳（今泾阳）、耀州（今耀州）、富平（今富平）一带，西安震动。
在陕西境内的其他各部，也纷纷攻掠。河南、畿南的农民军则遥相呼应。
农民军之所以能如此气势冲天，还与这年后金的入侵有关。
崇祯七年（1634）五月，皇太极再次率兵，绕过山海关防线，从蒙古地区犯边，攻入宣府、大同等晋北地区，威胁京畿。朝廷除令宣大总督张宗衡，率总兵曹文诏、张全昌抗击外，还先后从陕西、河南调动洪承畴、左良玉、汤九州诸部参加抗击，造成陕西、河南等地兵力空虚，给农民军提供了可乘之机。
直到闰八月后金军队撤出长城一线后，洪承畴等才得以回师陕西，陕西等地的局面也随之有所改观。
洪承畴回师之后，便命总兵左光先率兵赴陇州。当时贺人龙已被李自成的兵马围在陇州40余日，处境相当困难。左光先率援军赶到后，与贺人龙内外夹击，大破农民军。
此年的九月，朝廷檄令河南、湖广、山西、四川兵分四道入陕会攻：
河南兵进入同州（今陕西大荔）、华州（今陕西华县）地区；
湖广兵进入西安府的商州（今陕西商县）、洛南（今陕西洛南）地区；
四川兵进入汉中府的汉中、平利、兴安（今安康）地区；
山西兵进入西安府的韩城（今韩城）、蒲州（今山西永济）地区。
此外，朝廷还调集防边的2万军队进入陕南参加会战。
由于朝廷的围剿，陕西境内的农民军被迫开始了新的突围。到第二年即崇祯八年（1635）的正月，分成两路的农民军主力，已基本上涌入了河南境内。
一路通过湖广郧阳地区，迂回杀入河南。这股农民军，据说多达20万人，其前哨已抵达郧阳、上津，后队还没有离开汉南，前后绵亘数百里。而当时郧阳的守军才不过数千人，根本无法抵挡，农民军如入无人之境。这支农民军在郧阳活动不久后，转而北上，进入河南地区。后来又往北杀入河南的南阳府和汝宁府境，向河南中部靠拢。
另一路农民军则直接由陕西杀入河南。这支部队声势浩大，当时有人描写道：
“七年冬，贼骑干余西来，立马西郭麦田中。已而大旗飘飏。遥望崖口以南，旌旗蔽空，甲光耀日，南尽南山，北尽河曲，波压云涌而至。惟闻马嘶之声，自朝至夜，连营数十里。……贼过，人畜践踏，路阔五六里，不知其众之几何也。”
这路农民军进入河南后，便兵分三路：一路从陕州（今陕县）渡黄河北上，到达山西平阳，不久又渡河重回河南怀庆地区，再杀向归德府（今商丘地区）。另一路从武关杀入南阳，进入湖广襄阳等地区，一番攻掠之后，再杀回河南南阳、汝宁等地，向北集结。第三路则从河南卢氏县，直接向东攻杀。
至崇祯八年（1635）正月，农民军主力大多集结在河南境内，形势十分危急。兵科给事中常自裕当时给崇祯帝上了一份紧急奏疏，说明当时河南的局势。他说：
“中原，自古以来就是天下安危所系。现在农民军一路从陕西东北境的商南、洛南进犯河南汝州，一路从湖广郧西、上津等处进犯南阳。虽有左良玉一旅驻防新安、渑池，陈治邦、乔国柱、张嶷数营扼守汝州，陈永福孤军堵南阳，但农民军人多势众，多路出击，大小七十二营，有二三十万之众，蜂屯伊、嵩、宛、洛之间，急于侵犯汝、宁、郑、宋诸地。上述诸营，除左良玉一军尚可堵拒之外，其余各军都不足以恃，农民军有何所畏而不长驱直入？！现在虽遣张全昌、曹文诏、秦翼明诸将，然各旅都是兵不满千，仅仅只是杯水车薪而已。”
常自裕说得十分明白，崇祯七年（1634）底，大批农民军主力聚集在南阳至洛阳一线，向河南东部和南直隶的西北部进发，而河南境内的官兵根本无法堵截。因此，常自裕要求朝廷立即向河南增饷增兵。速救心腹之患。
崇祯帝此时也急了。如果让农民军向东移动，不仅龙兴之地凤阳要遭殃，而且弄不好要殃及到长江三角洲地区。这可是大明朝的赋税重地！
崇祯帝于崇祯八年（1635）正月诏令洪承畴东出潼关，进入河南围剿，并从各地抽兵调将予以支持，希望能扼制住农民军在河南的的凶狠之势。
不幸的是，此举为时已晚，大祸已不可避免地要降临了。
第五章 步入深渊的内乱中原大乱（1）
崇祯七年（1634）十一月，崇祯皇帝曾作了一次较大的人事调整，那就是把陈奇瑜撤职查办，代之以洪承畴。
陈奇瑜在汉中因抚局失败而放跑农民军主力以后，崇祯皇帝并没有立即查办陈奇瑜，反而继续支持陈奇瑜，撤办那些被陈奇瑜指责为破坏抚局的陕西方面官员，如李嘉彦（宝鸡知县）、练国事及士民50余人，并派遣李乔代替练国事出任陕西巡抚。
崇祯帝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希望陈奇瑜能将功补过，重新扭转战局；另一方面，说实在的，也是因为他根本没有认识到农民军脱离汉中险境后，能如此迅速发展，把局面搅成这种样子。
随着陕西局面的恶化，以及给事中顾国宝和御史傅永淳等不断弹劾陈奇瑜的主抚误事，崇祯帝终于发现陈奇瑜惹下了多大的麻烦。当时，陕西方面的官员对陈奇瑜意见最大，认为陈奇瑜不仅做事不力，贻害陕西地方，而且还反过来指责陕西方面的官员，使不少陕西官员士绅受到处罚。因此，陕西方面的言论大有置陈奇瑜于死地而后快之势。
不知这些陕西方面的人士当时有没有想到，陈奇瑜这个外省人，虽贻误战机，给陕西惹下麻烦，但农民军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陕西人。说到底，还是陕西人给陕西惹下了麻烦。
在各方压力之下，崇祯帝决心临阵易帅，下令逮捕陈奇瑜，同时任命洪承畴出任兵部尚书，持尚方宝剑，总督晋、陕、豫、川、楚诸省军务，全面负责围剿农民军之事。延绥、宁夏、甘肃三边的防务，仍由其负责。
洪承畴当时已是崇祯帝在西北的王牌。在起用陈奇瑜时，朝廷曾考虑过调用洪承畴负责剿“贼”事业，但因西北边防事重，不能轻易换人才作罢。崇祯七年（1634）五月，后金攻入宣大一线，洪承畴匆匆赴边作战，至闰八月才回师陕西，投入对农民军的作战。没想到在这节骨眼上，西宁（今青海西宁）发生兵变，叛军杀州官，逐守道，闹得很凶。洪承畴只得亲赴西宁平乱。他这一走，本已空虚的陕西，更是挡不住农民军的攻势，弄得农民军尽占关陇之地。
平定西宁兵变以后，洪承畴重回围剿农民军的前线，但此时农民军已逸出陕西，涌向河南，中州形势十分危急。
崇祯八年（1635）正月，崇祯帝诏令洪承畴率兵东出潼关，督各路兵马，在河南境内扑灭农民军。
为了支援洪承畴，崇祯帝调集各地兵马近8万人，进入河南地区。除此以外，归洪承畴统一指挥的还有当时已在的左良玉、陈治邦、乔国柱、张嶷、陈永福各部。不久，又有张全昌、曹文诏、秦翼明等部，以及从辽东调来的祖宽、邓玘等部进入河南参战。
除调兵遣将之外，朝廷还破例大发粮饷。崇祯帝拿出内帑20万两，户部备饷78万余两，另留湖广新饷13万两，四川新饷2万两，以供军用。
崇祯帝此次可谓是用尽了全力。他严令洪承畴必须在6个月内肃清农民军于河南。
在这种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农民军是如何应对的呢？
据说，农民军主力在崇祯八年（1635）正月初，就已移至荥阳（今河南荥阳，位于郑州之西），并召开了著名的“荥阳大会”，商讨应对之策。
在荥阳参加会议的是所谓“十三家七十二营”。所谓“十三家”，即老回回、闯王、革里眼、左监王、曹操、改世王、射塌天、八大王、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等。“十三家”可以说是当时河南境内的农民军主力。
据说，当时各家首领已侦知朝廷大兵压境，所以坐下来商讨对策。老资格的老回回首先提出，
农民军应该进入山西地区，以避锋芒。
张献忠（八大王）一听，立即反驳说，这是胆怯之举，并讥笑老回回。老回回很生气，与张献忠争执起来。这时李自成赶紧出面调解，并说了一段后来很是著名的话。他慷慨激昂地说：
“匹夫尚可奋臂争先，何况我们有十万之众！？现在我们的兵力是官兵的十倍，即使关宁（山海关、宁远）铁骑开来，对我们也是无能为力。眼下之计，只有分兵出击，各部分头杀掠，能否奏效则听命于天。”
众头目一听，齐声赞同。于是各部抓阄，确定进兵路线。依次是：
革里眼（贺一龙）、左监王向南，抵挡湖广之兵；
横天王、混十万（马进忠）向西，迎击陕西之兵；
曹操（罗汝才）、过天星（惠登相）分屯荥阳、氾水之间，守黄河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