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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长期在陕西为官，熟悉陕西情形，所以他的部队在陕西打得不错，并赢得了不少声名。
就在此年的六月前后，因原延绥巡抚张梦鲸被义军的凶猛之势惊吓而死，洪承畴一跃而升任延绥巡抚，成为地方大员。从此以后，洪承畴更是卖力，而且心狠手辣，胆大心细，做事利索。到了崇祯四年（1631）十月，已深得崇祯帝信任的洪承畴，在杨鹤被捕以后，便顺理成章地代替杨鹤，升为陕西三边总督。
升任总督后的洪承畴，忠实地执行崇祯帝的政策，加紧了对陕西义军的残酷围剿，发起了前所未有的攻势，几乎是连战皆捷。陕西的形势开始好转。崇祯帝开始尝到剿的甜头，全力支持洪承畴。
崇祯五年（1632）春，洪承畴留饷20万，遣甘肃总兵杨嘉谟、固原总兵杨麟、临洮总兵曹文诏、延绥总兵王承恩、宁夏总兵贺虎臣等，各率其部，大举进剿陕西义军。洪承畴首选的攻击目标是“宁塞遗贼”。他们本都是神一魁的部众，是当时陕西境内最大的一股义军，首领是红军友、李都司、杜三等。他们与环庆的民变首领郝临庵、刘六合兵，屯驻在镇原（今甘肃镇原），兵势很盛。
在官兵的强大压力下，镇原的义军顶不下去了，便退守东西川、铁角城、芦堡垒等地，利用险要地势拼死抵抗，并威胁庆阳，寻机突围，试图杀入平凉府，借道突入凤翔府。
陕西巡抚练国事，急令固原（今甘肃固原）兵备王镇奇守住各隘口，令平府守备徐如翰守住泾州（今甘肃泾州）各关口，防止义军外逸。
同时，总督洪承畴立即从鄜州（今陕西富县）赴庆阳，指挥会战。当时，曹文诏率临洮兵，贺虎臣率宁夏兵也赶赴增援。双方在镇原之北的西澳展开激战，前后数十次。义军吃了大亏，首领杜三、杨老柴被斩杀，兵卒被杀数千人。战役以官军全胜而结束，朝廷称之为“西澳大捷”。
西澳大捷后，洪承畴等率兵乘胜进击。不久，洪承畴设伏斩杀不沾泥。曹文诏则设反间计除掉红军友，后于环庆击败可天飞、李都司，于耀州击败郝临庵等。
在洪承畴的强大攻势下，“宁塞之众”基本上被打下去了。至崇祯六年（1633），延绥巡抚陈奇瑜继续分遣诸将，搜剿余众，至此年底，陕西的局势基本上被稳住了。
但陕西局势的好转，并没有让崇祯帝及其朝廷松一口气，因为山西的问题已越来越严重了。
山西的动乱，虽有本身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因为陕西的影响。崇祯三年（1630）春，陕西的义军如老回回马守应、八金刚、王子顺、上天猴等部，分兵两路杀入山西北部。其后，王嘉胤、罗汝才、张献忠、李自成等也纷纷渡河，进入山西。同时，入援京师的陕西五镇兵马，临阵哗变，纷纷逃回山西等地从乱入伙。山西的局势一下子严峻起来了。
当时山西境内的义军，主要分成两路。一路以西南部的平阳（今山西临汾）为中心，一路以府谷（今府谷，在陕晋交界处）为中心。尤其是王嘉胤部，以府谷、河曲为据点，分兵转战各地，西南攻至延安、庆阳，并杀入山西焚掠，声势浩大。这股义军人数增至3万余人，将领百人，并设有左丞、右丞等官职，下辖自号闯王的高迎祥等一大批干将。
山西当局对于这些“乱民”的态度很坚决，就是武力剿灭。至崇祯四年（1631）四月，当时尚是副总兵的朝廷悍将曹文诏等，利用杨鹤大肆招降各路义军的有利时机，率重兵围攻驻守在河曲一带的王嘉胤部。
曹文诏用重兵围困河曲，断绝其粮饷供应之道。王嘉胤缺粮之下，突围而出，向南冲杀。曹文诏一路紧追，再败之于阳城（今阳城）。此年六月，王嘉胤被部将王国忠所杀。
当时的形势似乎对朝廷很有利。在陕西方面，杨鹤招抚了神一魁；在山西方面，曹文诏等解决了王嘉胤，因此杨鹤曾很高兴地给朝廷上书，说神一魁、王嘉胤两人已除，其他的小首领不过尔尔，消灭他们指日可待。没想到陕西神一魁降而复叛，山西的义军也没有因王嘉胤之死而彻底垮掉。他们经一度低潮之后，又重新集结起来，大搅山西。
王嘉胤死后，其部众并未溃散，而是重新选举左丞紫金梁（王自用）为首领，重树旗帜。王自用与各路首领深感相互联络的重要性，于是各部众共推王自用为首领，会合闯王高迎祥、扫地王、邢红狼、八大王张献忠、黑煞神、曹操罗汝才、乱世王、闯将李自成、闯塌天刘国能、满天星、老回回张守应、李晋王、党家、八金刚、混天王、蝎子块、点灯子赵胜、不沾泥张存孟、张妙手、白九儿、一阵风、七郎、大天王、九条龙、四天王、上天猴刘九思、丫头子、齐天王、映山红、摧山虎、冲天柱、油里滑、革里眼贺一龙等部，统称“三十六营”，约有20余万。在陕西之乱被平后，“三十六营”成了反叛朝廷的主力。
山西的战火越打越烈，范围也越来越大。高迎祥、罗汝才（曹操）、张献忠等分道四出，连陷大宁、泽州、寿阳诸州县，全晋震动。朝廷急命宣大总督张宗衡移镇平阳，巡抚许鼎臣驻汾州，分路守扼防御。并派李卑、贺人龙、艾万年等率关中兵赴山西入援。许鼎臣把此三将调至手下，但张宗衡又以总督的身份，传檄三将由他本人指挥，弄得三将无所适从。义军乘机占据临县之东的磨盘山（一名连枝山），并于崇祯五年（1632）九月前后分兵三路：一路据交城（今交城），窥太原，一路据吴城（今孝义境内），窥汾州，一路突入沁州（今沁县），陷武乡（今武乡稍东）、辽州（今左权）等，形势相当危急。
崇祯帝急忙采取应急措施，调兵遣将，对付山西的危局。
昌平镇左良玉被急调赴河南堵截。左良玉原系辽东名将，虽大字不识一个，但打仗骁勇。此次因李自成等部从晋城之南突入河南，攻克修武，河南乡绅情急之下，联名上疏朝廷请救。朝廷便急调左良玉率兵2千余人赶赴怀庆堵截。李自成、八金刚、过天星等后来虽重新杀回山西武乡，不久攻克辽州，而左光斗却留在了河南，负责河南的防务。
崇祯六年（1633）春正月，曹文诏被赋予大权。这是一次重要的人事变动。在此以前，山西的围剿，各自为政，总督、巡抚及各将领之间矛盾重重，无重臣节制。至此，曹文诏出任山西方面的前线总指挥，负责节制山西、陕西诸路兵马。
曹文诏绝非等闲人物，他是当时陕、晋前线最能干的将领之一。他是山西大同人，年轻时从军辽东，曾在熊廷弼、孙承宗手下做过军士。后由袁崇焕提拔，在祖大寿手下任游击。袁崇焕被逮后，曹文诏也随祖大寿叛逃，后投总兵马世龙，升参将。辗转回山西围剿农民军后，因功升副总兵、总兵。他在镇压陕西义军的过程中，屡建奇功，所以当时有一民谣说：“军中有一曹，西贼闻之心胆摇。”由此可见他的威望。事实证明，他出镇山西后，山西的情况有了明显的改观。
崇祯帝还特谕山西各地，要求支持曹文诏等部。当得知山西有的地方官不与曹文诏合作时，他严旨责成御史弹劾纠察，重重处罚。此年五月，崇祯帝还命太监陈大全、阎思印、谢文举、孙茂霖等出任曹文诏、张应昌、左良玉、邓玘等四支劲旅的监军，其职掌是记功过、催粮饷。为此，崇祯帝还发内帑4万两，素红蟒缎4000匹，红素千匹，让这4位太监于军前给赏，以示支持。
曹文诏与部将马科、曹变蛟等人一道，率领“逐一挑选、屡经战阵”的马步兵3500人，由庆阳出发，经潼关渡黄河，前往山西蒲州、河津，再向山西腹地深入，参加围剿。
曹文诏部，是所有参加围剿的官军中打得最好的一支。
曹文诏在河津经短暂休整后，开赴霍州（今山西霍县）。在霍州与农民军万余人发生了激烈的遭遇战，曹文诏率领的陕西兵骁勇善战，击杀农民军首领钻天鹞、上天龙。农民军溃逸。
曹文诏旋即挥师北上，在太原之北展开攻击。先败农民军于盂县（今盂县），追击途中，在寿阳（今寿阳）之东北的方山，再次大败农民军，斩杀其首领混世王，其余部为游击猛如虎逐走。
至此，太原之北的五台（今五台）、定襄（今定襄）、寿阳等地的农民军基本被曹文诏肃清。
为保卫太原，山西巡抚命曹文诏移兵平定州（今平定），备太原之东。总兵张应昌驻兵汾州（今汾城），备太原之西。贺人龙部为游兵，以备策应。
曹文诏便以平定为据点，不断出击，连败农民军于乐平（今昔阳）、和顺（今和顺）、太谷（今太谷）、范村（太谷之东一重镇）、榆社（今榆社），把在太原附近活动的王自用（紫金梁）、马守应（老回回）部逐走。
曹文诏部继续南下，追击农民军，连败农民军于高平（今高平）、泽州（今晋城）、润城（介于泽州与阳城之间）、沁水（今沁水）、阳城（今阳城），猛击过天星、紫金梁、老回回等部。
四月底，“三十六营”领袖紫金梁王自用在河南济源（今河南济源）病死。原本松散的农民军更陷入各自为战的分散局面，给朝廷的围剿提供了有利时机。
第五章 步入深渊的内乱山西征剿（2）
曹文诏为解豫北之困境，率部进入河南境内的涉县（今河南涉县）山区，围剿涌入此地的农民军。然后攻击河南境内的怀庆（今沁阳）、济源（今济源），斩杀农民军首领滚地龙等。此时，诸将李卑、艾万年、汤九州、邓玘及左良玉等，也纷纷率部合击，战场形势一度有利。
但到了此年的八月，却传来了曹文诏调离前线、赴大同任总兵的消息。前线官军一片哗然。
曹文诏这位骁勇善战的良将，没有败给农民军，却中了自己人的暗箭。当前线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却被调离了前线。
当时，有位叫刘令誉的巡抚御史，上疏朝廷，以作战不力、不援友军、骄横恣睢、虚报战况等罪名弹劾曹文诏。曹文诏与这位御史结怨，是在山西洪洞。当时曹文诏与乡居的刘令誉没有处好关系。至此，刘令誉巡视河南，曹文诏与他再次相见，仍是话不投机。刘令誉便伺机发难。
按理说，曹文诏在陕西、尤其在山西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他率部赴山西作战后，也几乎没有打过败仗。虽说偶尔也有夸大战功的嫌疑，但曹文诏连战连捷也是事实。遗憾的是，朝廷给他的结论却是“怙势而骄”，他竟然被调往大同。
导致曹文诏被调离的直接原因，仍是崇祯帝本人。崇祯帝做事，一向小事精明，大事糊涂，而且性格褊狭猜忌。那些言官、御史等，大都善于揣摩崇祯帝的心理，顺着他的思路办事，所以这些人提出的弹劾，往往正中崇祯帝的下怀，言无不果。
说起来，曹文诏真是一位难得的将才。他不仅能征善战，而且颇能顾全大局。在陕西打仗时，他屡建战功，却总是被洪承畴压住不报，吃了不少暗亏。御史吴芪Р黄健＜词谷绱耍芪内跃ぞひ狄荡蛘蹋挥幸馄檬隆！ �
陕西的平剿告一段落后，曹文诏又被派往山西，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