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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体仁你是热衷大学士的位置，才会揭发钱谦益的。如果钱谦益应当惩处，你早就应该揭发，怎么要等到今天！”
温体仁马上反驳道：
“在此以前，钱谦益只不过是个闲曹轻职，问题不大，所以就没有揭发，而现在揭发他，正是因为他要入阁，关系重大，目的是要朝廷谨慎用人。如果真要像章允儒说的那样，在此以前就打击他，那才真叫党同伐异呢！”
章允儒不服，又影射温体仁道：
“党同伐异之说，是小人陷害君子的借口，天启朝之事可鉴！”
此时崇祯帝已经不耐烦了，大发脾气，下令把田千秋的那份弊卷拿上来，责问钱谦益作弊是否属实？作弊当然属实，白纸黑字俱在。问题在于钱谦益并未直接参与，而仅仅是失察，两者之间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崇祯帝认为，只要你钱谦益承认天启二年（1622）浙江乡试确有科场案就行了，至于上述的本质区别，他就不必深究了。面对皇帝这样的逻辑，钱谦益还有什么话可讲，只好认罪。既然认罪，崇祯帝更觉得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崇祯帝至此连喊侥幸，庆幸自己明察秋毫，英明果断，没让钱谦益这样的人进了内阁。他大发感慨道：
“要不是温体仁，朕几乎就要犯下大错！”
他越想越气，因为对钱谦益这种人，竟还有这么多人为其如此出力。他叱令把那位叫得最凶的章允儒逮捕下狱，并严厉谴责了那班不识大体的群臣。
周延儒不失时机地向皇帝进言：
“会推的做法，表面上看起来公正，实际上作主的只有一二人而已。其他的人都不敢乱讲话，否则就会招来麻烦。况且田千秋之案已有定论，不必再费口舌。”
周延儒的话，犹如火上浇油。崇祯帝在当天就决定罢掉钱谦益的官，回籍听勘，最后的处罚是坐杖论赎。田千秋更是倒霉，原已判充军，才遇大赦，没想到又进班房再审，最后丢了性命。为钱谦益辩护的人，除上述的章允儒外，其他如给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壮等人，都坐了与钱氏结党之罪，被分别处罚。
温体仁、周延儒两人略施小计，就让崇祯帝上了当，从而把当时正得意的东林党人打得大败。
崇祯帝的本性，此时已开始暴露出来。尽管他登基以来，为政勤奋、辛苦，很有责任心，但他的许多致命弱点也越来越明显：他性格多疑、武断，甚至刚愎自用，听不得不同意见，缺乏良好的政治判断力，也不熟谙帝王的驾驭之术，除了罢官杀人之外，也没有什么有效手段控制局面。此时的他还只是听信温体仁罢免了钱谦益，上了一次小当。一年多后，他竟上了满洲人的大当，把自己最得力的辽东主将亲手杀掉。
既然这次廷推没有结果，崇祯帝便任命刚刚还朝的韩鑛出任了内阁首辅。
韩鑛属于东林派的官员，但处事温和老成。在天启年间，他曾出任过首辅，后因与魏忠贤集团不和，便辞职引退。崇祯元年（1628）五月，崇祯决定重新起用韩鑛。此时韩鑛才到京复职，便被任命为首辅。
韩鑛到京时，正逢大学士刘鸿训被重谴，韩鑛立即上疏申救，但崇祯帝没有给他面子。当时有御史，如毛九华、任赞化因不满温体仁攻讦钱谦益的做法，上疏攻击温体仁。崇祯便再召内阁及九卿诸大员质询。温体仁竭力攻击毛九华、任赞化是钱谦益的私党，崇祯帝同意这种看法。崇祯帝秉烛召韩鑛至内殿，严加训导说：
“进言者不忧国而植党，当重绳以法！”
韩鑛在退朝后立即上了一疏，劝诫崇祯皇帝。他说：
“做臣子的不可以植私党以事君主，但做君主的，也不可以随便以私党之类的名目来怀疑大臣。贬黜奖拔，应根据大臣的才品高下、朝事修废而定。如果朝堂官府，戈矛妄起，畛域横分，则不是朝廷宗社的福祉！”
韩鑛的意思，就是要皇帝不要动辄疑神疑鬼，不信任大臣，更不要偏听偏信，主观臆断，随便贬黜升迁官员，而应该根据正常的考核原则和手段来定夺。否则，不仅不能消除大臣植党营私的恶习，反而会引起文官的分裂，于朝政不利。
韩鑛一向以老成持重而闻名。他对朝廷政治体制及其本质的理解和领悟，自然要比年轻的皇帝精深得多。他深知，只有加强文官之间、文官与皇帝之间的相互理解、合作和信任，同舟共济，方能有希望渡过朝廷面临的重重难关。如果再这样吵闹下去，不仅不会有结果，反而只会于事无补，雪上加霜，使艰难的步履在沼泽中越陷越深。后来的局面，证明韩鑛的看法是十分有见地的。
第三章中兴之梦的破灭大清洗（1）
不幸的是，崇祯帝根本听不进此类劝告。在他看来，局面之所以恶化至如此地步，吏治是首要原因。要整顿吏治，大概也只有通过重典，别的办法没有什么用。因此，当这年年底有一位叫吴纳蕉诽岢隼贸珈醵辏�1629）的京察，进一步对阉党进行清算时，崇祯帝立即采纳了他的主意。
山东御史吴鲜杷担骸 �
“京察就近在眼前了，因此十分担心魏氏余奸利用京察，蒙混过关。这些余奸的所作所为，已超出了考功之法的范围，也不是考功之法所能定夺的。因此有必要先令部院科道，把魏氏党羽的罪名，清理一遍，先行惩处之后，再开始正常的京察。”
吴御史的意思，就是先要把魏氏集团的成员或与之有关的官员的旧账先清一清，该处理的先行处理，不要与正常的京察混在一起。这样一来，许多官员势必要被京察前的清算所打击，连京察的机会也没有，其打击面是相当大的，朝廷的动荡也在所难免。
崇祯帝采纳了他的意见，认为此举不失是改变朝廷政治的一条出路。在崇祯帝看来，帝国的局面，经过他一年多的苦心经营，理应有中兴的迹象，至少也应有所改观，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仍多有掣肘，积重难返。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他仍认为是吏治。因此，他便想借京察之机彻底整肃一番，且选定魏、崔集团的成员或有关联的那些人为目标，当时他也只能选此为目标。
崇祯二年（1629）正月二十四日，主意已定的崇祯帝召阁臣韩鑛、李标、钱龙锡及吏部尚书王永光到文华殿。崇祯帝给他们交待了任务。他明确表示要追究天启时那些附逆人员的罪行。为了确定证据，他发下当时那些有关给魏忠贤建祠称颂的奏疏，要求上述4人与左都御史曹于汴在内阁秘密评阅，确定名单，分定罪行，并再三叮嘱，不许让中书舍人之类的人员参预。至于具体的范围和依据，崇祯帝说：
“如事本为公而势非得已，或素有才力而随人点缀，须当原其初心，或可责其后效。惟是首开谄附，倾陷拥戴，及频频颂美，津津不置，并虽未祠颂而阴行赞导者，据法依律，无枉无徇。”
崇祯帝的话说得很漂亮，意思是只惩处那些骨干成员，而对那些附和之人，则不予追究。但具体执行起来，不可能如此，而且崇祯的真实想法，也不像说的那样好听。
首辅韩鑛、内阁大学士钱龙锡等都不太同意皇帝这种大兴刑狱的做法，因此在开始时仅列了四五十位众所周知的名单，上交皇帝。
当时不少人，甚至包括皇帝本人在内，都认为韩鑛、钱两人这样做，是怕结怨太多。这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这两位熟谙朝政的大臣，不想因此再次造成文官集团的动荡。试想：魏氏擅权时，真正能不与魏忠贤发生关系的大概只有两种人，一种就是东林党中的那批人物，另外一种或许就是魏忠贤等人用不着、看不上的人物。真正能像东林君子那样不顾身家性命而去抗争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去迎合、应付，这也是文官集团的一种传统、性格。除那些心怀不轨、借机往上爬的人外，大部分迎合魏忠贤的文官，也不见得有多大罪恶。读书人总想功成名就，希望在仕途中混出点名堂来，真正能看破名利的又有几个！更何况魏忠贤当时脸上并没有刻上大奸大恶之类的字样，反而是当时的“圣人”，皇帝的宠臣，他所做的事情，也都是以皇帝的名义去做的。若真论起来，最大的附逆者应该是天启皇帝！
崇祯帝早已忘了当初进宫接受皇兄遗命时，口口声声称誉魏忠贤劳苦功高的情景；也忘了他刚即位时对魏忠贤的态度。当然，也有人说崇祯帝是迫于形势，故作姿态，为的是日后翦除魏逆，这足以见其英明之至。那么试问：崇祯位尊天子，尚且迫于形势，故作姿态，而地位低得多的群臣是否也可以如此呢？崇祯帝这样做是英明之至，而群臣们这样做就是附逆，这就是无情的宫廷政治逻辑！
这样说并不是不分是非，一概而论。事实上，天启朝时确实有一帮无耻之徒，通过种种不齿手段，希图侥幸。这些人应该受到惩处，付出代价。但崇祯帝打击的范围，远不止这些人。因此，当他看到韩鑛等上交的名单时，大为不满，下令再议。
韩等人只得再议。在增加了数十人后，又把名单交给了皇帝。
这次崇祯帝被激怒了。他明令韩鑛等人，以“赞导”、“拥戴”、“颂美”、“谄附”为目，分类扩大范围，增加人数。他气呼呼地说：
“魏忠贤小小一位宫内宦竖，如没有外廷助虐，何能到这种地步？另外，那些追随他的内廷党羽，也要列入。”
崇祯帝说这话时，大概没有想到他在几年后竟又重用宦官，最信任宦官。韩鑛不服，不软不硬地顶了一句：
“外廷不知内事！”；
崇祯帝立即斥责道：
“岂皆不知？特畏任怨耳。”
意思是你韩鑛对内廷之事，岂能事事不知？只不过是怕招惹是非怨恨罢了。
到了二月初九日，崇祯帝又把韩鑛等人召入便殿。韩鑛等见桌上放着一个黄袱包，内装许多奏疏。原来，崇祯帝竟不辞辛苦，把那些红本奏疏亲自翻出，要韩鑛等依此红本一一取录入案。韩鑛见状，大吃一惊，知道皇上是想借此大兴株连，便立即推托说：
“臣等职在调旨，三尺法非所习。”
意思是我不熟悉刑名，胜任不了这项工作。崇祯帝便又把吏部尚书王永光召进来询问，王永光据实回答说：
“吏部只习考功法，不习刑名。”
王永光讲的是实话，他虽是吏部尚书，但只习考功法，同样不习刑名，意思是他本人也与韩鑛一样，不能胜任。王永光的态度之所以也不积极，是因为他自己正被言官弹劾，说他是“阴附阉党”。在这种情况下，他能积极么？崇祯帝所定下的标准中的那条“虽未祠颂而阴行赞导者”，真是可以无限发挥：即使你未参加祠颂，也可以把你归入“阴行赞导”之列，因为“阴行赞导”的范围实在太大了。除了那些公开跳出来反对魏氏的英雄外，其他人大概都属于广义上的“阴行赞导”的范围！王永光就是吃了这个亏！
既然韩鑛、王永光都这样异口同声，崇祯帝也不好再深究下去了。于是他又诏令刑部尚书乔允升、左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