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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叶向高毕竟还有文人的不少禀性。在魏忠贤向他公开表示不敬后，他还是沉不住气，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文人心理占了上风，最后坚决要求挂职而去。或许是叶向高已预计到了后来的局面，才毅然辞职，使自己与魏忠贤之间留下一点余地，免得以后遭其毒手。假如是这样的话，叶向高确实是高明之至，并也达到了目的，因为他活到了崇祯初年，在魏忠贤专权的黑暗时代能侥幸过关，未遭血光之灾。
天启四年（1624）九月叶向高的去职，使原先本已脆弱的政治平衡迅速打破。失去叶向高的东林党阵营，很快土崩瓦解，魏忠贤终于达到了目的。
或许是苍天已经预知人间即将到来的灾难，而以它特有的方式警告芸芸众生。就在这时，已过汛期高峰的黄河突然在徐州铜山县东南的奎山（魁山）决口，徐州城内水深丈余，徐州府治只能迁到云龙山办公。
不过，人间似乎并不理会这些警戒，仍一步步地滑向深渊。
同年十月，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被罢免。争端是因御史崔呈秀而起。御史崔呈秀巡按淮扬，一路贪赃枉法，等到还朝时，高攀龙按惯例对他进行考察，发现了他的贪秽之状。赵南星立即议处崔呈秀充军戍边。崔呈秀大急之下急忙跑到魏忠贤那边，哭诉委屈，并说：
“不去赵南星、高攀龙之流，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
于是，魏忠贤便开始策划阴谋，最终逼赵、高下台，同时受牵连的还有魏大中、夏嘉遇。赵、高的下台，使东林党失去了对都察院、吏部这两个核心部门的控制。
天启四年十一月，吏部侍郎陈于廷、御史杨涟、佥都御史左光斗被削籍。
不久，才当了一个多月首辅的韩也被迫辞职回家。韩爌廉直自持，没有手段。他当上首辅后，大学士魏广微竟要求分享他的首辅权力，魏忠贤则公开支持魏广微。老实巴交的韩爌只有辞职。
十二月，与叶向高、韩爌、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关系密切的内阁中书汪文言，被下镇抚司狱。魏忠贤希望从这位小人物的身上打开缺口，再行株连，兴大狱，全面打击东林党人。这一招既狠又毒，后来东林党人为此吃尽了苦头。
不久，首辅朱国桢罢职。朱国桢才刚刚接替首辅之位，就被魏忠贤的人弹劾。大学士魏广微也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他只得辞职。不过魏忠贤觉得这位老家伙还算顺眼，放了他一马。魏忠贤对手下的人说：
“这老家伙也是邪人，但不作恶，可以让他体体面面地回去。”
有了魏忠贤这句话，朱国桢才保住了颜面，在离京前被加少傅少保，朝廷派行人护送回乡。朱国桢是这一时期被解职官员中最风光的一个。
魏忠贤也并不是无所禁忌。当时最令魏忠贤头痛的是孙承宗。当魏忠贤在京师力排东林党官员时，东林党的辽东督师孙承宗突然要求入朝祝贺皇上万寿节（十一月十四日，天启帝的生日），据说孙承宗是想借此向皇上当面揭发魏忠贤的罪行。魏广微立即向魏忠贤提出警告：
“孙承宗拥兵数万，将清君侧，兵部侍郎李邦华是其内应。”
魏忠贤非常紧张，在天启帝边上直打转，急得直哭。天启帝也担心孙承宗此举，命阁臣拟旨，商量对策。顾秉谦奋笔拟下一道十分严厉的圣旨，内称：“无旨离信地，非祖宗法，违者不宥！”并连夜打开宫门，召兵部尚书入宫，由兵部尚书连下三道命令，由飞骑连夜送出，严令孙承宗停止前进，立即返回驻地。孙承宗接到圣旨和兵部令时，虽已到通州，但他最终还是未敢再往前跨出一步。魏忠贤此时也得知，孙承宗并没有带什么人马随行，真是虚惊一场。
假如孙承宗继续向北京进发，而且也带着足够的人马的话，朝廷后来的局面是否仍会这样惨烈，就不得而知了。当然，对于像孙承宗这样的文臣，也难以想象他能做出抗旨不遵的事情来。不过，当时朝廷上下都已知道魏忠贤控制着天启帝及朝廷上下，自然也应该明白圣旨中难免掺了魏忠贤的水分，甚至有些圣旨就是魏忠贤本人的意思，但奇怪的是，东林党人中竟没有一个人对此提出过质疑，始终不敢越雷池半步。他们抱着只要是圣旨就须无条件执行的绝对信念。或许也正是如此，魏忠贤以及后来魏忠贤式的人物能如此狐假虎威，猖獗之至。
第二章荒唐岁月荒唐事血洗“东林”（1）
魏忠贤把那些东林党骨干清除出朝廷后，已基本上控制了朝政。至此，他便开始向东林党全面开刀了。
他首选汪文言作为突破口。
汪文言是南直隶徽州府歙县人（今属安徽），本是一位布衣。这徽州地区，虽地瘠人贫，但出了不少巨商大贾，实力雄厚。而且这些徽州商人，十分崇尚人文，喜交接文人官宦，一旦发家致富，则必然要子弟读书做官，求取功名。这位汪文言大概就是有这样背景的一位人物。他在万历末年游京师，捐纳了一个监生的身份。由于他为人侠义，人也聪明有术，所以结交了不少朝廷要员，如开始时与宫中的实力人物王安、内阁首辅叶向高等人，后来又与韩爌、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关系都十分密切，也难免参与了不少党争之事。叶向高对他十分欣赏，破格提拔他做了内阁中书。这个位置，对一个捐纳监生来说，当时是不太容易的。
魏忠贤原先也不会考虑到用汪文言作为突破口，内阁中书这样的人物毕竟还是太小了一点。问题是出在阮大铖身上。
这位阮大铖也是安徽人士，极具才华，后来孔尚任在《桃花扇》中给了他不少笔墨，把他渲染得家喻户晓，这是后话。阮大铖与东林党人原先并无矛盾，而且与汪文言、左光斗是同乡，关系相当密切，也互知底细。但问题也就出在同乡、朋友这层关系上。
当时吏科都给事中一职空缺，左光斗有意让阮大铖顶这个职位，而阮大铖论资历也应该升迁此职。于是，左光斗便把家居的阮大铖召回。没想到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几位东林党魁，认为阮大铖性格轻躁，不适合任此职，便改由魏大中担任，阮大铖改补工科给事中。兴冲冲的阮大铖犹如冷水泼脸，很不高兴，不仅不感激同乡好友左光斗的提拔，反而记恨起左光斗、魏大中来。东林党人对阮大铖的做法，违背了古训，即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最终吃了大亏。
阮大铖心怀不满，竟唆使同事傅櫆，出面弹劾汪文言结纳左光斗、魏大中，徇私舞弊。汪文言随即被下了诏狱。然而东林党人当时在朝廷还占有优势，而且汪文言也是叶向高提拔的，所以当时负责此案的镇抚使刘侨还是就事论事，没搞什么株连，只是把汪文言除了名，廷杖了事。据说御史黄尊素专门给刘侨打了招呼，说是汪文言不足怜惜，但不要由此祸及缙绅，刘侨也同意并照办了。
魏忠贤自然不满意这种处理，便以刘侨办事不力而撤了他的职，起用许显纯主持镇抚使。不久，御史梁梦环投魏忠贤之意，上疏再劾汪文言，旧案再提。魏忠贤随即指令许显纯将汪文言逮捕下镇抚司狱，严加鞫治。同时，大理寺丞徐大化，也在魏忠贤的指使下，上疏纠弹杨涟、左光斗等人，党同伐异，招权纳贿。这样一来，汪文言的案子一下子就复杂起来了。
魏忠贤与东林党人当时已是水火不容，仇怨很深，大规模打击迫害东林党人，也是不可避免之事。汪文言只不过是魏抓到的借口而已。东林党人在劫难逃。最不值得的是阮大铖。他最初唆使同事弹劾汪文言，本意也只是公报私仇，出口恶气，他大概也没有想到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后来他活得不尴不尬，遭人唾弃，跟他的这一举措是分不开的。
汪文言被逮捕后，许显纯按照原先制定的策略，一步步逼供、诱供，用尽手段，想撬开汪文言之口，株连东林党人。
株连的名单早已初步拟定。顾秉谦、魏广微两位内阁大学士在此以前就编定了一份《缙绅便览》，把叶向高、韩爌、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百余名东林党人或与东林党关系密切之人，定为邪党，同时把黄克缵、王永光、徐大化、贾继春、霍维华等同党定为正人，交给魏忠贤，由魏忠贤根据这份名册来定黜徙。
不久，王绍徽又根据《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将”的名目，重新编排了《东林点将录》交魏忠贤。崔呈秀也编了一份《同志录》，内录东林党人名单，另编《天鉴录》，收录不附东林党人的官员名单。这样，魏忠贤已基本上把当时朝廷的官员分成东林党和非东林党两大类，以示甄别。
为了把东林党诬蔑成人人痛恨的邪党，魏忠贤又指使手下为“梃击”、“移宫”、“红丸”三案翻案。首先由御史杨维垣、给事中霍维华提出重新评判三案，痛斥刘一燝、韩爌等东林党人当时的处理方法，并由此涉及到辛酉（1621）、癸亥（1623）的京察以及其他之事。凡是东林党人否定的人或事，此时全都被翻了过来。到后来甚至发展到了凡是对魏忠贤手下的人有冤恨，或者他们不喜欢的人，一概被安上东林党的罪名，予以打击。到天启五年（1625）四月，朝廷重修《光宗实录》，把上述的这些“成果”以法定形式确立下来。
对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评价，往往反映了现实政治的倾向，甚至直接就是现实政治的表现。东林党人当时为整倒方从哲及其同党，一上来就追论“红丸”等案，从历史事件入手，达到现实党争的目的。魏忠贤上台后，也同样采取了这种手法。最可怜的是李可灼，他为了那粒该死的红丸，开始是获赏，后来又被罚俸、甚至充军，魏忠贤重论“三案”之后，他又被免除充军，真是朝悲暮喜，大起大落。同样的事，同样的人，因不同的人当政，结果是迥然不同！因此，小人物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最好不要去掺和，因为小人物往往是政治斗争中的棋子，具体放在哪里由不得自己作主。
魏忠贤深知，要置东林骨干于死地，像“移宫”之类的罪行还不足至此。汪文言在天启四年底被捕后，许显纯原准备用“移宫”等罪名来迫害东林党人士，并于次年三月正式逮捕前左副都御史杨涟、佥都御史左光斗、给事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太仆寺少卿周朝瑞、陕西副使顾大章等。这六人是东林激进分子，被称为“东林前六君子”。大理寺丞徐大化认为原定罪名过轻，杀之不足以服众，应该给他们上纲上线。于是，徐大化给魏忠贤出了条毒计：
“如果只定他们‘移宫’罪，则无法与贪赃枉法搭上边。如果以杨镐、熊廷弼行贿、他们纳贿来定罪，则事关重大，杀之也更有名目。”
徐大化所以定出这条毒计，也是事出有因。熊廷弼兵败辽东后，被朝廷论处死罪，他为了活命，据说曾托汪文言向内廷许诺行贿白银40000两，得以暂缓执行死刑。但这位熊廷弼也算是清官，平时也没有什么积蓄，所以话虽说出，到时却又拿不出这笔钱，这下可惹恼了魏忠贤之流，熊廷弼自然也难以活命了。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