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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被机器排挤的工人会得到补偿的理论
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托伦斯、西尼耳、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一系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断言，所有排挤工人的机器，总是同时地而且必然地游离出相应的资本，去如数雇用这些被排挤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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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有一家壁纸工场，资本家雇用100个工人，每人每年30镑。因此他每年支出的可变资本总共是3000镑。现在他解雇50个工人，雇用剩下的50个工人操纵他花费1500镑买来的机器。为了简单起见，我们把厂房、煤炭等等都撇开不说。再假定每年消耗的原料仍然是3000镑。经过这样的形态变化是否“游离”出任何资本呢？按旧的生产方式，在支出总额6000镑中，一半是不变资本，一半是可变资本。现在这个总额中，4500镑是不变资本（3000镑用于原料，1500镑用于机器），1500镑是可变资本。可变的或转化为活劳动力的资本部分，不再是总资本的一半，而只是总资本的1/4。在这里，资本并没有被游离出来，倒是被束缚在一种不再同劳动力相交换的形式中，也就是说，可变资本转化为不变资本。现在，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这6000镑资本再也不能雇用50个以上的工人。机器每改良一次，这笔资本雇用的工人也就减少一次。如果新采用的机器的费用少于机器所排挤的劳动力和劳动工具的总额，比如说，不是1500镑而只是1000镑，那末，1000镑可变资本就被变成了不变资本，或者说，被束缚起来，而有500镑资本被游离出来。假定年工资是相同的，在解雇50个工人的情况下，这500镑资本就形成大约16个工人的就业基金，其实大大少于16个工人，因为要使500镑变成资本，就必须把其中的一部分再转化为不变资本，因而也只能把一部分转化为劳动力。
再假定制造新机器会雇用较多的机械工人，这是不是应该算作对被解雇的壁纸工人的补偿呢？在最好的情况下，制造新机器所雇用的工人也比使用新机器所排挤的工人要少。这1500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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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只代表被解雇的壁纸工人的工资，现在在机器的形式上则代表：1、制造机器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价值；2、制造机器的机械工人的工资；3、落到他们的“雇主”手里的剩余价值。此外，机器一经制成，在它报废以前就不需要再更新。因此，要连续雇用追加的机械工人，壁纸厂主就必须一个接一个地去用机器排挤工人。
事实上，那些辩护士也并不是指用这种方式游离资本。他们指的是被游离出来的工人的生活资料。不可否认，例如在上述情况下，机器不仅游离出50个工人，从而使他们成为“可供支配的”，同时还割断了他们同价值1500镑的生活资料的联系，因而也就“游离”出这些生活资料。因此，机器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这一简单而又毫不新奇的事实，用经济学家的话一说，就成了机器替工人游离出生活资料，或机器把生活资料变成用来雇用工人的资本。可见，一切事情全看你怎么说。真是：好话能遮丑。这就是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学术”水平，现代庸俗经济学的“学术”水平也不过如此。
按照这个理论，价值1500镑的生活资料，是一笔靠五十个被解雇的壁纸工人的劳动去增殖的资本。因此，一旦这五十个人被迫休假，这笔资本也就无事可做，但是在找到新的“投资场所”以前，它是不会安闲的，在那里，上述这五十个人可以重新在生产上消费它。可见，资本和工人迟早总要重新会合，而到那时补偿就实现了。可见，被机器排挤的工人所受的痛苦，正象这个世界上的财富一样，也是暂时的。
价值1500镑的生活资料，从来没有作为资本同被解雇的工人对立过。作为资本同他们对立的，是现在转化成机器的1500镑。仔细地考察一下就会看出，这1500镑只是代表被解雇的50个工人一年所生产的壁纸的一部分，工人们从雇主那里以货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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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而不是以实物形式得到这一部分作为工资。他们用这些转化成1500镑的壁纸购买具有同样价值的生活资料。因此，这些生活资料对于他们来说，不是资本，而是商品，而他们本身对于这些商品来说，不是雇佣工人，而是买者。机器把他们从购买手段中“游离”出来，于是就把他们从买者变成非买者。因此对这些商品的需求减少了。如此而已。如果这种减少了的需求没有其他方面的增加了的需求来补偿，商品的市场价格就会下降。如果这种情况延续的时间较长而且范围较广，生产这些商品所雇用的工人就会被解雇。以前用来生产必要生活资料的一部分资本，就以其他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当市场价格下降和资本转移时，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所雇用的工人也从一部分工资中被“游离”出来。可见，辩护士先生们并没有证明，机器由于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同时就把这些生活资料变成雇用这些工人的资本；这些先生们反而用他们经过考验的供求规律证明了，机器不仅在采用它的生产部门，而且还在没有采用它的生产部门把工人抛向街头。
被经济学上的乐观主义所歪曲的事实真相是：受机器排挤的工人从工场被抛到劳动市场，增加了那里已有的供资本随意剥削的劳动力的数量。我们在第七篇将会看到，机器的这种作用，在这里被说成是对工人阶级的补偿，其实正相反，是对工人的极端可怕的鞭笞。在这里只指出一点：从一个工业部门被抛出来的工人，当然可以在另外一个工业部门找职业。如果他们找到了职业，从而在他们和同他们一道被游离出来的生活资料之间重新建立了联系，那末，在这里起媒介作用的，是正在挤入投资场所的新追加的资本，而决不是过去已经执行职能的并且现在转化成机器的资本。并且，即使如此，他们的前途也是多么渺茫！这些因为分工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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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畸形的穷人，离开他们原来的劳动范围就不值钱了，只能在少数低级的、因而始终是人员充斥和工资微薄的劳动部门去找出路。其次，每个工业部门每年都吸收一批新人，供该部门用于人员的正常补充和扩充。一旦机器把一部分至今在一定工业部门就业的工人游离出来，这些补充人员也要重新分配，由其他劳动部门来吸收，不过，原来的那些牺牲者大部分在过渡期间堕落丧亡。
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机器本身对于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机器使它所占领的那个部门的产品便宜，产量增加，而且最初也没有使其他工业部门生产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发生变化。因此，完全撇开年产品中被非劳动者挥霍掉的巨大部分不说，在应用机器以后，社会拥有的可供被排挤的工人用的生活资料同以前一样多，或者更多。而这正是经济学辩护论的主要点！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如此等等，所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简单地宣称，对机器本身的考察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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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证明，所有这些显而易见的矛盾都不过是平凡现实的假象，而就这些矛盾本身来说，因而从理论上来说，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于是，他们就用不着再动脑筋了，并且还指责他们的反对者愚蠢，说这些人不是反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而是反对机器本身。现代庸俗经济学力图将这些反对者排挤出学术界或学术界的上层，以便他们真正愚蠢的理论能够大行其道。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绝不否认，在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中也出现短暂的不便；但是哪个徽章没有反面呢！对他们说来，机器除了资本主义的利用以外不可能有别的利用。因此，在他们看来，机器使用工人和工人使用机器是一回事。一语揭穿现代庸俗经济学生产理论的实质。所以，谁要是揭露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真相，谁就是根本不愿意有机器的应用，就是社会进步的敌人！这完全是著名的杀人犯比耳·赛克斯的道理：
“陪审官先生们，这些行商确实是被杀死了。但这不是我的罪过，这是刀的罪过。难道我们因为这种短暂的不便就该禁止用刀吗？请你们想一想！没有刀，哪里有农业和手工业？刀在外科手术上不是很能为人造福，在解剖方面不是给人带来知识吗？此外，在备办喜筵时，刀不是一位称心的助手吗？如果你们禁止用刀，那就等于把我们拖回到野蛮时代的深渊。”
虽然机器在应用它的劳动部门必然排挤工人，但是它能引起其他劳动部门就业的增加。不过，这种作用同所谓的补偿理论毫无共同之处。既然任何一种机器产品，例如一码机织布，总是比被它排挤的同种手工产品便宜，所以就产生一条绝对的规律：如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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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生产的物品的总量同它所代替的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的物品的总量相等，那末，所使用的劳动总量就要减少。生产劳动资料本身如机器、煤炭等等所需要的劳动量的增加，同使用机器而引起的劳动量的减少相比，必然较小。不然的话，机器产品就会同手工产品一样贵，或者更贵。但是事实上，人数减少了的工人所生产的机器制品总量不是不变，而是远远超过被排挤的手工业制品的总量。假定生产40万码机织布所使用的工人，少于生产10万码手工织布所使用的工人。在四倍的产品中包含四倍的原料。因此原料的生产也必须增长为原来的四倍。至于所耗费的劳动资料，如厂房、煤炭、机器等，那末，生产这些东西所必须追加的劳动可能增长的界限，随着机器产品量和同数工人能够生产的手工产品量之间的差额而变化。
可见，随着机器生产在一个工业部门的扩大，给这个工业部门提供生产资料的那些部门的生产首先会增加。就业工人数量会因此增加多少，在工作日长度和劳动强度已定的情况下，取决于所使用的资本的构成，也就是取决于资本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的比例。这个比例又随着机器在这些行业中已经占领或者正在占领的范围不同而有很大变化。随着英国机器体系的进展，注定要落到煤矿和金属矿中去的人数惊人地膨胀起来，尽管最近几十年，由于矿业中使用新机器，这种增加变得缓慢了。一种新工人随着机器出现了，这就是机器的生产者。我们已经知道，机器生产以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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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规模占领这个生产部门本身。再拿原料来说，毫无疑问，例如棉纺业的飞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植棉业，从而不仅大大促进了非洲的奴隶贸易，而且还使饲养黑人成了所谓边疆蓄奴各州的主要事业。1790年，美国进行了第一次奴隶人口调查，当时共有奴隶697000人，而到1861年大约有400万人。另一方面，同样明确的是，机械毛纺织工厂的兴旺，以及耕地不断变成牧羊场，引起了农业劳动者的大量被驱逐和“过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