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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结果，并不是单纯的明辨是非，或者去非存是。因为就是非论是非，很容易导致分裂的局面，也是一种不圆满。管理必须在圆满中分是非，也就是“要有是非，但要分得圆满”。这样我们才能够体会中国人常说“对有什么用”的道理。“不对不可以，对并没有用”，显得圆满大于是非，目的在使大家都有面子。
第25节：大易与管理（16）
均衡指择乎中道，兼顾各方面的利益，是一种“不偏倚”的状态。中国人自称“中国”，不是自以为居天下之中的上国，而是以“中”立“国”的意思。中国自古以来，便能时时兼顾各方面的利益，所以包容力与同化力极强，因而建立了世界上难得的文化大国。
“中”的意思，其实就是“合理”。中国即指“凡事求合理的国家”，中国人应该凡事求合理，才合乎以“中”立国的要求。
管理的目标，不是单纯的“追求利润或利益”，而应该由“利”而“乐”，由“乐”而“和”，然后再由“和”而“安”。贯通“安、和、乐、利”，把“和、乐、利”统合在“安”的大前提之下。追求“安、和、乐”的“利”，必须兼顾各方面的利益，才能不偏不倚、合乎中道，。管理要想减少障碍、消除劳资的鸿沟、使顾客长期忠诚、与社会大众和睦共处，就要注意保持均衡。
统一指浑然一体、没有差别、把矛盾统一起来，是一种“不对立”的状态。一切事物都有矛盾的存在，矛盾不但不可怕，反而是引起变化的原动力。中国人向来主张“分中有合，合中有分”，不使矛盾对立，便可以设法加以统一；不必消除矛盾，也不可利用矛盾，而是把矛盾统合，即是“同则相亲，异则相敬”，容小异于大同。
管理固然重视一致性，也应该注意其变动性。中国人懂得“兼顾”的道理，凡事先立于“两难”的起点，知道“不一定”就如此。既不固守一致，也不一味求变，而是“兼顾”到“合理”的地步。管理者胸怀宽大，不执着，也不一心求新求变，自然“站在‘不变也变’的立场”，达成“合理的解决”，即能统一。
和谐指内心快乐、生命充实、在和气中分高低，是一种“不冲突”的状态。人不免要竞争，西方人主张“用争来争”，所以冲突不断、大伤和气。中国人擅长“以让代争”，在“让来让去”的和平气氛中竞争——没有冲突，也不伤和气。中国人的“官职”，都不是争来的。有谁公开承认自己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当上这个官职的？
第26节：大易与管理（17）
管理不可能不竞争，可是对内、对外，都不可能公平，所以“不争则已，一争就不择手段”。大家都寄望于“良好的游戏规则”，却又坚持“现行的游戏规则对我不利”，因此公然不遵守规则，还理直气壮地毫不让步。而中国人发挥用礼让来竞争的精神，才能够在和谐中分高低，不冲突却能达到竞争的目的。
凡是管理得圆满、均衡、统一而又和谐的，也就是按照大易管理的基本架构，来实施的管理，都称为大易管理。相反地，管理得四分五裂、偏重一方面利益、呈现对立而又处处冲突的，便不是大易管理。不错，大易管理的要求比较高，一般人不容易达到，必须把握一些基本法则，勉力去做，才能实现预期的目标。这些基本法则，正是“内方”的部分。要外圆必先内方，所以内方是大易管理的基础。
管理的起点，是“修己”。管理者自己修治自己，正己然后可以正人。管理者修己，不是为了做圣人，而是非如此不足以服众，是唯一的途径。
修己是修治什么？答案简单明了，就是“公正”。所有管理上的缺失，源自一个“私”字。如何“立公心”，则为管理者努力修治的准绳。一切秉公，自然从容合理。即使偶有错误，大家也能谅解，并且尽力补足。
公正、公平、公开是不能连着一口气说完的，因为管理只能够保证公正：事实上不可能确保公平；至于公开不公开，更是难说。
修己的目的在于安人。修己是爱己，安人是爱人。前者是“己欲立”、“己欲达”；后者则为“立人”、“达人”。管理必须消减各种不安，力求安人。但是“消减”不表示“消灭”，因为组织内外时刻都可能不安；而且“安”的程度，也各有不同。所以管理上的安人，以“合理”为度。无论股东、员工、顾客，或社会大众，都以合理的“安”为决策的依据。换句话说，管理就是在求安股东、安员工、安顾客与安社会大众，而且这四方面缺一不可。
管理的意义既在于修己安人，管理的内涵便是“管事与理人”。中国人把管理的道理通称为“做人做事的道理”，可见“人”与“事”都是管理的主要范围。管事现在称为“工作绩效”，理人现在称为“人际关系”。两者兼顾并重，才能确保管理达到前述的圆满、均衡、统一而又和谐的境界。
第27节：大易与管理（18）
管事的部分应该尽量科学化，大易管理必须采用科学的办事精神，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过，大易管理，在以“正德”、“利用”、“厚生”之道，来运用各种科学的管理工具。因此科学要和伦理相结合，即是管理科学要赋以伦理观念，才不致出现严重的管理失调现象。今天许多沉沦于物欲享受、自甘于堕落颓唐甚至丧失道德勇气的现象，便是只知科学不管伦理的后果。我们推行科学管理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西方管理的弊端，以人本的科学，来实施合乎人性的管理。
理人的部分，则显然应该尽量艺术化。西方艺术，多属英雄豪杰式的伟大，令人崇敬、膜拜。我国艺术，则为圣贤式、仙佛式的庄严与亲和，使人如沐春风。西方管理的艺术，表现在管理者自身的伟大。中国管理者则必须以其伟大影响众人，使追随者也因而伟大。
管理是科学，也是艺术。然而大易管理，特重科学与伦理合一、艺术与品德结合，所以不是“管人理事”而是“管事理人”。主要区别在“不重管人，不可不理人”，使人性的尊严备受器重。
在当今倡导人性管理的声浪中，大易管理的地位越来越受重视，原因是中国人对人性的了解与人心的洞察，实在是举世第一。
管理的方法，首先要求定位，称为“絜矩之道”。组织成员各有职务，各有作用，调和得很好，合成一个方形。我们不喜欢金字塔式的组织精神，所有成员都隶属金字塔顶端的首长，心就不得其平。絜是“合”，矩为“方形”：组织成员彼此有关系，却并不互相隶属，各尽其责，自由自在，那样才能心平，也才合乎人性。
其次要定性，称为“经权之道”。经指有所不变，权即有所变，站在有所不变的立场来有所变，便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最高管理智慧。可惜有些人根本误解“以不变应万变”的真义，仅知变而不知常，难怪其乱变了。
持经达权，便是有原则地应变。有经无权的管理，过分僵化与呆板，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而有权无经的权变理论，则过分偏向权宜应变，容易流于乱变。唯有把握有经有权的精神，才能适时定性，做到合理化的地步。
第28节：大易与管理（19）
絜矩之道的定位，正是今日所谓分工专职。组织成员各有所司，而又彼此配合，共同朝向目标，尽力而为。经权之道的定性，则是依据安人的原则，审视时、地、人、物、财的变数，给予合理的措施。
至于管理活动，就项目而言，计划、组织、领导、控制与训练，都与西方相同；但是无论哪一项目，均以“安人”为准则，显然为西方所不及。
大易管理强调一切管理功能都在于安人。计划是肯定今后几年如何安人，组织是聚合安人的力量，领导是发挥安人的潜力，控制是保证今后几年如何安人，训练也是建立安人的共识与充实安人的能力。
既然管理活动共同以安人为本，那么“圆通”就成为管理活动共同的标准。“圆通”与“圆滑”一字之差，极易引起误会。中国人最讨厌“圆滑”，最欢迎“圆通”。我国的方圆哲学，讲求外圆内方。管理要圆通，却不可无原则。从表面看起来，“圆通”和“圆滑”完全一样，都是“推、拖、拉”。但是从效果看，两者完全不同。解决问题的推、拖、拉，叫做圆通；不能解决问题的推、拖、拉，则是圆滑。中国人不可以不推、拖、拉，更不可以不合理解决问题，所以凡事必须协调，以求圆通。
“圆”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称为“大方”。管理要大方，就必须方中求圆。一方面把人的创造力发挥到极致，一方面也明白人的极限，谅解其有限性。
大易管理，十分重视科技的应用。我们常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规矩便是管理工具，非科技化不可。但是管理工具是用来成方圆的。管理者的科技，必须与人文素养相贯通，才不致落入“两极化”的陷阱。不是“一不做二不休”，管它后果如何，先展示个人魄力再说，便是“想太多、不敢做”，成为鸵鸟式的乡愿。
方中求圆，看起来势必相当凌乱。宇宙天圆地方之间，也是凌乱中有其条理，所以“乱中有序”，看起来管理得乱七八糟，实际上条条有理而得其“安、和、乐”之“利”，这正是大易管理的写照。
第29节：大易的功能（1）
【第二章】大易的功能
大易具有四大功能，分别称为“象”、“数”、“理”、“占”。又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为“象、数、理”，一为“占卜”。
“象”指“各种相关的变项”，也就是“可资分析的现象”。“数”即“有关的数据”。有象有数的，必须经由象数来推理，构成“象、数、理的连锁作用”，从中找出可行的合理途径，然后据以实施。若是舍弃象数，专就占卜，那就过分迷信了。
象、数、理的连锁作用，正是管理合理化的决策过程。按照道理去做，叫做管理合理化。怎样才合理？唯有通过数据和现象来判断，才能预见未来的先机，进而合理运作，求得最大的利益。这种预见，即为对于未来的预测，并无神通可言。
无象无数时，怎么办？难道可以一切停顿、不做决策？这时候就需要占卜，用来引发第六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直觉，以达成决策。
占卜是不是迷信？答案很简单：占卜本身不迷信，占卜的人才可能迷信。信者自信，迷者自迷。迷不迷信在人，并不在占卜。
完全相信占卜的结果，毫无疑问地照单全收，那就是迷信；有了占卜的结果，还会进一步自我判断，可信可不信，或者有些部分信有些部分不信，最后依然由自己决定，就不是迷信。
管理的目的，在求趋吉避凶。除了数、象、理、占之外，管理者本身的德行也很重要。有德的管理者，不论依象、数、理连锁作用而行，还是依占卜判断而决，必然逢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