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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带着一层又一层的假面具。而且，他的许多想法也都比较浮浅。但此人不仅外貌古怪，在他的内心深处，肯定还隐藏着一定程度的稀奇古怪的秘密。找有一种很强的直觉：他和布鲁索的关系比我们大家知道的要远远亲密得多；范·兰德尔案件了结之后，布鲁索和我们做的那笔私下交易是戴克艰苦游说的结果；布鲁索是以此向我们发出无声的警告，警告我们他即将垮台。
不管怎么说，当我的电话在凌晨3时20分突然响起时，我并不感到特别的惊讶，是戴克打来的电话。他含含糊糊地向我宣布：联邦调查局侦探午夜过后不久袭击了我们的事务所，布鲁索已经溜出孟菲斯。而且，我们原来的办公室已贴上了法院的封条，联邦调查局的侦探可能还要找所有在那里工作过的人谈话。最令我吃惊的是，普林斯·托马斯看来也和他的律师兼朋友一起失踪了。
你能不能想象出，戴克对着话筒咯咯笑着说，那两条披着花白长头发、脸上长满毛的肥猪，乔装打扮溜进机场腾空而去会是个什么样子？
估计在今天便会对他们提出起诉。戴克建议我们中午前后在新的办公室碰头。我反正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当即表示同意。
我朝黑糊糊的天花板看了半小时，接着便披衣起床出了房间，赤脚穿过阴凉潮湿的草坪，一头倒在帆布吊床上。像普林斯这样的人，往往会引起许许多多引人注目的流言。他喜欢现金。我第一天在尤吉打工，就听一个女服务员说，80％的现金从来不入账。他究竟刮走了多少现钞，是雇员们喜欢闲聊和猜测的话题。
除了酒店，他还从事别的经营活动。两年前，在审讯一个诈骗案时，有个证人作证说，某一家脱衣舞酒吧90％的收入都是现金，而其中的60％从来不纳税。假如布鲁索和普林斯拥有几家色情俱乐部，他们就等于在开采金矿。
有谣传说，普林斯在墨西哥有一幢房屋，加勒比有银行存款，牙买加有个黑人情妇，阿根廷有座庄园，还有别的内容，我已记不大清。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道神秘的门，据说门后的小房间里放着许许多多箱子，箱子里塞满了20元一张和100元一张的钞票。
假如他开溜了，我祝他平安。我祝他带着他那宝贵的现钞，成功逃脱，永远不被逮住。他是我的朋友。我可不管他究竟做了什么不对的事。
多特领我到厨房中坐下，坐的还是上次那张椅子；又请我喝速溶咖啡，用的还是上次那只杯子。早饭吃过不久，在这杂乱无章的厨房里，弥漫着一股咸肉的油腻味。巴迪在外面呢，她挥挥手说。我没有朝外看。
唐尼·雷的体力在迅速衰竭，她说，已经两天没起床了。
“我们昨天头一次去了法院。”我说。
“已经去过啦？”
“不是审案子，跟审讯没有关系。只不过是案子受理前的一场辩论。保险公司想叫法院不受理这个案子，我们在进行激烈斗争。”我尽量说得简单明白，但我还是拿不准她是否听懂。她的目光穿过肮脏的窗户，射进后院，但肯定没有落在那辆破烂的福特汽车上。她似乎并不在乎。
对我来说，这倒是一种奇特的安慰。假如黑尔法官真像我想的那样要撤消这个案件，而我们又不能在另一个法院重新提出起诉，那么这桩案子就完了。也许这一家子已不抱希望。也许我们被一脚踢开时，他们不会对我大叫大嚷。
我在驱车来此的途中，已经打定主意只字不提黑尔法官和他发出的威胁。提到他只会使我们的讨论复杂化。要谈黑尔法官，以后有的是时间；等我们没有别的好谈的时候，再谈也不迟。
“保险公司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建议。”
“什么性质的建议？”
“给点儿钱。”
“多少？”
“7万5美元。他们算了一下，打这场官司给律师要付这么多手续费，所以现在打算用这笔钱把一切都了结。”
她突然满脸通红，牙关紧锁。“这些混蛋，以为拿几个臭钱，就可以收买咱们，啊？”
“是的，他们是这样想的。”
“唐尼·雷不需要钱。去年，他需要移植骨髓。可现在一切都太晚了。”
“我同意。”
她拿起桌上的烟盒，点了一支。她的眼睛气得通红，泪水盈盈。我错了。这位母亲决不会善罢甘休，她要以血还血。“7万5咱们拿来究竟有啥用？唐尼·雷就要死了，以后就只剩下俺和他。”她用头朝福特汽车所在的方向指了指。
“这些混蛋。”她骂道。
“我同意。”
“你准是跟他们说咱会拿这笔钱的吧？”
“我怎么会这样说呢？没有你的同意，我是不能了结这桩案子的嘛。不过，明天上午以前，我们一定得作出决定。”法官可能驳回诉讼的问题，又再次出现了。我们有权要求黑尔法官作出与被告愿望相反的裁决，这可能要拖个一年半载，但我们至少是有机会据理力争的。再说，现在和她讨论这件事，也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默默地坐了很久．双方都在各想各的心事，等着对方开口。我设法梳理自己的思绪，她脑子里在转着什么念头，那只有老天知道。可怜的女人！
她在烟灰缸里按灭了烟头，说道：“咱最好去跟唐尼·雷谈一谈。”
我跟着她穿过黑洞洞的房间，走进一条短短的走廊。唐尼·雷的房门关着。上面贴了一张“请勿吸烟”的纸条。她轻轻敲了两下，我们跨进房问。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散发着一种灭菌剂的气味。角落里有一台正在转动的电扇，开着的窗户上装着栅栏。床脚边放着一台电视机。电视机旁边，在离他枕头很近的地方，是一张小桌，上面放满了装着药水和药丸的瓶子。
唐尼·雷像一根木头一样僵直地躺在床上，瘦弱无力的身体上紧紧地裹着一条床单。看见我时，他高兴得眉开眼笑，用手拍了拍身旁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我的座位。多特则在我对面坐下。
他一边竭力维持住脸上的微笑，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他感觉良好，今天一切都比以前好。仅仅是有点儿疲倦，如此而已。他说得非常吃力，声音很低，有时候低得我简直听不大见。我又把昨天听证会的情况复述了一遍，把对方提出的解决办法向他做了解释，他听得非常认真。多特握着他的右手。
“他们能再多出一点吗？”他问。这个问题我和戴克昨天吃午饭时曾经讨论过。大利保险公司已经迈出了一大步，从原先的一个子儿也不给，到现在肯付7万5。他们最多也许会愿意付出10万这个数。但是在我的委托人面前，我不敢如此乐观。
“我不敢肯定，”我说，“但是我们可以试试。他们最多说一个‘不’字，此外还能拿我们怎么样？”
“你将得多少？”他问。我根据委托书的规定解释说，我拿总数的三分之一。
他望着他母亲说：“这就是说，你和爸爸得5万。”
“咱要这5万块钱有什么用？”她问他。
“把买房子的钱付清，买部新车，留点儿钱过晚年。”
“咱不要他们的臭钱！”
唐尼·雷闭上了眼睛，稍稍打了个盹。我凝视着那些药瓶。他重又睁开眼睛，碰了碰我的手臂，想用力抓住它。“你想这样了结吗，鲁迪？一部分钱是你的啦。”
“不，我不想就此了结，”我语气坚定地说。我看看他，又看看她。他们在听着我的回答，脸上充满了急切的神情。“他们不心虚，是决不会提出给这笔钱的。我要揭露这帮人。”
律师有义务向委托人提出尽可能最佳的建议，而不应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我完全明白，我有能力诱使他们接受对方的解决方案。不费吹灰之力，我就可以让他们相信，黑尔法官马上就要把我们屁股底下的凳子抽掉，现在眼皮底下的这笔钱，很快就会一去永不复返。我可以描绘出一幅世界末日的图画，他们遭人践踏受人欺骗如此之久如此之深，立刻就会深信不疑。
目前，要把我逐出律师界，可以说轻而易举。我将在采取下一个步骤之后，立即离开，而决不出卖我的委托人。
我在唐尼·雷的房间里向他们母子俩告了别。但愿明天再来时，不会给他们带来起诉已被驳回的坏消息。
在圣彼得医院附近，至少还有4家医院，与之相距不过几分钟的路程。那里还有一所医学院、牙科学院和无数的医师诊所。孟菲斯的医药卫生机构，像受了地心引力影响一样，都集中在联邦大道和麦迪逊大道之间这6个街区之内。在麦迪逊大道上，圣彼得医院的正对面，有一座8层大楼，名叫皮博迪医药技术大楼。在它和圣彼得医院之间，有一条封闭式架空走廊，横跨麦迪逊大道，供医生们往返。这条走廊是医生们专用，其中的一位便是埃里克·克雷格代尔博士，一个矫形外科医生。他的办公室在大楼的第三层。
我昨天给他的办公室接连打了几只匿名电话，摸清了我所需要的信息。我坐在圣彼得医院巨大的休息厅里，这里比街面高一层，可以清楚看到皮博迪医药技术大楼附近的停车场。10时40分，我看见一辆旧大众缓缓驶离麦迪逊大道，停在车辆众多的停车场上。凯莉走下汽车。
她独自一人，正像我希望的那样。一小时前，我给她丈夫的单位打电话找他，一等听到他的声音，又立即把电话挂断。她吃力地从汽车里钻出时，我勉强可以看到她的头顶。她拄着拐杖，一跳一跳地在一排排汽车中穿行，走向技术大楼。
我跳上自动扶梯，上了一层楼，走过横跨麦迪逊大道的密封玻璃走廊。我内心紧张，但步履安闲。
候诊室里坐满了人。她背靠墙坐着，翻着一本杂志，那只断裂的脚踝现在绑着可以走路的石膏绷带。她右边的椅子正好空着，她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是谁，我已经一屁股坐下。
她的脸上先是一愣，但立刻露出了表示欢迎的笑容。她朝周围紧张地望了望。谁也不在注意我们。
“你只管看你的杂志，”我一边打开一本《全国地理月刊》，一边低声对她说。她把《时尚》几乎捧到与眼睛齐平，问道：“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的背有点麻烦。”
她不信地摇摇头，接着又是一阵左顾右盼。坐在她另一边的那位女士，倒是想转过头来把我们研究一番，可惜脖子上有个固定托架，她的颈子丝毫不能动弹。休息厅里我们没有一个熟人，又何必惴惴不安？“那么你的大夫是谁呀？”她问。
“克雷格代尔。”
“真有趣！”凯莉·赖考当初躺在医院里的时候，穿着一件朴素的医院睡袍，脸上还有一个青紫的肿块，脂粉末施，就已是那样漂亮，如今我更是无法把我的目光从她姣好的面庞上离开。她穿着一件全棉白色T恤衫，上过薄薄一层浆，钮扣一直扣到底，是大学女生喜欢向男朋友借来换换口味出出风头的那种款式。卡其短裤，裤头卷起。一头乌发，飘垂在肩头。
“他好不好？”
“不就是个大夫嘛。”
“你以前见过他？”
“别问了，鲁迪。我不想谈这种事。我想你应该走开。”她声音平静，但口气坚决。
“嗳，你知道，我的确想过该不该走开这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