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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在外面扩散？这会不会成为一种制造病原体新变种的技术，该不该因此而被制
止？
假如争论控制在这个水平，我看不出为什么它得不到解决；有通情达理的人就
行。上个世纪，我们已学会了好多处理危险微生物的方法，尽管，我不得不说，重
组DNA研究的反对者们倾向于贬低这一大块知识。曾经有过这种或那种危险的东西，
如狂犬病病毒，鹦鹉热病毒，鼠疫杆菌，还有伤寒杆菌，被研究者在保险的实验室
里加以处理，仅在罕见的案例中，有研究者自己感染上了，而造成瘟疫流行的案例
则是决然没有的。像有些论者现在坚持的那样，设想造出了又厉害又贪婪的新病原
体，能逃逸出同样保险的实验室去危害整个人类，这个假定是颇费想象力的。
但这却正是重组DNA问题的麻烦所在： 它成了一个情感问题，争论的两边都曾
多次大发其火，而且还一发而不可收拾。这场争论听起来已经不像是关于技术安全
的讨论，而渐渐像是别的什么，差不多像一场宗教的纷争了。这里又回到了那个中
心的问题：科学中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不该知道的？
在这个问号之后，不可避免地还跟着一长串难以回答的问号，领头的一个就是
要问，首先，作决定的人该不该是坎布里奇的市长？
或许， 我们大家最好还是放聪明点，急流勇退，趁重组DNA的事还没有扩大到
不可收拾的时候赶紧罢手为好。假如我们一定要就此干一架，让它局限于讨论之中
的重组物的安全和保安问题，无论如何，要让我们有一些规定和守则，来确保公共
安全。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提出或甚至暗示到这些规定或守则，都要遵守。但是，
假如可能，让我们别碰那个给人类知识划定禁区的问题。那里面针线太多，我们简
直就不可能对付它。
说到这儿，已经很明显，在这一问题上我已经站到一边去了，而且我的观点完
全是偏见。没错儿，是这么回事。但要加些限定。不要以为我是多么支持重组DNA。
我的观点， 与其说是支持重组DNA研究，倒不如说是反对那些反对这方面探索的意
见。作为一个长期研究传染性疾病病原体的研究者，我不客气地驳斥那种断言，认
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在实验室里防止感染，更不知道如何防止它们逃逸出来，在实验
室外扩散。我相信，关于这些事情，我们已经知道很多，老早就知道了。此外，我
还认为，宣称人能轻而易举地制造出要命的致病微生物，那也是一种相反形式的狂
妄自大。在我看来，一种微生物，要经过很长时间，通过长久的共同生活，才能成
为一种成功的病原体。在某种意义上，致病性是一个需要高度技能的行当，在地球
上无数的微生物中，只有为数极少的一些卷入了其中；大多数细菌忙着自己的事，
进食，进行着生命其余部分的循环。说实在的，在我看来，致病性是一种生物事故，
信号由那些微生物误指了，或被寄主误解了，像在内毒素的情况中一样。或者，寄
主和微生物之间的亲密关系太长久了，结果，某种形式的分子拟态现象成为可能，
像在白喉毒素的情况中那样。我不信仅仅通过把新的基因组合放到一块儿，就能造
出一些生灵，能像一个病原体那样——因为病原体必定是那样的——有高度的技巧，
而且适应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正如我从来不信来自月球或火星的微小生命可能在这
个星球上存活一样。
但是，我说过，我拿不准争论争的真的就是这个。在它背后，还有另一个讨论，
我希望我们用不着陷进去。
关于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我不能赞一词。那些学科在本世纪有了长
足的进展，用任何标准衡量都是这样。可是，在我看来，在生物科学和医学中我们
实在还太无知了，还不能开始作出判断，什么东西是我们该学的，而什么东西是我
们不该学的。相反，我们对于能够抓住的一点一点都应该满心感激，我们探讨的范
围应该比今天的大很多。
用“狂妄自大”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得十分小心，应保证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时
候不去用。把它用在追求知识上面，就要冒很大的风险。知识的应用又是另一回事。
在我们的技术中的确存在大量的狂妄自大，但是，我不认为，寻找关于自然的新的
信息，不管在什么水平上，可能被称为非自然的。真的，如果人类除了语言之外还
有什么属性，使他们能区别于地球上所有其他生灵的话，那就是他们不知餍足地、
不可控制地求得知识，然后跟这一物种里的他人交换信息的驱动力。想一想就是这
样，我们所作的一切都是学习。我还想不出有什么人类冲动能比这一个更难以驾驭。
但是，我却能想出许多理由来力图驾驭它。首先，关于自然的新的信息，很可
能引起什么人的不安。 关于重组DNA的研究已经够让人不安的了，不但因为现在正
在争论的一些危险；而且面对一个事实，人们会从根本上受惊的，这个事实就是：
控制着这个星球上生命的遗传机制，竟然会这样容易地被随意糊弄。我们不愿意认
为，任何像物种家系这样固定、稳定的东西，可以被改变。那一想法，认为基因可
以被从一个基因组取出，插入另一个，是让人沮丧的。古典神话充满着混杂存在物，
半人半动物， 或半人半植物，而其中大多数是跟悲剧相联系的。重组DNA让人记起
了一些噩梦。
对于这种事情，社会最容易作出的决定是，指定一个代理机构，或一个委员会，
或者在代理机构下的分支委员会，去调查该问题，并提出建议。而面临任何看起来
正在惊扰人们，或使人们不舒服的过程，一个委员会所能采取的最便当的方针，就
是建议停止那事，至少暂时停止。
我能很容易地想象一个这样的委员会，由无懈可击的场面人物组成，得出结论
说，就基因移植作进一步探索的时机尚未成熟，说，我们应该暂时把它放一放，没
收儿放到下个世纪，转而作些别的不这么让人为难的事情。为什么不弄点更招人喜
欢的科学，比如说，如何能更便宜地得到太阳能？或精神健康？
麻烦在于，一旦这一研究开始了，那就很难停止它。毕竟，有许许多多科学研
究，为大众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所不喜。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我们在华盛顿建立
了挤满屋子的小组委员会啦，常设委员会啦等等，来表彰，然后控制科学研究。提
醒你一句，那表彰或控制的依据，不是那新知识的可能的价值和用处，而是要保卫
社会不受科学狂妄的骚扰，抵御一些知识，那些知识我们还是没有为好。
那绝对是个令人神往得抗不了的消磨时间的好办法，人们得排长队申请委员资
格。几乎什么事都会成为正当的攻击对象，任何跟遗传学沾点边的，有关人口控制，
或者，反过来，关于衰老问题的研究，等等，当然是非禁捕猎物。极少学科能够走
脱，大概有几样是例外，比如，精神健康。在这一领域，没有人真的指望能发生什
么了不得的事情，肯定不会有什么新的或让人不安的事情。
遇到最大麻烦的研究领域，将是那些已经包含某种东西，会让人迷惑和惊讶的，
并可以想见会震荡一些现存教条的。
要预言科学将会生出什么结果，那是很难的。假如是一门进展顺利的学科，那
就不可能作出预言。这是科学这一行当的本性所决定的。如果要发现的东西真是新
的，按定义讲那就是事先不知道的，因此就无法预言真正新的研究线索会引向何处。
在这件事上你没有选择，设法选择你认为你将会喜欢的，而关闭那些可能会引起不
快的线索。你要么有科学，要么没有科学，可一旦你有科学，你就必须在接受那些
规矩的、马上就有用的信息的同时、接受那一片片令人惊讶、令人不安的信息，甚
至是那些让人不知所措和把事情搞得天翻地覆的信息。事情就是这样。
我感觉完全有把握的唯一一条硬棒棒的科学真理是、关于自然，我们是极其无
知的。真的，我把这一条视为一百年来生物学的主要发现。它以自己的方式成为一
条发人深省的消息。假如听说，我们所知的是多么少。前头的路是多么令人迷惘，
连18世纪启蒙运动中那些最辉煌的头脑也会大吃一惊的。正是这种突然面对无知的
深度和广度的情形，才代表着20世纪科学对人类心智的最重要的贡献。我们终于要
大胆面对这一事实了。早些时候，我们要么假装已经懂得了事情是怎样运作的，要
么就无视那一问题，或者干脆编造一些故事来填补空白。现在，既已开始诚恳地探
索、一本正经地搞科研，我们终于得以窥见那些问题有多大，离得到答案有多远。
正因为如此，对人类心智来说，现在正是时世维艰。难怪我们心情沮丧。无知不算
很坏的事，假如你对这一事实完全无知；难就难在，多少清楚地知道了无知这一现
实、知道了有些场所最糟，偶尔还有些场所不那么糟，可是，在任何隧道的尽头都
没有真正的曙光，甚至连真正可以信赖的隧道都还没有。真的是艰难时世呵。
但我们已经开了头。在科学事业中，我们应该有某种满意，甚至狂喜。方法对
头，很可能没有什么想得到的问题是不能得到答案的。甚至包括意识的问题也迟早
会得到答案。当然，一定有些我们还想不到的问题，从来想不到的问题，因此人类
心智的能事也有了局限，而关于这些问题和局限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可这又是另
外一回事。在这有限的范围内，如果我们楔而不舍，持之以恒地干下去，我们应能
通过工作得到所有的答案。
我以这样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用了我尽可能作出的臆断和尽可能唤起的信心，
为的是提出另一个、最后一个问题：这是狂妄自大吗？是否有某种东西是根本上非
自然的，或内在的错了的，或危险的、让我们这一物种这样野心勃勃，驱使我们大
家去达到对于自然、包括我们自己的全面的理解？我不能相信这个说法。我们这样
富有好奇心，洋溢着问号，天生具有可以提出清楚问题的才能，而让我们甘于跟其
他物种平起平坐，不去对自然作些什么，甚至还试图捂住那些问题的盖子不放，这
样，在我看来更不自然，更冒犯自然。试图假装我们是另一种动物，假装不需要满
足自己的好奇心，假装可以不要进行探索、研究和试验而过下去，假装人的头脑可
以干脆声称有些事情它不需要知道就能超越自己的无知，这才是更大的危险。以我
的思路，这才是真的狂妄，并且会危及我们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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