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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希特勒个人的命令，通常对于指挥和作战都只会具有妨碍作用，相反的，希持勒又极不愿意颁发长期性的作战训令。当他愈是把“不惜一切代价死守”的原则，当作其政策的要点时，于是也就愈不愿意颁发长期性的训令。因为他已经不信任其部下，所以害怕这种长期的训令会使他们获得了行动自由，做他所不愿意的事情。不过，这样的结果却是使一切领导作用都丧失了。长久时间之后，甚至于连一个集团军群若无统帅部的命令，都无法行动了。我们时常回忆到我们在克里米亚时的情况，那时我们具有充份的行动自由。
有许多的记录都说希特勒的态度是很粗暴的，有时口中喷着白沫，甚至有时还会咬地毯。诚然，他有时会丧失自制能力，不过当我在场的时候，却只看过他发过一次坏脾气，那就是与哈尔德的争吵，上文中已经说过。很明显，希特勒是看人打发的。专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论，他一直都还能保持着应有的礼貌。即使我们的意见冲突，也都不曾红过脸。
希特勒要算是一位心理专家，对于凡是来见他的人，他都有一套办法来说服他，并使其接受他的观点。此外，他当然也知道任何来拜见他的人所具有的动机，并且早已经准备好了一套答辩的理论。他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足以说服他人接受他自己的观念，不管那是真的还是假的。尤其是某些刚刚从前线上回来的军官，对于他毫无认识，更易于受到他的欺骗。在这种情况下，当这个人出发时，他心理只想把前线上的事实真象告诉希特勒，可是回来的时候却完全被希特勒说服了，而且更充满了信心。
当我充任集团军群总司令的时候，为了作战的问题，常常与希特勒发生辩论，使我感到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为他自己的观点辩护时，实在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韧性。几乎一争论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他的来宾会达到他的目的，但多数却是空手回去，最好的安慰也只不过是空洞的诺言而己。我所认识的人中间，再没有哪一个在这样的讨论中具有与他同等的持久力。与一个前线指挥官之间的争论，最大限度的时间充其量也还不过几个小时，可是总参谋长柴兹勒尔上将为了要求希特勒采取必要的行动，常常是一争论就是好几天。当这种争论正在进行之际，我们总是惯于问柴兹勒尔他们已经达到多少“回合”了。
此外，希特勒用来为其观点辩护的理由（ 我在这里所指的包括纯军事的在内） ，通常也还是不易加以驳回的。尤其是在有关作战意图的任何讨论中，所争论事件的后果几乎无人能作绝对正确的预测。在战争中没有一件事能够确定，不管是说的还是做的。
当希特勒自己感觉到他在战略方面的意见，不能予人以任何良好印象时，他就马上会从政治或经济的领域中去寻找理由。因为他对于政治和经济情况的知识，是任何前线指挥官所无法比拟的，所以他的辩论在此时通常就也更显得理直气壮。作为一种最后的手段，我们也就只好坚持着说，假使他不同意我们的建议或是向他所提出的要求，则在军事方面一定会发生恶劣的后果。于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也就会随之而受到恶劣的影响。
相反，尽管他不愿意接受要求，可是却常常表现出来他是一个善听者，而且有时他也能作客观的讨论。
这样一位宿命论的独裁者，他所思考的就是他的政治野心，而且生活在他的“天命”信仰之中，所以与其军事将领之间，自然很难发生任何亲密的关系。很明显，希特勒对于个人的因素最不感兴趣。照他看来，一切人类都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用来达到其政治野心而已。他自己对于德国的军人，毫无任何感情上的联系。
一方面由于希特勒的个性，另一方面由于统帅部的组织，遂使德国的军事领导所具有的缺点日趋明显。于是又自然引出一个进一步的新问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局面有所改良呢？关于政治方面的问题，我在本书中决心不加以分析。
为了使战争可以有比较合理的指导起见，我曾经至少作过三次的尝试，来劝诱希特勒在最高统帅部的组织中接受某种改革。据我所知，还没有第二个人敢于像我这样的直率，当面批评他的军事领导是不适当的。
我当然完全了解，事实上，希特勒决不肯公开放弃其最高指挥权。作为一个独裁者，他不可能采取这样的步骤，因为照他看来，这对于其个人的威望将是一种不能忍受的打击。所以我的意见是只想劝诱希特勒在名义上仍然保留着最高统帅的地位，但是事实上却把所有军事行动的指导权，交给一个有实权的总参谋长去执行，对于东线则另外特任一位总司令。我这些企图很不幸都未能获致成功，在以后叙述1943…1944 年之间的形势时，对此将要作更进一步的讨论。对于我个人而言，这些努力尤其困难，因为希特勒完全知道当时在陆军中，有许多人都希望我能出任真正有实权的总参谋长，或是东线的总司令，所以我的处境很窘迫而微妙。
我在这里不拟讨论用暴力手段改变国家领导的问题，例如1944年7 月20日事变，虽然也许有一天我会发表我的意见。在这本战时回忆录的范围中，我所要说的就只以下述几句话为满足。站在负责指挥一个集团军群的地位上来看，我认为在战时我无权发动一个政变，因为这样可能会使整个前线崩溃，甚或也会使国内发生混乱。此外也还有军人宣誓效忠的问题。
诚如我在接受战犯审判时所说的话：“任何高级军事指挥官经年累月都在希望他的部下为胜利而捐躯，那么当然也不会用他自己的手来造成失败。”
无论如何，在那个时候我们都早已明确认识到，即使发动一个政变也不能改变盟军的无条件投降要求。而且当我尚据有兵权时，我也还觉得我们尚未达到那样一点，要把这种行动当作唯一的出路。
第十二章 斯大林格勒的悲剧（上）
俄国人认为斯大林格勒之战是战争的转折点，这是理所当然的。英国人却认为不列颠之战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美国人则认为美国的参战实为同盟国最后胜利的主因。
在德国，有许多人对于认为斯大林格勒之战是第二次大战中的决定性会战一节，很感到勉强。事实上，所有这些单独的事件都不应认为是真正具有决定性的。战争的结果是由许多的因素来决定的，而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由于希特勒的政策和战略所造成的后果，而使德国终于对其敌国处于一种绝无希望的劣势地位。
就德国的攻势在伏尔加河发生了顿挫这一点上来说，斯大林格勒的确应该要算是一个转折点。但是第6 集团军的损失尽管毫无疑问是非常严重，但其意义却并不等于是说，东线的战争——尤其是整个的战争——已经输定了。假使德国的政策和军事领导当局，若决定只想形成一个僵局，则这种解决还有可能的。
通往斯大林格勒之路
第6 集团军之所以在斯大林格勒会全军覆没的原因，很明显就是由于希特勒拒绝自动放弃该城——毫无疑问主要就是为了威望的理由。
不过若非最高统帅部在1942年的攻势计划和执行中，事先犯了作战上错误（ 大部分有关于最后阶段） ，则第6 集团军也就根本上不会陷于这样的情况。
由于这些错误所引起的结果，使德军的南翼在1942年晚秋时节所遭受到的困难，我将留在下一章中加以分析。现在所要说明的就仅限于足以决定第6 集团军的命运的各点。
由于希特勒的战略目标，事实上主要受到其战争经济需要的影响，所以德军在1942年的攻势分为两个不同的方面——高加索与斯大林格勒。等到德军的前进发生了顿挫之后，于是德军也就缺乏那样多的兵力，以守住这一条绵长的正面。使事态变得更坏的，又是没有战略预备队的存在，当第11集团军刚刚结束了其克里米亚战役之后，马上就被最高统帅部肢解了，分送到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方向上去。
A 集团军群正面向南，位置在高加索的北部，夹在黑海与里海之间。B 集团军群扼守着一条面向东方和东北方的正面，其起点为斯大林格勒以南的伏尔加河，折向该城的北面，达到顿河的中段，然后沿着该河延伸到沃罗涅什（Voronezh）以北的某点。这两个集团军群的兵力都不够强大，难以扼守如此绵长的正面。尤其是敌军的南翼部分虽已受到了重大的损失，但却能避免毁灭，甚至于也并非真正被击败。此外，敌人在其他地区中，以及其后方深处，还保留着非常强大的战略预备队。最后，更重要的是在两个集团军群之间的卡米克大草原上（Kalmyk Steppes），存在着一个宽达190 英里的大缺口，只有一个师（ 第16摩托化师） 驻在依里斯塔（Yelista），提供一点不适当的掩护。
使第6 集团军在1942年11月底陷入绝境的，这种想要长期据守如此绵长正面的企图实在是第一个巨大错误。
第二个更大的错误，是希特勒迫使B 集团军群把其主要的打击兵力，第4 装甲集团军和第6 集团军，深陷在斯大林格勒城中和其周围的战斗中。保护这个集团军群沿着顿河深入的北侧面的任务，却留给罗马尼亚第3 集团军和一个意大利集团军以及一个匈牙利集团军来担负。（ 注：这些集团军只不过是虚有其表，根本就不能算是一个集团军） 。在沃罗涅什地区中，则由兵力微弱的德国第2 集团军来负责。希特勒应该清楚，即使是位置在顿河的后方，这种拼凑成军的盟军兵力，也还是不能抵挡俄军的强大攻击。罗马尼亚第4 集团军也是一样的。他们现在要负责保护第4装甲集团军的暴露右侧面。
在开始的突击只获得了部分的成功之后，企图占领斯大林格勒以控制伏尔加河的想法，最多只能在一个极短的时间之内还可以勉强尝试一下。但是若把B 集团军群的主力留在斯大林格勒好几个星期之久，并且对于其侧面又无适当的保护，那才真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无异于将我们整个南翼的主动权都自愿让与敌人，并且下了请帖请他们来包围第6 集团军。
第三个错误是德军南翼方面的指挥体系简直是荒谬已极，A 集团军群已经没有一个总司令，希特勒自兼这个职务，他最多也只能用一部分时间管理它。
B 集团军群所指挥的集团军不下7 个之多，其中包括4 个盟军的集团军。任何集团军群总部所能指挥的集团军数字，最多是不应超过5 个，尤其是其中多数是盟军单位，则其困难是更可以想见。B 集团军群总部设在斯塔罗比尔斯克（Starobyelsk）是颇有理由的，这里位置在顿河的后面，并且便于监视那些盟军部队。不过这个位置的选择也有其不利之点，因为这样一来，集团军群总部距离其管区的右翼方面实在是太远了。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希特勒对于作战的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