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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风雨人生-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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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静农想,这大约是老一辈的风范吧!到了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年请陈独秀到校礼堂给中学师生讲话。 
  陈独秀穿了往常的蓝布长衫,外面套了一件马褂,脚穿布鞋,和周光年并行到校礼堂。 
  这是校董邓鹤丹1929年修建的,形式模仿罗马歌剧院,结构模仿重庆的台大剧院。 
  邓蟾秋捐献了一万多银圆,所以门扁上有“鹤年堂”3字(邓蟾秋名“鹤年”),陈独秀看了看,说:“写得好。 
  礼堂占地1000平方米,可容纳1400人,号称川东第一大礼堂。 
  师生见陈先生来了,便起立鼓掌,周校长说:“陈先生是教育前辈,今天来到聚中是大家的荣幸。 
  陈独秀颧骨突出,下巴留有几根山羊胡子,两眼炯炯有神。 
  他的背有些驼,面容清癯。 
  走路很慢,讲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教育的措施时,倒剪双手,慢条斯理的讲了起来。 
  他先从匡衡凿壁偷光讲起,引经据典,劝学生惜时如宝,后又讲到抗日中要一致对外,反对卖国投降。   
  白沙镇小住(2)   
  学生听得寂静无声,有时,陈先生的安庆方言,引起学生一阵阵笑声。 
  40分钟后,陈独秀讲话结束,师生起立,两旁鼓掌,陈独秀在周校长陪同下微笑点头走出鹤年堂。 
  出了礼堂后,周光年说:“听先生讲话,如诉家常,像是一位老私塾先生,平易近人,不像大政治家满口大道理。 
  陈独秀说:“我本来就很普通,现在想当一个私塾先生,只怕没有人要呢。 
  周光年听了,笑着说:“先生客气。 
  陈独秀夫妇在白沙镇时,正赶上邓蟾秋70大寿,邓请陈独秀题字留念。 
  当时,陈独秀住在大礼堂前左侧一室,他在餐厅用大笔写了“大德必寿”4字,又写了隶书体“寿考作仁”4字。 
  邓蟾秋笑容满面地说:“谢谢。 
  陈独秀说:“按年龄,你比我大,论财富,你比我多,怎样写都不过分。 
  邓蟾秋高兴极了,如当珍宝,收藏了起来。 
  周光年说:“陈先生的话,不仅是可以适用邓先生一个人,大德必寿,寿考作仁,其实是条公理,不如将来找个人,刻在校内,如何?”邓蟾秋笑笑说:“好、好。 
  这是陈先生给我们的学校增添了景致呀!”天气渐冷,陈独秀夫妇又搬回江津,这次邓仲纯做通了夫人的工作,同意将黄荆街83号延年医院后院房子腾出四五间,让陈独秀住。 
  房子多了,陈独秀将嗣母谢氏也接了过来。   
  胡宗南、戴笠来访(1)   
  1938年深秋,陈其昌从上海绕道香港见陈独秀。 
  陈独秀不高兴,问:“你怎么来了? 我已和托派没有关系了。 
  “你在报上发表信,我知道你也是没有办法。 
  陈其昌从口袋里拿出托洛茨基6月25日写给李福仁的信,上面说:“陈独秀对我们中国支部保持很谨慎的态度,我绝对能够理解。 
  他在中国太出名,他的每一步行动都受着当局的管制…… 
  他无论如何得跑到外国来,这是我最深的信心。 
  陈独秀说:“你来看我,就是要我到外国去?”陈其昌说:“你在江津,和幽禁没有什么区别,你连生活费也难保。 
  陈独秀在重庆写《民族野心》、《论游击队》等文攻击中共抗战政策,上海托派做出《我们对于独秀同志的意见》,希望与D·S获得共同一致的正确结论。 
  提到生活费,陈独秀说:“《时事新报》约我当主笔,每月有一点津贴,亚东有时也还给一点版税。 
  陈其昌说:“卖文为生,终究辛苦,不如到国外,再轰轰烈烈干一下。 
  托派在上海、香港有四五十人,陈独秀觉得,从老彭开始,猴子、长子、刘仁静都是左得出奇,认为民主革命已完结,怀疑国民会议口号,和其他党派搞同盟军是机会主义。 
  他说:“现在的托派不是抗日,而是满纸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所以斯大林派攻击我们,得到各方面的回声。 
  我不和你们划清界线,我怎么和群众见面?” 11月6日,毛泽东说:“假如共产党采取了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话,今天的抗日战争及其长期支持是不能设想的。 
  谈到中国托派前途,陈独秀说:“没有前途,除非改变态度,改变过去的错误方针。 
  猴子这班人,只晓得摆第四国际的大架子,闭关自守、自立为主,连第四国际的威望也一扫干净。 
  11月3日,陈独秀在白竹纸上用小字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说:“中共人数远远超过我们,然亦只是些知识分子和没有一点工人阶级基础的武装队。 
  我们在上海、香港二处有组织的人共计不满50;其余全国各地游离分子大约在百人以上。 
  他将信交陈其昌转寄。 
  1939年1月9日,托派临委见到陈其昌带回的陈独秀致托洛茨基的信后,作出《给国际的政治工作报告》,附在陈独秀的信后,驳斥陈独秀在给托洛茨基的信中说他们是“极左派”。 
  托洛茨基3月11日写信给陈独秀,说:“我很难形成一种确定见解,来判断我们的同志的政治意见,或判断他们极左主义的程度,因之也不能判断我们的老朋友方面对于他们的严斥是否正确。 
  “我非常喜欢我们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旧是我们的老朋友,虽然会有若干的分歧。 
  托洛茨基再次建议陈独秀到美国来。 
  3月初,嗣母谢氏已卧床不起,因谢氏已有78岁,眼又失明,陈独秀平日亲手为谢氏盛饭夹菜,十分孝顺。 
  在生活的动荡和日本飞机来回的惊叫中,谢氏终于在3月22日去世。 
  陈独秀身披麻衣,为嗣母办了后事。 
  谢氏是昔凡夫人,一生未生育,陈独秀从小过继给她为嗣子。 
  陈独秀在外,谢氏一直和高晓岚生活在一起。 
  陈独秀与高君曼生的儿子哲民在北平大学读书时,谢氏叫北京“崇古斋”牛老板每月从陈昔凡股息中补助30元给哲民。 
  办完祖母的丧事,陈独秀对陈松年说:“等战事结束,我们回安庆,要把祖母的棺木带回去。 
  这时,陈独秀身体陡衰,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乎半聋。 
  潘兰珍不得不大声和他说话。 
  陈独秀常坐在椅子上养神,打算静下来写一部书稿,不得不暂时放弃。 
  邓仲纯为陈独秀抓了几付药,想降下血压,结果没有奏效。 
  一天,罗汉来坐,问陈:“可好些?”祖母去世后,北大同学会资助陈办了丧事。 
  陈独秀说:“血压还高,耳朵日夜轰鸣,像是什么东西堵塞,只听到轰轰的声音。 
  罗汉说:“安心静养,这一段别再看书写字。 
  陈独秀说:“已有40余日没有写字,前些时刘启明来信,要我作文作书,怕一时半载无法兑现。 
  “住在这里行吗?”“恐怕不是久留之地。 
  邓太太和潘兰珍处不好。 
  罗汉点点头,说:“近日我去一趟重庆,回来我再想想办法。 
  这次和罗汉分手,陈独秀再也没有见到罗汉。 
  后来罗汉夫人方志强说,5月3日,日机狂轰滥炸重庆,数千人丧生于大隧洞倒塌,罗汉再也没有回来。 
  陈独秀含着泪水对潘兰珍说:“罗汉出事了。 
  5月4日,延安报纸请毛泽东写一篇文章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使毛泽东又一次记起了陈独秀。 
  他写道:“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后来干了什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 
  潘兰珍扶着陈独秀到城东江津公园散步,和高语罕、欧阳竟吾、苏鸿仪、邓燮康等人聊天,他们邀请陈独秀打牌,陈说:“弟遭丧在身,玩牌应酬必在百日之后,谢谢,谢谢。 
  邓燮康等人听了,不再勉强。   
  胡宗南、戴笠来访(2)   
  潘兰珍问陈独秀:“他们每次邀你吃饭、玩牌,你为什么没有话?”陈独秀说:“酒食应酬的事我不太习惯。 
  一日,高语罕正和陈独秀闲谈,戴笠、胡宗南来到陈独秀家。 
  戴笠是特务头子,胡宗南是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戴笠说:“蒋先生一直挂记陈老,他没有时间来看你,特地叫学生和胡司令来看你。 
  一位随从模样的人将苹果和茅台酒摆到了桌上。 
  陈独秀说:“谢谢。 
  胡宗南拿出剪报资料,递给陈独秀,说:“受到人身攻击一事,大家不平则鸣。”陈独秀一看,是去年3月15日《大公报》上傅汝霖等人写的公开信。 
  “今天特来请教,……大战当前,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意下如何?”陈独秀说:“本人孤陋寡闻,更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惟一的要求。言世界大势,大不利于苏,殊出意料。斯大林之强权政治,初败于希、墨的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出门后,胡宗南说:“我知道,要白跑一趟。戴笠说:“都是张国焘,黔驴技穷,出此馊主意。 
  他把共产党开山祖请出来,以此搪塞校长。张国焘叛逃后,到戴笠军统从事策反活动。 
  他向蒋介石建议,利用陈独秀的舆论对付延安的宣传,比叶青等人反共文章的作用大。 
  蒋介石看了陈独秀讲话记录,说:“陈独秀的见解深湛,眼光远大。 
  戴笠、胡宗南见蒋介石满意,也没有二话。 
  胡宗南、戴笠走后,潘兰珍兴奋地对来坐的高语罕说:“县长到那里去,要打扫街道;来看老头子的人,比县长大几倍,也没有人打扫街道。 
  高语罕说:“胡宗南、戴笠是微服私访,如果县长知道了,一定会来的。   
  鹤山坪石墙院(1)   
  1939年入夏后,敌机轰炸重庆、成都加剧。 
  日机轰炸重庆、成都,来回要经过江津。 
  每次飞机过后,陈独秀都要大口喘气,歇息半日才回过神来。 
  一天,他给杨鹏升写了一封问候信。 
  杨鹏升任国民党川康绥靖公署少将高参,两人在武昌认识。 
  发信路上,陈独秀在一个旧书摊前停了下来,上面有不少线装书。 
  有一本线装《皇清经解》手稿,引起了陈独秀的兴趣,作者是杨鲁承,他问卖书人:“杨鲁承是谁?”卖书人说:“只知道是江津鹤山坪人,清朝进士,其他的不知道。 
  陈独秀翻了一会,见书便宜,把书买了下来。 
  隔日,陈独秀和邓蟾秋、邓燮康叔侄在茶馆中闲谈,陈独秀提到这事。 
  邓蟾秋说:“杨鲁承是清朝二甲进士拔贡,写过不少书,家中有几箱子手稿,来不及整理就死了。 
  陈独秀问:“不知他家还有什么人?”邓燮康说:“杨鲁承有3个儿子,都已去世,只有一个媳妇杨彭氏还健在,家中事都由她料理。 
  陈独秀说:“如有可能,想和杨家后代见一面。 
  邓氏叔侄便托鹤山坪人江津一中施怀清校长带信给杨彭氏。 
  杨鲁承有一个孙子,叫杨庆余,很想出版祖父遗著,希望有一位名人作校正并作序,听说陈独秀对他祖父书稿有兴趣,正中下怀,立即赶到了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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