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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问陈独秀：“在狱中有何感想？”陈独秀说：“在狱之人，别无所望，唯一要求，即望当局予以公开审判。
“你对南京有什么看法？”“我有20年未到南京，见各处之建设及商业之繁盛，真胜其百倍，在此国难日亟之时，政府仍能努力发展建设，此点实为国家前途庆幸。
辛亥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和柏文蔚一起到南京小居过。
“开庭时是否请律师代辩？”“无钱。
陈独秀说。
“律师界章士钊、张耀曾、董康、郑毓秀等人要给你当律师，有何想法？”“此非法律事，是政治问题，请不请律师，尚未定下来。
记者又问了彭述之一些问题，见彭述之不断咳嗽，面呈倦容，又转问陈独秀。
隔日，龚宽告诉陈独秀：奉江苏高等法院检查官朱隽之命，“在质查期中，拒绝一切接见及书信往来。
但过了几天 ，龚宽就同意他看中央军校出版的各种军事丛书。
因他胃不好，看守所曹法医给他看胃病，允许他到室外散步。
在院子里，陈独秀和曹法医等看守人员谈话。
10月底，高君曼生前好友刘梦符（赵畏天夫人）来看陈独秀。
高君曼去年因子宫癌去世，和姐姐去世仅差一年，使人想到延年和乔年去世仅差一年。
高君曼逝世时才46岁，由儿子陈哲民和女儿子美将她安葬在南京清凉山一个向阳的高坡上。
见到陈独秀，刘梦符谈了一些高君曼生前情况，临走，陈独秀写了一张条子，请他设法交给吴静如。
当时刘静贞化名吴静如，每月从上海到南京，探视军人监狱中的丈夫郑超麟。
后来，陈独秀听说关在中央军人监狱的贺贤深（何资深）患肠胃病，请刘梦符带了一位医生去监狱替他看病，并给郑超麟检查身体，当时，郑超麟身体没有病。
陈独秀被捕，使寂莫了五六年的“陈独秀”又被新闻界炒得沸沸扬扬。
傅斯年月底在《独立评论》上发表《陈独秀案》，称陈独秀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慧星”，要求蒋政权“依据法律进行特赦”陈独秀，说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异端”。
关于陈独秀是共产党“异端”，胡适也有印象。
这年4月9日，吴俊升从美国来信谈到杜威赴墨西哥访问托洛茨基的事。
托洛茨基认为自己蒙冤，杜威领导托案国际调查委员会前往墨西哥听取托洛茨基的申诉，以便作公正评断。
以至苏俄驻美大使因此宣称杜威是托派。
10月30日，胡适在北大作《陈独秀与文学革命》演讲。
胡适给蒋介石发求情电报后，杜威、罗素、爱因斯坦也拍来电报，请蒋介石放陈独秀。
开始，蒋介石说凡是给陈独秀说情的文电，不管是谁打来的，都不要答复。
当时，金树仁、何键以及国民党南京特别市执委、国民党长沙市执委、一些县党部及陆军78师等师党部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严惩陈独秀，“处以极刑”、“明正典刑”、“迅予处决”。
和谢德盘谈话后，蒋介石给胡适拍电报，谓“陈独秀案已电京交法院公开审判”，给胡顺手人情。
罗文干没有马上转蒋介石的电报给胡适，目的希望胡适来南京，可胡适一直没有去。
这段时间胡适在京忙着演讲，他说，陈独秀把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
一日，北大蒋梦麟校长来探监，带了一兜子水果和几部小说。
他说：“报上讲你想看《水浒传》，我便找了几部小说带来。
陈独秀感激地说：“谢谢你这么细心，我整日闷在这里，只希望早日公审。
蒋梦麟说：“孟真、叙雅、启明、兼士都向你问好。
陈独秀说：“这次又连累许多老朋友，我这个人，总是给老朋友带来麻烦。
蒋梦麟问：“什么时候公审？”“大约是下月底。
“近来身体怎么样？看你脸色，似不怎么好。
陈独秀说：“胃不好，只喝稀饭，想吃肉和饭，可是不行。
“买药可方便？”“看守所条件还好，我住的是牛兰住过的病号室，吃药不难，平时还可以散步，随便与看守人交谈。
以后判了刑，怕没有这么自由了。
江宁地方法院候审（2）
蒋梦麟安慰他说：“你想宽些，以你的情况和外间评论，你的罪或不至重，关几年，放出来就好了。
报纸刊登蔡元培、蒋梦麟援救陈独秀的谈话后，《大公报》载文认为，蔡元培等人“矜怜耆旧，爱惜人才”的话，是“多此一举”，陈独秀“是一个领袖，自有他的信仰和风格……
大家应当成全陈独秀”。
《红色中华》41期发表文章说：“陈独秀叛党以后，投降到资产阶级去作走狗，充‘反共’先锋，这个我们并没有污蔑他，他的老同事蔡元培、蒋梦麟都替他老实不客气的说出来了。
陈案审判在即，蔡元培介绍了汪有龄律师，胡适介绍了刘律师，陈独秀自己定了章行严和彭律师。
陈独秀对段锡朋说，请律师过多，易引起外间注意。
因为没有纸笔，陈独秀请段锡朋代为致函给胡适，不烦他们再请律师了。
经段锡朋等说情，看守所允许陈独秀写信。
陈12月1日给胡适写信叙述狱中候审情况。
他希望胡适给他借英文版的亚当·斯密的《原富》等书。
同时劝胡适专心做学问，“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
他听到了社会上关于胡适要从政的传闻。
谈到自己的将来，陈独秀写道：“我以为也许还是大辟爽快一点！”当时胡适在武汉、长沙等地演讲，没有马上答复陈独秀。
陈独秀被捕，也引起了住在上海的鲁迅注意。
他于12月14日写《〈自选集〉自序》时，特地提到陈独秀和自己的早年交往：“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
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 1933年3月5日，鲁迅写《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直接提到陈独秀的名字：“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就在这个月，陈独秀接到江苏省高等法院对陈独秀等人的起诉书。
朱隽检察官在准备起诉书时翻阅了10箱材料。
他在《起诉书》中说：“陈独秀作为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一党之首脑，宣传共产主义，攻击国民党政府。
察该被告所为，仅只共产主义宣传，尚未达于暴动程序。
然以危害民国为目的，集会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宣传，则证凭确实，自应令其负责。
公审（1）
1933年4月14日上午9时，江宁地方法院在法刑二庭第一次开审陈独秀等人。
审判长胡善及推事、检察官、书记官五人升座，章士钊等5位律师入辩护席，然后带入陈独秀等10人。
闻讯前来参加公审各届人士百余人，挨肩擦背，挤满了旁听席。
留着短短胡髭的陈独秀面色红润，已无病容。
他被带进法庭后，四面瞻顾、神情自若。
审判长胡善问陈独秀姓名年岁籍贯等问题后，问：“对于红军主张如何？”陈独秀答：“红军为特别组织，要先组织苏维埃政府，照现在状况尚用不着红军。
胡问：“《告党内同志书》一文，内有共党领导实行暴动，曾有人写信去指说现在尚未至革命高潮，国民政府尚不能崩溃，是否是你作的？”陈答：“是有的。
胡问：“几时生病？”陈答：“去年8月。
“被捕10人中，有几人认得？”“以政治犯资格，不能详细报告，以政府侦探，只能将个人情形报告。
陈独秀答。
“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这是实事，不否认。
至于理由，可以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
（二）中国人穷至极点……
（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胡善对陈独秀的审讯，一直持续到中午11时33分。
旁听席上交头接耳、啧啧赞赏。
第二天，仍在原地审讯。
昨天审讯了陈独秀、彭述之、濮德治、宋逢春4人。
第二天审讯王子平、何阿芳、王兆群、郭竟豪、梁有光、王莹堂6人。
陈独秀在开庭初修正了一下昨日自己的答话，然后被带到庭外等候。
到了中午，陈独秀又被带到庭上。
胡善问：“托洛茨基派之最终目的如何，是否为推翻国民党，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答：“是。
胡善不再问陈独秀，转问彭述之去了。
4月20日第三次开庭，这是最后法庭审讯，允许律师辩护和陈独秀等人自辩，因此旁听的人特别多。
不少人从镇江、无锡、上海专程赶来旁听，法庭门厅、过道、窗外、记者席都站满了人，总计200多人。
审判长胡善等人上堂后，律师章士钊、彭望邺、吴之屏入律师席。
然后带入陈独秀等10人。
辩护开始，陈独秀对前几日审讯记录中托派最终目的问题作了修改。
问过其他人问题后，朱隽检察官宣布陈独秀法庭审问结论，说：“史托两派不同的地方……
都是内部问题……
目的都是共产，都是危害民国……
所以被告负有两个责任（一）组织左派反对派他是主脑，所以无论宣传命令，他都要负责，被告个人之言论著述，当然亦要负责。
（二）宣传部分，他们有一个系统，向一个目标进行，著作很多，被告当然亦要负责……
综合所述被告实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及第二条第二款。
下午1时45分，朱隽才宣布完毕。
胡善问：“是否尚有抗辩？”陈独秀说：“有抗辩。
他接着说：“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
孙中山、黄兴等，曾推翻满清政府，打倒北洋政府，如谓打倒政府，就是危害国家，那么国民党岂非已叛国两次。
旁听席上传出一阵阵哄笑声。
陈独秀将他反对国民党、反对国民政府三点理由详细地陈述了一遍后，说：“检查官之控告，根本不能成立，应请庭上宣判无罪。
这时，章士钊律师起身为陈独秀辩护，他认为陈独秀，第一，言论无罪；第二，行动无罪；第三，说叛国危害民国罪没有根据。
审判长问陈独秀与斯大林干部派何意见时，陈“惨然不答并求审判长勿复进叩党事，致陷彼于自作侦探之嫌”。
章士钊说，陈独秀“不得视为表里如一，首尾一贯之共产党……
托洛茨基派多一人，即斯大林派少一人，斯大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谓托洛茨基